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的大幸，国家的大不幸

原标题：林则徐的大幸，国家的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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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科书的红黑榜上，在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排在红榜第一的自然是民族英雄、禁烟斗士林则徐，而他的对面是被钉在耻辱柱上的民族败类、卖国贼、奸臣琦善。

天朝与英国第一次交战以失败而告终。举国上下基本都把失败的原因归为琦善代替林则徐——林则徐是坚定的主战派、琦善是懦弱的主和派，如果不是琦善取代了林则徐的指挥官位置，天朝士兵一定不会节节败退，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这样斩钉截铁的结论，随着一代又一代教科书的绵延而流传至今。

然而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林则徐根本无力阻止天朝的溃败。而琦善与林则徐不一样，他是坚决主和的。

历史学家蒋廷黻更认为：琦善堪称近代以来的第一位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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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源于天朝的禁烟政策。当时禁烟有两派：一派是弛禁派，主张从实情出发，收取高额关税再自己种植鸦片，以结束白银外流的贸易逆差局面；一排是严禁派，主张杀无赦斩立决，鸦片一律销毁、吸食者一律咔嚓。

天朝总指挥道光皇帝被严禁派的一句话深深打动：“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句话正是出自林则徐的笔下。所以深以为然的道光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鸦片走私猖獗的广东禁烟。

林则徐以能吏闻名，他到广州之后，以断绝外商食物饮水供给、威胁人身安全的方式，迫使鸦片商交出了所有鸦片，然后来了一次漂亮的虎门销烟。但问题在于英国政府对此表示了强烈抗议，他们认为对英国臣民的此种行为与向英国宣战无异，于是派遣了一支舰队，北上前往天津，想要找道光理论。

此时主管北京天津地区事务的直隶总督，正是琦善。他是满族正黄旗人，世袭一等侯爵，家世显赫，他自己能力也很强，是以一路青云直上，深受道光赏识。他在京畿地区禁烟，也是成绩斐然。他最初对于“夷人”的态度简单而坚决：来了就打，打得让他们连妈妈都不认得。

但载炮28门的英国军舰窝拉疑号轻而易举地就驶入了白河口，这让从普通一兵到琦善深感震动。他们原来以为英国军舰吃水深、无法进入中国内河，只能在海上耀武扬威。但目睹军舰在大沽口自由来去之后，他们知道：这表明英国军舰有足够的能力沿白河而上，直接炮击天津城——而问题在于天朝对此并无对策。

在白河口停留谈判期间，琦善受邀登上了一艘主力炮舰。就是这次礼节性的邀请，改变了琦善对于战争的态度。

在给皇帝的一份长篇奏折里，琦善详细汇报了他所判断的英国战力。他说英国的军舰都非常坚固，没有七八千斤重的大炮，根本打不穿。而他们的炮都是铜炮，炮弹可以达到28斤，这都是我方没有的利器。唯一能给他们造成威胁的只有大炮，可目前最管用的大炮，居然还是明朝时在山海关设立的那几尊炮。

参观完英国军舰后，琦善成为第一个对敌我实力和战争前景有清醒认识的天朝大吏，他的态度也由起初的主战变为主和。他那时就已知道：一旦开战，天朝必败无疑。

而林则徐对英国军舰的对策是：派遣水鬼凿船和用木制小船近战火攻。如果说琦善对形势不过是一知半解，林则徐基本就是无知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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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之前跟林则徐有过交待：鸦片不管怎么禁都没问题，千万不要给我搞事，国家没钱，不想打仗也打不起仗。如今英国舰队都开到天津来告御状了要求赔偿，道光一怒把林则徐革了职，改派琦善去广州跟英国谈判代表义律协商解决问题。

义律要求赔偿2000万元，琦善讨价还价降到600万元；义律还要求开放通商口岸、废除外商做生意必须通过中国商人的行商制度、以及割让香港等要求。这些要求琦善听在耳里心惊肉跳，但他不敢答应，更无权答应——最终决定权在道光帝。义律说，不答应就只有刀兵相见了。

道光听了琦善的汇报之后龙颜大怒，觉得这帮蛮横无礼的夷人简直太过分，不知天高地厚，还真当天朝这只老虎是病猫了。此时朝中主战派也一片鼓噪，说早就该给这帮夷人一点颜色瞧瞧了。从皇帝到大臣，一大群对世界形势、敌我实力一无所知的人都在高呼：要打、要痛打、要打得他们跪地求饶。

但只有极少数如琦善这样的人心里清楚：打不过。就在道光下旨给琦善不准再协商予以夷人迎头痛击的第二天，虎门炮台被英军攻陷。清军伤亡七百余人，英军受伤38人而无阵亡。

这是出乎包括林则徐在内的许多人的意料的。一直以来，天朝上下都坚定地认为英国人“不善陆战”，因为他们的膝盖不能弯曲，连下跪都不会。林则徐对高高在上的皇帝表示：英国人一打就倒，倒下就爬不起来，一个普通的百姓都可以从容地割掉倒在地上的英国士兵的首级。林则徐对接地气的普通百姓发布告：专打英国人的膝盖，那是他们的七寸。

但打败了总是要有人背锅的，国内舆论倾向于认为：虎门炮台之所以失陷，不是因为技不如人，而是因为有内奸破坏。内奸是谁呢？就是琦善这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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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善曾经指责林则徐：他在处置禁烟事务上的冒进和鲁莽，是造成英国人劳师远征的主要原因。现在战事不利，林则徐开始反戈一击了。

林则徐给朝中身居要位而且立场相似的高官写了不少的信，反击琦善对他的指控，同时声明恰恰相反：英国人一开始不敢进犯广州，是怕了他林则徐的凿船水手和火攻船。现在琦善倒行逆施，“懈军气，颓志气，壮贼胆，蔑国威。”总而言之，琦善是个吃里扒外的绥靖分子。

朝中大员纷纷为这样的言论点赞。以他们的认知能力，是不会相信严阵以待的我天朝士兵、竟会打不过人少力薄的区区英国远征军的。他们觉得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把英国人揍得哭爹叫娘才是。现在竟然打败了？一定是有内鬼破坏。林则徐觉得自己没有责任、天朝没有责任，责任在琦善。

琦善暂时没有精力理会这些，他那时要竭力把开战的英国人重新拉到谈判桌上来，争取息事宁人。此时义律提出了一份和约，要求割占香港、赔款600万元、平等的外交往来等。而琦善也收到了道光对于这份和约条件的答复：给我打，不准再谈，“朕志已定，绝无游移。”

不谈，打不过；要谈，那就是抗旨。琦善夹在受气的风箱中两头为难，最终他竟然作出了一个不顾身家和政治前途的选择：违旨前往虎门与义律再次谈判。最终双方促成了一个初步条约，即《穿鼻条约》，主要内容包括：香港割让英国但中国有税收管理权；赔偿600万元；两国今后以平等地位交往；开放广州贸易等。

这已经是琦善在当时的情况下，能为中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看看之后《南京条约》变本加厉的内容，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但英国外相巴麦尊不满意，认为得不偿失；而道光帝更不满意，认为丧权辱国。两国不约而同，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

于是道光把琦善撤职严办，抄家拿问；而英国则将战争威慑升级为了更上一层楼的局部战争。战争的结果，就是中国一败涂地，不得已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承受了比《穿鼻条约》更惨重的割地赔款的损失。

琦善被关进天牢的时候，可谓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朝廷认为他与英国人串通出卖国家，吃里扒外浑水摸鱼；英国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骗子，谈判桌上说话不算数；士大夫如左宗棠更是痛心疾首：如果不是琦善而是林则徐，哪会有失败嘛。

这样的结论一直流传到了教科书中。但教科书上没写的是：琦善在战后不久就被道光帝赦免，而且接着还做了两任封疆大吏。道光吃过亏之后才明白：琦善一力主和、努力谈判的选择才是最务实和正确的。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中国付出的代价是《南京条约》，而琦善付出的代价是背着秦侩式的骂名一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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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鸦片战争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战争，是一个工业社会国家对一个农业社会国家的必然胜利。一贯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的天朝既看不到武器装备和军事战术上的差距，更看不到制度上的优劣。

所以，其实不管是琦善还是林则徐，只要开战，天朝都是必败无疑的。和“卖国贼”琦善相比，或许只是林则徐的运气更好：他提前被罢免了。

历史学家蒋廷黻曾感慨：林若不被罢免，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名声大坏。但林则徐败了中国会加速求和，求和则损失可减少，而中国认清形势追求维新的速度会加快。之所以鸦片战争之后仍然一如从前，就是时人认为不是打不过，而是能打的林则徐没有机会。

结果就是，虽然这场战争战败了，但并没有打醒朝野上下。舆论普遍认为：战败是因为派上了秦桧式的琦善，而没有重用岳飞式的林则徐。一次战败不能让中国吸取教训，于是二十年之后又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参考：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蓝诗玲《鸦片战争》；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瞿巍《另一只眼看鸦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