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曼逝世十周年那个夺走了李安处子之身的人

2017年07月30日 11:48:18
来源：凤凰文化

10年前的今天，瑞典导演英格玛· 伯格曼去世。真正的电影爱好者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电影美学，他们不会轻信名家的推荐，对于媒体大肆宣传的当红导演也会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原文标题：那个夺走了李安处子之身的人| 伯格曼逝世十周年，来源于理想国imaginist

10年前的今天，瑞典导演英格玛· 伯格曼去世。

真正的电影爱好者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电影美学，他们不会轻信名家的推荐，对于媒体大肆宣传的当红导演也会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不过，即便是这些“把持得住”的影迷，碰到伯格曼，怕是也会在心里掀起层层波澜吧。

更何况——

在苏珊· 桑塔格眼中，伯格曼的作品足以让所有品味低下的知识分子汗颜；李安则将他与伯格曼的关系戏称为“他夺走了我的处子之身”；伍迪·艾伦更是认定伯格曼为“最伟大的导演”……盛誉之下，伯格曼变得面目模糊。而其自传《魔灯》的出版，恰好拉回了局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度情绪化的灵魂。在这个冷酷无情的世界里，他无法轻易地适应生活。

今天微信，是伍迪·艾伦为《魔灯》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也许看完了你也会同这位评论者一样感慨，一样疑惑：伯格曼到底是天才，还是一个疯子？

穿过黑暗的生活

文| 伍迪·艾伦（Woody Allen）

译| 康翀

天才之声：

“一天天，我被拖着、提着、痛苦地尖叫着送进教室。我对看到的一切都要呕吐，常常晕厥，失去了平衡的感觉。”

关于母亲：“我想去拥抱和亲吻她，她推开了我，扇了我一个耳光。”

关于父亲：“残暴的鞭打就是一个实证。……他动手揍了我，我也回敬了他一拳。父亲踉跄几步，最后坐在地板上呆住了。” “父亲的食道长了一个恶性大肿瘤，已被送进了医院，正准备动手术。母亲希望我能去看望他。我告诉她我没有时间，而且也不愿这样做。”

关于哥哥：“哥哥得了猩红热。（当然，我希望他死去。在那个时代，这种疾病是很危险的。）” “当哥哥开门时，我将玻璃水瓶往他头上砸去。玻璃水瓶砸得粉碎，哥哥应声倒地，血从头上一个裂口喷涌而出。大约一个月或更晚一些时候，他冷不防给我一拳，打掉了我两颗门牙。我的回报是，趁他睡着后，将油灯放在他的床边，油灯燃尽时烧着了被子。”

关于妹妹：“通常，我与哥哥总是敌对的，这次却和解了，我们一起谋划用种种方式去杀死这个讨厌的坏东西。”

关于自己：“在我一生中，曾有一两次萌生过自杀的念头。”

关于宗教家庭：“我们的成长过程大都建立在诸如做错事、认错、受惩罚、被宽恕和恩宠这样一些概念上……这一事实很可能造成我们对纳粹主义有惊人的接受力。”

最后，关于人生的总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无目的，人活着没有任何意义……人死了就化为乌有，从存在到不存在。”

在这种成长背景下，人不得不成为天才。否则只能沦为疯子，被囚禁在四面遍布加厚防护垫的小屋里吃吃傻笑。

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

“我初次观看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动机并不高尚”

我初次观看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动机并不高尚。事实是：当时我十几岁，住在布鲁克林，有消息说，某部瑞典电影会在我们当地的外国影院放映，片中有一个年轻女子全身赤裸地游泳。我很难得地在路边睡了一整夜，只为第二天能尽早买到前排的电影票。但是当《莫妮卡在夏天》在弗莱布许区的“宝石” 影院上映时，一个红头发、戴黑框眼镜的男生，却引导一群老年观众率先入座，以确保他们能坐到视野辽阔的上好座位上。

我不清楚是谁导演了这部电影，我也并不在意。讽刺、张力、德国表现主义风格、带有诗意的黑白摄影、色情化的施虐意味——那个时候的我对作品本身的力量并不敏感。在女主演哈里特·安德森（Harriet Andersson）脱下衣服的那一刻，我才回过神来。

当我初次接触到伯格曼的电影时，我并不知道，日后我会认定他是最伟大的导演。直到几年后，为了在晚上尝试些比迷你高尔夫球更刺激的活动，我和我的约会对象一起去看了一部叫做《小丑之夜》的影片。那时的我稍微年长了一些，开始对电影更感兴趣，而观影体验也无疑更加深刻。

《小丑之夜》

影片中德国风格的影响始终无处不在，在高潮部分则有一种可怕的、嗜虐的冲击感。尽管故事情节的重点不够突出，但作品天赋异禀，乃至于我双眼圆睁地坐了一个半小时。粗俗的丈夫去找寻他放荡的妻子，而后者正裸身在河水中戏水挑逗士兵。这个片段在镜头选择、剪辑节奏上如此出色纯熟，如此轻易地唤起观众的耻辱感和痛苦感，只有回溯到爱森斯坦那里，才能找到类似的电影创作力量。

顺便说一句，这一次我的确注意到了导演的名字，一个瑞典人的名字。而我，就像往常一样，把它记了下来，随后又忘记了。

在五十年代末，我带着前妻去看了那部虽然片名并不理想、却广受讨论的影片《野草莓》，才锁定了对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终身痴迷。从神秘梦境般的第一组镜头，直到最后一个平静的特写，我犹记自己嘴巴干涩，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谁能忘记这些图像呢？没有指针的时钟、突然卡住的灵车、刺眼的阳光、被自己的尸体拖进棺材时老人的脸。很明显，这是一位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大师，一位具有深刻关怀和智慧的艺术家，他的电影将被证明与伟大的欧洲文学不相上下。

《野草莓》剧照

在那之后不久，我又观看了影片《面孔》。它大胆地将克尔凯郭尔的某些理念予以黑白戏剧化，将它呈现为一个神秘的故事，并搭配以一种独创的、催眠的摄影风格，这种风格多年后在梦幻般的《呼喊与细语》中达到了顶峰。对克尔凯郭尔的参考恐怕会让这部电影显得太过枯燥、或者说教味太浓，不过请放心，如同伯格曼的大多数电影一样，《面孔》在影视圈内独树一帜。

“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电影界没有人像他一样全能。”

除了上述这些，伯格曼更是一个伟大的艺人、一个讲故事的人，或许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他永远不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无论要交流何种理念，电影都要让观众兴奋。

伯格曼的戏剧风格颇具灵感，老旧哥特风的灯光照明和风格化的构图，绮丽超现实主义式的幻梦和象征，这些运用都相当富有想象力。《假面》的开场蒙太奇，《狼的时刻》中的晚餐场景，以及《激情》——引人入胜的故事时不时被大胆打断,演员向观众阐述他们的角色意欲何为，这些时刻都凸显了高超的演技。

《第七封印》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我记得自己当年在老纽约客剧院观影时，观众并不怎么多。谁会想到这类主题会产生令人如此愉悦的观影体验呢？如果我向朋友描述了故事内容，然后试图说服他和我一起看片，会有什么帮助么？ “嗯，” 我说，“故事发生在瘟疫横行的中世纪瑞典，它探索了基于丹麦和某种德国哲学概念的信仰和理性的局限性。”几乎没有人会予以青睐。然而，惊人的想象力、悬念和天赋让一切问题烟消云散。人们全神贯注地坐在那里，如同一个个深陷悲惨童话故事里的孩童。

《第七封印》海报

死神的黑色身影突然出现在海滩上，准备夺人性命，而理性的骑士则向他挑战对弈象棋，试图拖延时间，来探索生命的意义。故事与不详的必然性纠缠在一起，而影像如此震撼人心！自我鞭笞的场景，火刑处死女巫的一幕（堪比卡尔·德莱叶），以及片末部分，死神与命定的众人共舞步入地狱，都堪称电影史中最令人难忘的镜头。

英格玛·伯格曼是多产的，他早期阶段之后创作的电影作品丰富而多样。他的痴迷从上帝的沉默，逐渐转移到试图理解彼此感受的那些痛苦灵魂之间的纠缠关系。(实际上，这些电影并不是伯格曼真正的早期作品，而应该算中期作品，因为他导演的很多部电影，直到他的风格和声誉获得肯定之后，它们才受到关注。这些早期电影还算不错，但相较于他之后的走向，却出人意料的循规蹈矩。）

伯格曼电影海报拼接

50年代的影响已经很好地与他的个人天赋相融合，而德国风格始终让他印象深刻。在他的作品中，我看到了弗里茨·朗、丹麦导演卡尔·德莱叶，以及契诃夫、斯特林堡和卡夫卡的影子。我对伯格曼的影片进行了分类：

▶《犹在镜中》、《冬日之光》、《沉默》、《处女泉》、《激情》等等，这些还算不赖；

▶《假面》、《呼喊与细语》、《婚姻生活》，以及我之前讨论过的一些作品，则是真正令人瞩目的大师杰作；

▶还有一些不怎么典型的影片，比如《耻辱》和《芬妮与亚历山大》，它们满足了某种特殊乐趣；

▶此外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失手拙作，比如《蛇蛋》或《面对面》。

然而，在伯格曼不甚成功的试验中，总还是有些令人难忘的时刻。例如:《接触》中那段描写偷情的亲密场景里，窗外传来的尖锐的电动圆锯声；以及《秋日奏鸣曲》中，英格丽·褒曼向她可怜的女儿演示，该如何弹奏钢琴前奏曲。伯格曼描绘的失败往往比大多数人的成就更有意思。此刻我想到的是《傀儡生命》和《排练之后》。

英格丽·褒曼，《秋日奏鸣曲》剧照

关于风格的一段题外话。

在电影中，发生冲突的主要舞台通常是外部的物理世界。多年以来，这都是毋需质疑的事实——看看闹剧、西部片、战争片、警匪片、黑帮电影和音乐歌舞片吧。然而随着弗洛伊德的革命性理念深入人心，最吸引人的冲突领域转移到了内部世界，电影也随之面临着一个问题：心灵是不可见的，如果最受关注的冲突发生在心灵和头脑中，那该如何进行表现？

伯格曼逐渐形成了一种讨论人类内心的风格，他在诸多导演中形单影只地在灵魂战场中展开了充分的探索。在男女演员为自己的痛苦挣扎之时，他泰然地把摄影机长时间对准他们的脸孔。出色的演员们居于大特写镜头中，尽管教科书并不认为这是种好的电影表现手法。对伯格曼而言，脸孔意味着一切。特写镜头，更多的特写镜头，大特写镜头。他创造了梦境和幻想，巧妙地将它们与现实融合在一起，让人类的内心感受逐渐曝露。

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

此外，大量沉默的运用也得到了惊人的效果。伯格曼的电影土壤与他的同代人相当不同，它与他所居住的岩石岛的荒凉海滩相匹配。他找到了自己的方法，用以展示灵魂的风景。(他说，他把灵魂视作一层薄膜、一层红色的薄膜，并在《呼喊与细语》中予以充分表现。) 他摒弃了传统电影情节的标准化要求，允许角色内部爆发战争，并赋予其强烈的视觉化效果。比如《假面》。

女士们先生们，除去上述这些之外，伯格曼拍片耗资很少，速度很快，电影的成本相当之低。相较于那些大量浪费胶片的剧组，伯格曼的小团队仅用一半的时间、十分之一的资金，就能拼凑出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此外，他自己也写剧本。你还能要求什么呢？意义、深度、风格、形象、视觉美感、张力、讲故事的天赋、速度、经费支出、多产、创新性，在这些方面他都无与伦比。因而我才会认为他绝对是最棒的电影人。或许其他导演在某个单一领域能超越他，但电影界没有人像他一样全能。

“好了，现在他的《魔灯》出版了。

我对每一页内容都照单全收。”

好了，现在他的《魔灯》出版了。书中有很多文字有关胃部问题，这也很有意思。这本书是随意的、轶事化的，而不是像传记一样按时间先后顺序来进行记叙。关于他如何起步、如何逐渐在瑞典舞台和银幕上占据主导地位，书中并没有长篇累牍的描述。

故事反复地来回跳跃，似乎取决于作者的个人意愿。其中也包括一些古怪的故事和悲伤的情绪。比如某个古怪的故事讲道:一个小男孩被锁在太平间里，被一个年轻女子的裸尸所吸引。再比如某种悲伤的情绪：“我和妻子生活亲昵，夫唱妇随，配合默契。我无法描述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某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终有一天，我们将会分开。上帝不会仁慈地把我们变成一棵遮盖农庄的大树。” 至于你确信伯格曼肯定会谈论的内容，比如他的电影，书中却省略掉了。

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

好吧，也许他并没有完全忽略它们，但考虑到他已经拍摄了40余部影片，它们被谈及的次数远比你期待的要少。在这本书中，有关他几任妻子的文字也并不多，尽管他曾经有过好几次婚史。(他也有很多孩子，然而他们也很少被提及。)其中包括丽芙·乌曼（Liv Ullmann），她和伯格曼一起生活了多年，和他共同养育了一个孩子，也是他影片中的巨星。总体来说，这本书并没用太多篇幅，来描写曾与他合作过的电影演员。

那这本书写了些什么呢？它披露了许多扣人心弦的真相，大部分都是关于伯格曼的童年，以及他的戏剧作品。有意思的是，在开拍之前，他会事先画出每一个场景的画面。另有一个感人的见证，讲述了他如何执导男演员安德斯·艾克（Anders Ek）。后者曾经出演了几部伯格曼的影片，在他患上白血病后，他利用自己对死亡的切身恐惧来塑造斯特林堡作品中的角色。

伯格曼热爱戏剧，这才是他真正的归宿。实际上，《芬妮与亚历山大》中温暖可亲的家庭并不真实存在，它意在象征戏剧。(书中并没有写到这一点，但我碰巧知道。) 伯格曼在书中也提到了自己的疾病：“我为某些无法确诊的病痛所苦，也根本无法真正决定，我是否想要活下去。” 至于他虚弱的身体机能：“我工作过的所有剧院，无论合作时间有多久，都为我配备了私人卫生间。”

伯格曼，《芬妮与亚历山大》拍摄现场

伯格曼的崩溃在书中也有所呈现，在有关所得税丑闻事件的记述中。这部分内容也很惹人关注。1976年，伯格曼被粗暴地从彩排现场抓走，并被带到警察总部，因为他对所得税的处理不当，他欠了政府一笔钱。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当人们雇佣一个会计的时候，总会假设他/她能妥善而光明磊落地处理好所有事情，却在不久后发现，他/她在没有理解、甚至没有阅读文件的情况下，就轻易地签署了它们。尽管事实上，伯格曼对故意欺诈和国家财富的事一无所知，却并不能阻止当局对他进行严厉而粗暴的处罚。结果导致伯格曼精神崩溃、住院治疗，之后又带着强烈的愤怒和屈辱感自我放逐到德国。

最终，书中所呈现的是一个高度情绪化的灵魂。在这个冷酷无情的世界里，他无法轻易地适应生活，但却非常专业而多产。无疑，他是戏剧艺术中的一位天才。在琼·泰特（Joan Tate）的英译本中，伯格曼文笔很好，乃至于人们经常被他的描述吸引而感动。我对每一页内容都照单全收，因为我对这位独特的艺术家怀有浓厚的兴趣，我很难相信他已步入古稀之年。在伯格曼的书中，他回忆自己在十岁之时，曾收到一盏魔灯，它在墙壁上投下种种斑驳光影。是这盏魔灯激发了他对电影的热爱，触及了他的情感深处。

如今，享誉全球的英格玛·伯格曼已经从电影界隐退。在书中，他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的座椅相当舒适，放映间里无比惬意。厅里的灯光逐渐黯淡，白色墙壁上开始浮现晃动的影像。在远离尘世的空间里，除了放映机微弱的转动声，一切都安静下来。人影开始活动，他们将脸转向我，督促我关注他们的命运。六十年过去了，兴奋感依然如故。”

李安谈伯格曼对自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