张国刚品读《资治通鉴》：北朝第一名士的悲喜人生

2017年11月23日 11:25:08
来源：凤凰国学作者：张国刚

北魏（386-557）早期的历史，从道武帝拓跋珪（371-409）的建国开基，历明元帝拓跋嗣（392-423）的整固发展，到太武帝拓跋焘（408-452）的扩张并最终统一北方，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北魏（386-557）早期的历史，从道武帝拓跋珪（371-409）的建国开基，历明元帝拓跋嗣（392-423）的整固发展，到太武帝拓跋焘（408-452）的扩张并最终统一北方，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其中每一步都有汉族士人的贡献。清河崔浩（？-450）历仕三朝，是北魏早期发展历史中，占有重要分量的一个人物。崔浩之死，不仅是个人政治生涯的悲剧，也是北魏早期历史发展中诸多矛盾的反映。

北魏与后秦、赫连夏等国并立形势图

一、崔浩的家世与北魏的开国

北魏的开国君主魏道武帝拓跋珪，趁淝水之战后，前秦分崩离析之际，于386年重建代国，不久改国号大魏。拓跋珪少年英雄，智勇兼备，灭后燕，拓疆土，雄才伟略，英勇善战，却染上了魏晋人的富贵病，喜食寒食散。寒食散是一种从矿物质中提取的毒品，《千金方》里有此一药，食者不仅形成药品依赖性，而且病发时会让人产生幻觉，行为乖张，性格多疑。拓跋珪发病，性格烦躁，忿怒无常，总是担心周围的人会谋害他，或数日不食，或彻夜不眠，整天自言自语地唠叨，平生有哪些成败得失。他在听取百官奏事的时候，会突然想起其过往缺失，立即命左右拖下杀死，呈尸于寝宫天安殿前。“是时，群臣畏罪，多不敢求亲近，唯著作郎崔浩恭勤不懈，或终日不归。”崔浩与其父吏部尚书崔宏一样，“未尝忤旨，亦不谄谀，故宏父子独不被遣。”

崔宏家族世代与十六国政权打交道，“祖悦，仕石季龙，位司徒右长史。父潜，仕慕容暐，为黄门侍郎。并以才学称。”崔宏本人号为神童，在前秦苻融帐下，“出总庶事，入为宾友”，后又事后燕慕容垂。拓跋珪灭后燕，崔宏归附北魏，参与制度草创，是真正的北魏开国元勋，大魏的国名，第一次被用于对东晋的交往，就是崔宏所定。

在父亲崔宏还是朝廷红人的时候，崔浩以工于书法，被召为左右。拓跋珪因为狂怒暴躁，被次子拓跋绍所杀。409年，太子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崔宏累官至天部大人（相当于六部尚书中的吏部尚书），以赠司徒去世，子崔浩袭爵白马公，并升任为博士祭洒。崔浩为拓跋嗣讲解《易》及《尚书·洪范》。拓跋嗣十分神往，因而向崔浩询问有关天文、术数方面的事，“浩占决多验，由是有宠，凡军国密谋皆预之。”（《资治通鉴》卷116）

崔浩懂术数占候，运用占候帮助北魏君主决策，是他机智的表现。415年，朝廷讨论天灾迁都的问题。

北魏因连遭霜旱，粮食短缺，云、代一带闹饥荒。专司天文历法的太史令王亮、苏坦向拓跋嗣建言：“按谶书，我大魏国当建都于邺城，可得丰乐。”迁都是件大事，拓跋嗣以此问群臣，博士祭酒崔浩、特进周澹提出反对：“迁都于邺，可以救今年之饥，非久长之计也。”为什么呢？

“山东之人，以国家居广漠之地，谓其民畜无涯，号曰‘牛毛之众’。今留兵守旧都，分家南徙，不能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情见事露，恐四方皆有轻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疾疫死伤者必多。”“又，旧都守兵既少，屈丐（拓跋嗣贬称赫连勃勃为屈丐）、柔然将有窥窬之心，举国而来，云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险，难以赴救，此则声实俱损也。”

反对的理由共三条，完全跟天象谶纬无关。

第一是，迁都于南方，会使鲜卑拓跋部人口稀少的劣势暴露无遗，“情见事露，恐四方皆有轻侮之心”。北方少数民族能够统治中原，就是因为其部落有组织，汉地民众在国家政权瓦解之后，就很难被组织起来。而之所以难以被组织起来，原因之一就是信息不对称，恐惧凶悍的游牧民族，谓其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一旦露馅，四方必然有豪杰出来组织造反。第二是，北地民众迁徙到山东，不服水土，疾病死伤必多。第三是，旧都守兵少，北边柔然等部族觊觎南侵，云中、平城必危，恒、代之间相隔千里，道路险阻，恐怕难以相救。这样真是声势俱损了！

相反，我们现在据守北边，山东有变，轻骑南下，山林沟壑之间，“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尘慑服，此国家所以威制诸夏也。”等待来春草生，乳酪将出，兼以菜果，得以秋熟，则事济矣。拓跋嗣问：如今仓廪空虚，无以待来秋，若来秋又饥，将若之何？崔浩问答说：目前宜简择饥贫之户，使就谷山东，以解燃眉之急；若来秋复饥，当更图之，但方今不可迁都耳。于是，拓跋嗣采纳了崔浩的建议，鼓励耕种，劝课农桑。次年丰收，民遂富安。（《资治通鉴》卷117）

崔浩的主张，首重国家安全，政权巩固。天象谶纬，提都不提。

二、神奇占星术折服了明元帝

然而，崔浩获得北魏高层的认同，确实与他神通广大，善于阴阳占候有关。当年后赵石虎奉佛图澄为军师，迷信色彩浓厚，拓跋嗣信的是神秘的占星术。

史家称赞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魏书·崔浩传》）崔浩的星占术，就是善于把天象与人事相结合。“浩善占天文，常置铜铤于酢器中，夜有所见，即以铤画纸作字以记其异。”夜有所见，记其所思，贯通天人，不完全拘泥于天文表象，这就是崔浩星占术的过人之处。这与他的同僚下属高允完全不同，“允虽明历，初不推步及为人论说”。（《资治通鉴》卷123）

试举一例。有一年，皇宫里无由头地发现了一只兔子，经调查，兔子绝对没有可能混进宫中，大概门禁的卫士也不敢说自己曾经打盹，拓跋嗣让崔浩推算一下，兔子怎么混进宫中的。偌大的皇宫，怎么会有兔子进来？这样的破事居然让军师去算，说明拓跋家族迷信到什么程度！还是崔浩脑子转得快。“当有邻国贡嫔嫱者，明年（415）姚兴果献女”。

十月初二，后秦国西平公主出嫁魏国，拓跋嗣以后礼纳之。这一年，拓跋嗣虚岁18岁，秦女铸金人不成，乃以为夫人，“宠遇甚厚”。国君娶妻，乃是大事。后秦姚兴为了安排好后事，要稳定与北魏的政治关系，乃嫁公主给拓跋嗣，这种事情一定不是心血来潮，要协商、谋划很久，参与机密的崔浩，定然预知。读者至此，对于崔浩的星占和料事如神，当可莞尔。

娶秦女之后数月，魏太史奏：“荧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于法当入危亡之国，先为童谣妖言，然后行其祸罚。”拓跋嗣召名儒十馀人，使与太史议荧惑所诣，崔浩对曰：“按《春秋左氏传》，‘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阴云；荧惑之亡，当在二日。庚之与午，皆主于秦；辛为西夷。今姚兴据长安，荧惑必入秦矣。”其他人都忿怒地说：“天上失星，人间安知所诣！”崔浩笑而不应。后八十馀日，荧惑出东井，留守句己，久之乃去。后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谣讹言，国人不安，仅隔了一年，后秦为东晋所灭亡。“众乃服浩之精妙。”

417年，东晋权臣刘裕，趁后秦姚兴死亡不久，新君姚泓暗弱，发兵大举伐秦。后秦遣使求救于魏，毕竟是姻亲嘛。拓跋嗣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众人皆曰，潼关天险，刘裕以水军攻之，甚难；若晋军登岸北侵，其势便易。所以，刘裕声言伐秦，其志难测，也许目标是冲我大魏而来。再说，后秦与我，婚姻之国，不可不救。宜发兵断河上流，阻止刘裕，勿使得西。

刘裕灭后秦之战

长安、洛阳是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区，收复北方，首要目标是建都长安的后秦，认为刘裕会攻打建都平城的北魏，确实是皮相之论。博士祭酒崔浩的见解独树一帜，就是基于这种基础判断。

崔浩分析说，刘裕要攻打后秦谋划已久。今姚兴死，继任姚泓怯懦无能，国多内难。刘裕乘其危而伐之，志在必取。我们不必招惹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敌也。”如今柔然寇边，民食缺乏，若复与刘裕为敌，非良计也。不若借给晋兵黄河水道，任其西行伐秦，然后屯兵以塞其东归之路。“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进一步说，南北生活习惯很不同，即使我们放弃恒山以南，刘裕必不能以吴、越之兵与我争守河北之地，何必担忧！“夫为国计者，惟社稷是利，岂顾一女子乎！”拓跋嗣总体采纳了崔浩的方针，同时派长孙嵩督山东诸军事，又遣振威将军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将步骑十万屯河北岸，以为预备。

此后，拓跋嗣多次与崔浩研讨刘裕北伐形势，或在侍讲之时，或在朝堂之中，崔浩条分缕析，鞭辟入里。

拓跋嗣问：“刘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崔浩认为必克无疑。首先，他肯定刘裕的才华，认为后秦主姚泓不是其对手。还说，刘裕白手起家，其才能过人，在慕容垂之上。其次，他不赞成拓跋嗣趁刘裕北伐之际南征的想法，理由是：大魏之西有屈丐（拓跋嗣贬损赫连勃勃的称呼）夏政权，北方的柔然，总是伺机犯境；长孙嵩长于治国，短于用兵，不是刘裕的对手。崔浩更有远见地提出，刘裕不可能留居关中，他的目的只是打出声望，回到东晋后必将篡位，即使他留兵屯驻，关中也必然守不住。“愿陛下按兵息民，以观其变，秦地终为国家之有”，我们就等待时机好了！（《资治通鉴》卷118）

崔浩还谈了他对最近国际时局的看法：“臣尝私论近世将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辅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刘裕之平祸乱，司马德宗（晋安帝）之曹操也。”至于屈丐（赫连勃勃），崔浩认为，其“乘时缴利，盗有一方，结怨四邻。撅竖小人，虽能纵暴一时，终当为人所吞食耳。”拓跋嗣大悦，两人语至夜半。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对国际形势的总体把握，崔浩解析天象人事，就能自出杼机，理论联系实际，高人一筹。最让拓跋嗣心折的是对刘裕篡位的预测。刚才的分析中，崔浩已经预测刘裕就是当今的曹操。这对于崔浩来说，不难预测，对于拓跋君主则未必。

418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经北斗，络紫微，八十馀日而灭。”魏主拓跋嗣召诸儒、术土问之曰：“今四海分裂，灾咎之应，果在何国？朕甚畏之。卿辈尽言，勿有所隐！”群官都推崔浩出来应对，崔浩曰：“夫灾异之兴，皆象人事，人苟无衅，又何畏焉？昔王莽将篡汉，彗星出入，正与今同。国家主尊臣卑，民无异望，晋室陵夷，危亡不远；彗之为异，其刘裕将篡之应乎！”众无以易其言。两年之后，刘裕果然废晋受禅，魏主派人专门把崔浩请来，说，你当初预测的事完全应验啦！我终于相信天道的神秘了。（《资治通鉴》卷119）

三、辅佐魏太武帝成就霸业

423年，拓跋嗣去世，太武帝拓跋焘登基。北魏进入大规模统一时期。崔浩是拓跋焘最重要的谋臣之一。灭赫连夏、破柔然、灭北凉，最终完成北方的统一，崔浩谋划决策，运筹帷幄，往往引占星术佐助自己的论证，深获太武帝信任。

第一大仗是灭赫连夏，又称胡夏。

赫连勃勃，本姓刘，是匈奴贵族刘北辰之子。以统万城（今陕西榆林靖边县）为都城，建立夏国。刘裕退兵后，曾攻入长安。425年，夏世祖赫连勃勃（381-425）死，其子赫连昌（？-434）即位。胡夏政权成为北魏选择的打击目标。“魏主闻夏世祖殂，诸子相图，国人不安，欲伐之。”

此时，北魏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柔然的战事并未了结，大将长孙嵩（358-437）等担心，如果夏国坚城固守，以逸待劳，柔然大檀（？-429）可汗闻之，乘虚入寇，将十分危险。崔浩又搬出星象说事，“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钩己而行，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于西伐。天人相应，不可失也。”拓跋焘完全采纳了崔浩的意见，遣司空奚斤（369-448）等两路人马分别袭击蒲阪（今陕西永济市）和陕城（今河南三门峡西），赫连昌企图联络柔然负隅顽抗，仍然不敌北魏的进攻。427年七月，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军力战攻入统万城，消灭了夏国。

第二大仗是破灭柔然。

柔然，北魏蔑称蠕蠕，或谓东胡之苗裔，或称匈奴之别种，是鲜卑拓跋部崛起时北方草原的劲敌，明元帝时曾修筑长城以御之。魏太武在击破胡夏、北燕过程中，都要分兵防备柔然。429年，魏太武帝决心讨伐柔然。临行前，治兵南郊，举行祭天典礼，誓师大会。“内外群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太武帝拓跋焘乳母窦氏）固止之，独崔浩劝之。”

反战派推出太史令张渊（《北史》避唐讳作张深）、徐辩为代表，称述不宜出征的理由。张、徐二人过去是赫连夏主管天象的官员，是星占术方面的专家，他们说，今岁月食，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即使克敌，于主上也不利。他们的看法得到群臣的唱和，说张渊当年曾经谏苻坚南伐，所言无不中，不可违也。拓跋焘有些犹豫不决，敦请崔浩与张渊等当面辩论。都是士人，都懂天文星象，崔浩号称博学，可张渊等却是专家。

崔浩对于张渊、徐辩的诘难，首先从星象开始：“阳为德，阴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则肆诸市朝，大则陈诸原野（即发动战争）。今出兵以讨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窃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掩昴，至今犹然。”这种天象意味着什么呢？“其占（“占”指这种星象所指示的征兆），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在占星术上，昴宿（旄头）的图像是一个鸡头将军，故此处崔浩说，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北方游牧民族泛称），旄头之众也。愿陛下勿疑。”

张渊、徐辩的失误在于，他们没有与崔浩在星象学上死磕，而是迅速转换主题，说：“蠕蠕，荒外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劳士马以伐之？”

这下子，崔浩心底发笑了，回击说：“渊、辩言天道，犹是其职，至于人事形势，尤非其所知。此乃汉世常谈，施之于今，殊不合事宜。何则？蠕蠕本国家北边之臣，中间叛去。今诛其元恶，收其良民，令复旧役，非无用也。”

崔浩又紧逼一步说，世人皆谓张渊、徐辩通解数术，明决成败，臣请试问之：两年前夏国都城统万未亡之前，你们作为夏国的天文专家，是否看出了败征？若其不知，是无术也；若知而不言，是不忠也。当时胡夏亡国之君赫连昌就在辩论现场，张渊等确实未尝预言，惭不能对。这样的诘难，虽然使魏太武帝拓跋焘乐开了怀，也显示出崔浩的伶牙俐齿，争强好胜，总有些不够厚道。

朝议会后，公卿或担心地对崔浩说：“今南寇方伺国隙，而舍之北伐；若蠕蠕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强寇，将何以待之？”崔浩说不先破蠕蠕，则无以待南寇。当年以刘裕之雄杰，吞并关中，留其爱子，辅以良将，精兵数万，犹不能守。“况义隆今日君臣非裕时之比！主上英武，士马精强，彼若果来，譬如以驹犊斗虎狼也，何惧之有！”柔然恃其绝远，以为我们力不能制，对我们的突袭没有防备，“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钞。今掩其不备，必望尘骇散。”短暂辛劳，换来的是永久安宁，此等时机，决不可失！“今上意已决，奈何止之！”（《资治通鉴》卷121）

拓跋焘亲征，分道奇袭，柔然遁走后，魏兵舍弃辎重，轻兵追击，直抵栗水（今黑龙江呼伦湖之流克鲁伦河），大胜而归。魏军凯旋，回到平城，太武帝拓跋焘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绵延三千里，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从此之后，“魏之民间马牛羊及氈皮为之价贱。”

第三仗是灭北凉。

北凉（401-439为匈奴支系卢水胡人沮渠蒙逊（366-433）创立，是十六国中的一个小国。北凉一直称臣于北魏，沮渠氏与拓跋氏也是姻亲关系。433年，沮渠牧犍（？-447）继位，魏太武帝欲讨之，先问崔浩。崔浩主张出其不意往击之！“今出其不意，大军猝至，彼必骇扰，不知所为，擒之必矣。”拓跋焘称善！

大将奚斤等三十人联合反对，提出了两条反对意见。一个是不必要，西陲下国，职贡不乏，朝廷待以籓臣，妻以公主，罪恶未彰，何必动武；另一个是不值得，其地卤瘠，难得水草，大军既至，彼必婴城固守，攻之不拔，野无所掠，此危道也。反战派中的尚书李顺，与崔浩为姻亲，出身赵郡李氏家族，曾多次出使北凉，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力证其地皆枯石，绝无水草。“环城百里之内，地不生草，人马饥渴，难以久留。”坐实奚斤等的意见不虚。

是任其为朝贡之国，还是攻取为郡县，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不言自明。因此，对于第一个理由大家不再坚持，于是“彼无水草”，就成为最主要的反对理由。

崔浩不愧号称博学，他引《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畜何以蕃？又，汉人怎么会在无水草之地筑城郭、建郡县？再说，如果积雪融化之后，仅能收盖住尘土，如何得以通渠溉灌？这不是明摆着在欺瞒真相吗？李顺坚持说：“耳闻不如目见，吾尝目见，何可共辩”崔浩厉声谴责：“汝受人金钱，欲为之游说，谓我目不见便可欺邪！”双方已经撕破了脸面。拓跋焘始终在会场之外隐蔽处听着，听闻至此，乃出来会见，辞色严厉，群臣不敢复言反对。（《资治通鉴》卷123）

及至攻下北凉，魏太武帝见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城外水草丰饶，由是恨李顺，谓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验矣。”崔浩回答：“臣之言不敢不实，类皆如此。”魏太武帝讨伐凉州之前，太子拓跋晃也有疑虑。于是，太武帝特定写信给太子晃说：“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大漠中，其间乃无干燥之地”，太子，你就放心吧！

439年，魏太武帝大军攻破姑臧（今甘肃武威）城，灭北凉，沮渠牧犍被擒，北魏终于统一了北方地区。

由于屡建其功，拓跋焘对崔浩的欣赏，无以复加，可以称之为北魏第一名士。皇帝到崔浩家就像朋友串门一样，询问灾异之事。有时仓猝之际，崔浩不及束带；有时恰逢用餐，有什么吃什么，虽非精美之食，拓跋焘必为之举箸，或临走时站着尝一口，以示关系亲密。

拓跋焘还引崔浩出入卧内，说：“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尽忠规谏，勿有所隐。朕虽或时忿恚，不从卿言，然终久深思卿言也。”这番的意思很明白，我有时候脾气不好，你不要见怪，不要因此而噤口不言。

他指着崔浩，对新归附的高车渠帅说，“汝曹视此人纤细懦弱，不能弯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怀，乃过于兵甲。朕虽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决，前后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书曰：“凡军国大计，汝曹所不能决者，皆当咨浩，然后施行。”

431年，九月，拓跋焘下诏，以太尉长孙嵩为柱国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崔浩为司徒，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为司空。长孙道生清俭廉洁。宫廷歌者唱道：“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这个歌词是拓跋焘拟定的。

河西王沮渠蒙逊遣尚书郎宗舒等入贡于魏，拓跋焘宴会上，拉着崔浩的手，对宗舒等人说：“汝所闻崔公，此则是也。才略之美，于今无比。朕动止咨之，豫陈成败，若合符契，未尝失也。” 魏太武帝请崔浩主持编修《国史》，也体现了对崔浩的信任。

四、崔浩为何被杀？

崔浩的仕途，在魏太武帝时期，官至司徒，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却也是在此时期被太武帝所杀，而且满门抄斩。死后不到两天，太武帝就颇带悔意地说，崔司徒死得可惜。

其实，拓跋焘即位之时，崔浩的命运就有一些波折。《魏书·崔浩传》称，“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群议，故出浩，以公归第。及有疑议，召而问焉。”《资治通鉴》记载这件事的时候，没有“忌浩正直”四字，而且置于“尤不喜佛法，曰何为事此胡神”之后。（《北史·崔浩传》）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崔浩得罪人不少，包括佛教信仰的上层人士。

崔浩究竟得罪了谁？

崔浩在同僚之间说话，语气比较冲，比较傲。包括对待胡族将领。他说长孙嵩长于治理，拙于用兵，可是，长孙嵩是北魏的名将，这话传到他耳朵中，能高兴吗？崔浩对太子晃也不放在眼中。《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尝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

太子拓跋晃反对说：“先征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宜先补郡县，以新征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太子晃的意思是，此前所征的士人（大约就包括高允等）任职时间长，应该先补州郡之职，新征之士应该先担任郎吏等辅佐官吏，以为担任郡守这样的亲民官，应该有一定的从政经验。但是，崔浩“固争而遣之。”

北魏时期壁画

这件事的背景是，随着北魏对于北方统一的完成，很多地方郡守之类的文官，需要汉族士人出任，方便统治汉地百姓，那些已经在政府任职的先征官员，与拓跋政权已经有很好的磨合，多少也有一定的合作经验，太平真君四年（443）十一月，太武帝下诏，令皇太子副理万机，总统百揆。崔浩无视太子的权威，“固争而遣之”，实在是忘记了自己的本分。难怪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390-487）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 （《资治通鉴》卷125）高允的意思是，崔浩的主张本来就不对，却要与太子晃争强好胜，恐怕没有好下场啊。

在汉族门阀中，崔浩也树敌甚多。

赵郡李顺，同为士族高门，且是其姻亲。426年，平定西夏时，拓跋焘欲以中书博士李顺总前驱之兵，访于崔浩，崔浩说：“顺诚有筹略，然臣与之婚姻，深知其为人果于去就，不可专委。”太武帝听从了崔浩的话。“浩与顺由是有隙。”（《资治通鉴》卷120）

神麚四年（431年），魏主诏曰：“今二寇摧殄，将偃武修文，理废职，举逸民。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颍、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易》曰：‘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如玄之比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遂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差次叙用。

于是，崔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卢玄止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有几人！宜加三思。”崔浩不从，“由是得罪于众。”这个“众”是多少人？从崔浩被杀，几乎无人为其缓颊来看，崔浩其实已经在汉族儒士中很孤立。至于他是如何为汉族士人家族定流品高下的？我们现在没有材料加以证明，但是，从其敢于出于一己之私，与太子晃争执士族官员的任命上看，大约确实如高允所言，“私欲没其廉洁，爱憎蔽其公直”。

在攻打柔然的问题上，与汉族出身的大将刘洁发生冲突，互相攻击，最后以刘洁的被罚而告终。《魏书·刘洁传》说，刘洁“朝夕在枢密，深见委任，性既刚直，恃宠自专。世祖心稍不平。”又说，刘洁“既居势要，擅作威福，诸阿附者登进，忤恨者黜免，内外惮之，侧目而视。” 刘洁最后以谋反处死。崔浩其实也犯了与刘洁同样的错误。

北魏前期的政治制度，虽然到了太武帝时期，由于版图的扩张，带来了治理的复杂性，汉人参掌机密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总体而言，汉族士人依然是参划谋议的角色。神麚四年（431）广征士人入朝，范阳卢玄、渤海高允等三十五人，无一人任要职，即使是身为司徒的崔浩，虽获宠任，手中毫无实权。但是，随着魏太武帝的宠任加深，崔浩就有一些飘飘然了。

崔浩侄女婿王慧龙，出自太原王氏，东晋末被刘裕满门抄斩，辗转来到北魏。在崔浩的策划下，弟崔恬以女妻之。太原王氏家族素有齄鼻（酒糟鼻），江东谓之“齄王”。崔浩一见王慧龙的大红鼻子，夸赞说：“确实是太原齄鼻王，真是贵种啊！”在朝廷公卿中逢人就夸赞不停。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对魏太武帝抱怨说，崔浩“嗟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惹得魏太武帝大怒，特地把崔浩找来责难一顿，“浩免冠陈谢得释”。王慧龙因此被压着不予以重用。此可以事看出太武帝对于汉人的疑忌。

崔浩最后栽更头是在《国史》案上。

北魏的秘书监是一个学术机构，其下著作局主掌著述之事。有两位著作令史（秘书）闵湛、郗标很会巴结崔浩，崔浩曾注《易》及《论语》、《诗》、《书》，水平如何，不得而知。这两位下属上疏皇上说，“马（融）、郑（玄）、王（肃）、贾（逵）所注经书，不如崔浩之精微，请收缴境内诸家所注经书，向全国颁发崔浩所注，令天下习业。并请求，国家正式命崔浩继续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这不是明明给崔浩抬轿子么！官做大了，学问也就大了！马融、郑玄、王肃、贾逵，是东汉以来最著名的经学家，都不如崔司徒的经学水平？这种拍马屁的言论，崔浩很受用，向朝廷推荐闵湛、郗标有著述之才。拓跋贵族大概不一定完全能搞清经书著述的优劣，可是汉族士人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故高允说：闵湛、郗标干的这种事，恐怕会给崔大人找麻烦啊！这两位马屁精还建议把崔浩主持修撰的《国史》刊刻于石碑，以彰显直笔。石碑立于郊祀祭坛之东，方圆百步，费功浩大。“浩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列于衢路，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北人忿恚什么？“暴扬国恶”啊！把鲜卑族旧日的落后习俗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已经比较熟悉汉文明的鲜卑高层来说，对此已经高度敏感。也就是说汉鲜之间的民族矛盾，以这种方式暴露出来。之前，在北方统一战争中，鲜卑高层还需要汉族士人为其谋划统筹，如今天下初定，对于汉族士人的高调行为，必须打压，以儆效尤。崔浩的狂妄自大，招来杀身之祸，这是高允作为旁观者看得很清楚的。

但是，问题还不至于如此简单。从牵连到案情中高允的话来说，“浩之所坐，若更有馀衅，非臣敢知；若直以触犯，罪不至死。”如果只是书写国史的问题，罪不至死。那么还有什么“余衅”呢？高允说：“崔浩辜负圣恩，以私欲没其廉洁，爱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言国家得失，此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可见，崔浩有贪腐和枉法（爱憎蔽其公直）等罪。

公元450年，农历六月初十，平城的夏天，依然寒冷，崔浩的宗族及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被夷族，其余被杀者数百人。在押送崔浩赴城南行刑的槛车上，卫士数十人往崔浩头上溲尿，呼声嗷嗷，闻于行路。两天之后（六月初十二日），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巡阴山。既诛崔浩而悔之，说“崔司徒可惜！”（《资治通鉴》卷125）

老子说，天欲其亡，必令其狂！不能说崔浩不懂政治，不能说崔浩不懂谋略。但是，政治有不同的层面，谋略有不同的侧面。崔浩懂得谋事，不完全懂得谋身。谋身不是说要为自己的私利打算，相反，崔浩就栽在私利私愤，障蔽了自己的眼光和判断力。谋身的最大保障是既明且哲，审时度势，仁爱待人，知进知退；越是在官运亨通的顺境中，越不要忘乎所以！崔浩倚仗皇帝的宠任，专权狂傲，死于非命！诚如史家所言：崔司徒可惜！

专栏作者：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

《张国刚品读<资治通鉴>》专栏简介：

毛泽东云：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

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货殖列传》，阅尽人间百态；《刺客列传》，沉郁凄美，荡气回肠。《史记》不虚美，不掩恶，尽显真精神。

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钟长鸣、读史明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赤子之心淋漓尽致。

如果说《史记》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那么《通鉴》则体现了儒家的使命和责任。鉴于《资治通鉴》用294卷的篇幅，记载了战国之赵宋建立前1362年的历史（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涵盖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其内容之深厚、史实之繁复，则是《史记》所不能比的。

我们的读史，选择了《资治通鉴》。

上起公元前403年，下迄公元959年，一千三百多年间华夏大地究竟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的历史？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只是执政者“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治国宝典吗？普通人如何从这部煌煌大著中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领略中华文化的深沉智慧？应凤凰网国学频道邀请，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先生开辟《品读<资治通鉴>》专栏，为我们作详细解读。

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读史之旨趣，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这个“道”是什么呢？如何去达到这个“道”的境界呢？是司马迁的无拘无束，还是司马光的家国情怀，这则是可以任由读者诸君去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