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13岁被抛弃卖作童养媳 30岁终获身份证

原标题：一个黑户童养媳的前半生：13岁被抛弃买卖，30岁终正了身

记者 明鹊

薛九兰常会问：我是谁？

17年前，她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中寨乡的村子里，叫做刘九兰，每天给一户姓刘的人家放牛、洗衣、做饭……“没读过一天书，也没有上户口”。也就是在那一年，薛坤把她带到湖南益阳武潭镇罗家坪村。

薛国光以为儿子会带一个丰满的女人回家，“介绍人带他去贵州找媳妇，当时花了八千块钱的聘礼。”没想到，薛坤（2007年过世）带回了一个13岁的“又黑又瘦”的小姑娘。

薛国光对来到家里的九兰很不满意，只得把她当成女儿带了几年，没想到后来真的成了女儿，并改姓叫做“薛九兰”。

九兰和“父亲”薛国光。本文图片作者均为鲁米

6月27日，雨过天晴，老屋的地面依旧有积水，因为屋顶漏雨，房间墙壁和天花板用油布遮住了，但它盖不住地面的潮湿气息。坐在家中的九兰，早已不是17年前的模样，岁月把她打磨成一位丰满的妇女：一米六的身高，约有一百三十斤。

九兰记得，亲生母亲很早就跑了，亲生父亲姓谢（音），在她很小的时候，把她送给一户姓刘的人家。“现在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她突然抬高嗓音：“他们都不要我了，我没有爸爸妈妈，我就是一个孤儿！”

从“谢九兰”到“刘九兰”，再到“薛九兰”，她既是旁观者清，又是当局者迷，“不知道自己算什么（身份）”，一直没有户口和身份证。

直到今年6月19日，她办上了户口，正式成为薛国光“非亲属”女儿薛九兰。

8000元“聘礼”

2000年的某一天，29岁的薛坤怀揣着8000块钱，跟着刘建国到贵州六枝特区中寨乡找媳妇。

罗家坪村当时有好几个贵州媳妇，开始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带回了贵州籍妻子，接着更多人陆续被介绍到村里做媳妇。当年的村支书薛益贤说，像刘建国，他的岳父母就是六枝特区中寨乡人。

从刘建国岳父母家，走一个小时的山路，就到了刘安良的家——九兰那时13岁，被父母送到刘安良家，改姓叫做刘九兰。“每天放牛、洗衣、做饭……就是不读书。”

6月27日，说起13岁时的自己，九兰称“好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包括第一次和薛坤见面的场景。

但刘建国记得清楚， “他（薛坤）一见九兰，就看中意了。”

这个29岁的男人，寻找了多年之后，终于找到自己的女人——一个比自己小16岁的姑娘。他们在刘家待了好几天，并没有去见九兰的父母。

“她（九兰）父亲把她送给了刘安良当妹妹。”7月4日，刘建国对澎湃新闻记者说，所以他们没有再去见九兰的生父。

薛坤给了刘安良8000块钱，算是娶九兰的“聘礼金”，在刘家待了几天过后，带九兰回了湖南益阳武潭镇。

“刘安良也一起过来了，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星期，（薛坤）还买了很大很大的鱼让他带回去。”九兰说，那是她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转了好几趟车，买了有四五次票，从遵义搭火车到益阳，火车轰隆轰隆地响，花了大约两三天的时间。

刚回罗家坪村的那几天，很多村里人跑到薛家看，“听说她只有十一二岁，大家都觉得好奇，没见过这么小的媳妇。”村民薛红明（化名）说。

那时候的九兰太小了，不到一米四的身高，看起来比她实际年龄还小。薛国光开始对九兰很不满意，但家里终于迎来了一位女性。

1987年，薛国光老婆因车祸过世后，家里就只剩下三个男人——薛国光、大儿子薛坤和小儿子薛明（化名）。九兰的到来，给家里添了不少欢乐，虽然她自己觉得并不开心，甚至认为那是她过得最艰难的一年——很想回家，听不懂说话，很不适应。

九兰和“父亲”薛国光在家。

薛国光在整理衣服。

因为听不懂本地话，九兰没少被性急的薛国光骂，但薛坤对她一直都很好，“他还叫我去学校读书”，九兰说，当时她不愿意去，“觉得年纪大了，也怕被别人笑话”。

“她是‘买’过来做媳妇的，他们也担心，九兰读书识字跑了怎么办？”一位姓丁的村民说。

过来没多久，九兰跟村里小朋友熟络起来，她经常跟着他们，夏天一起去水沟里游泳，冬天围在火炉边烤火。小朋友们都去学校读书时，九兰每天在家里转悠，并不时帮薛国光干活——做饭、洗衣、喂猪……除了地里的农活，她几乎什么都会干，村里有制作筷子的作坊，她有时也去里面干活，一个月赚上几百上千块钱。

薛坤一从郴州煤矿回来，她就跟着薛坤一起出去玩。

“她性格很开朗，从小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的。”看着九兰长大的薛敏芝（化名）说，薛坤喜欢打牌，有时打到凌晨都不回家，九兰也不敢一个人回家，就躺在薛坤的怀里睡着了。

九兰在家炒菜。

一家人的晚餐。

16岁的母亲

14岁的时候，九兰第一次来月经，她后来才知道，那是女孩成长为女人的标志。

她开始慢慢能听懂本地话，依旧每天做饭、洗衣、喂猪……两年多过后，她和薛坤成为事实夫妻。“我老公对我很好，他那时想带我回（贵州）去，后来他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到死都没有见过我父母……”九兰说，那时两人在一起，还办理了“结婚证”，其实并不是真的结婚证。

“那是假的，包括后来的出生证，也都是我们帮他俩办的。”当时的村支书薛益贤说，“没有办法，她（九兰）没有户口”。

来薛家的第三年，九兰16岁，生下儿子薛磊（化名），“我老公年纪大了，想我把他生下来。”九兰说，小孩满月的时候，他们在家里摆了三桌，请村里人喝满月酒和结婚喜酒。

九兰和第一任丈夫薛坤的合影。

村里人都替他们高兴，最高兴的还是薛国光，终于做了爷爷。

2005年，九兰带儿子去郴州薛坤所在的煤矿，“看到他们一个个黑不溜秋的，全身上下只有两个眼珠子有光。”让她觉得震惊，至今记忆深刻。

在那里，她依旧每天洗衣做饭，还有带儿子，待了一年多后，因为夫妻俩吵架，九兰把儿子送回了老家，一个人去郴州市一家饭店打工，那时候儿子薛磊才3岁。

两年后的2007年，郴州煤矿出事故，薛坤在矿井底下被埋。事发一个月后，九兰回到村里，薛坤早已经下葬，她说那时她不懂事，跟薛坤吵架，“但也没人告诉我他出了事”。

煤矿赔了十几万元给家属，九兰没有拿到赔偿，“我又没有户口，也没有办结婚证。”九兰觉得很无奈，唯一让她欣慰和感激的是，薛国光一直帮她带着儿子薛磊。

罗家坪村的人，大部分人都知道九兰，知道她是从贵州来的小媳妇，“他们觉得我可怜，都对我很好。”九兰说。

九兰的房间用油布遮了起来。

挂在墙壁上的鞋子。

在薛国光记忆里，九兰很多事情不会做，他觉得她很可怜，没有父母，从小离开家，过得很不容易，但他性子急了就会骂人，“如果有婆婆，家里会好很多，九兰也会好很多。”

七十多岁的薛国光经常想起老伴，他说妻子1985年就在村里卖杂货，“家里外面都能干，这个家都是她当家做主”。

6月26日，这个喜欢看“四大名著”的老人，多次说起1987年过世的妻子时，仿佛在说昨天刚发生的事情，直到他算了算时间，恍然明白，时间一去不复返，他和妻子已隔着三十年的生死。

薛国光妻子走的时候，大儿子薛坤才16岁，小儿子薛明才10岁。“他是一个不幸的父亲，中年丧妻，老年丧子。”邻居薛庆丰（化名）说，他们家也是村里条件最差的。

九兰站在桌子上，从房间的柜子上面拿下一张她和薛坤的合影，那是他俩的结婚照，里面的九兰看起来很清瘦。“还不到100斤，我现在也没什么变化，只是变胖了一点。”她一边说，一边擦拭照片上的灰尘，不知是怀念照片里的人，还是怀念往昔岁月。

离婚“协议书”

2008年，隔壁龙拱摊村有人给九兰做媒。媒人詹文革说，“我和他弟弟（薛坤的弟弟）关系很好，有一次他说起她，我就想到可以给她介绍个男孩子。”

对方比九兰大七岁，叫詹时建（化名），一只手有些残疾。两人认识半年后，就在一起了。九兰因为没找到亲生父母，当时作为薛国光的女儿，从薛家嫁入了詹家，在詹家办酒请了二十多桌。

“她一直叫我爸爸，叫了十多年了，我是她的亲人，她没有其他亲人。”薛国光说。

7月3日，远在湖北打工的詹时建说起九兰，称她很善良，知道疼惜人，“那时候，我爷爷奶奶病了，她还经常去背他们，加上我又是这个条件”。

嫁入龙拱摊村后，九兰和村里人的关系也很好，他们都叫她九妹。九妹喜欢到处串门，大家都很喜欢她。

2009年，九兰替詹时建生下一个儿子。“开始那几年，我们感情很好。”九兰说詹时建爱打牌，后来欠了很多钱，两人开始经常吵架。

“每次吵完架，都是我主动，我是个女人呢！”坐在老房子的堂屋，九兰倒了一杯芝麻绿茶，很快喝完，露出里面的芝麻，她一边说一边吃完剩下的芝麻，“芝麻越嚼越香，刚开始吃不习惯”。

九兰在制作擂茶。

九兰在喝芝麻绿豆茶。

她的第二次婚姻，2015年开始出问题，詹时建说，主要是婆媳之间一直有问题。“她没有读过书，有点难以沟通，我那时又爱打牌”。后来两人甚至没有了来往，“她打电话我也不接。”那时詹时建在湖北打工，而九兰一个人去了浙江打工。

2016年春天，薛坤的弟弟薛明在武潭镇拆墙的时候，意外被砖头打死。薛国光家，从他的老婆，到他的大儿子，再到小儿子相继离世，只剩下一个老人，一个不识字的女人和一个小孩。

九兰从浙江赶回来，因为詹时建拒绝跟她回家（那时他们的婚姻已名存实亡），她便带了湖北新男友田刚（化名）回来，这让龙摊村不少人对九兰看法发生改变，“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很好，后来出去外面打工，在外面跟人学坏了。”“后来那个男人我见过，不知道人家心里怎么想。”“她没有读过书，没有户口，又没领结婚证。”

当天，九兰回到益阳时，已经是凌晨了，“我们包了一辆车上来，到家时是凌晨三四点了。”田刚说，那是他第一次跟九兰来薛家，他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好尴尬，“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很多人还以为我是出租车司机”。

当天凌晨出殡后，九兰决定和詹时建离婚，她打电话给詹时建，让他回来办“离婚手续”。

2016年4月16日，两人在罗家坪村薛家签订了“解除婚约协议书”。“他们两个抱在一起哭”，作为见证人的龙拱摊村村干部詹永安说，“这个女孩子，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人是很聪明的”。

詹时建说，他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主要是他母亲不想他们离婚。“我嫌弃你，你嫌弃我，两个人脾气不好，干脆离了婚算了。”九兰说他们经常吵架，接着又说，离婚她其实挺后悔的。

那张A4的协议书上写着：夫妻俩共同协商解除婚约，共同儿子詹磊监护权归詹时建，女方有探视权，两人好聚好散，今后还是朋友交往，各自的婚姻生活互不干扰。经双方所在村村委负责人调解，特立此约，签字生效。

九兰拿着她的“离婚协议书”。

九兰不知道，这纸离婚协议并无效力：在法律层面，她自始至终没有“结婚”，也谈不上“离婚”。律师裴文魁解释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不办理结婚证，同居关系的事实婚姻不受法律保护。

事实上，在九兰颠沛流离的命运里充满了这样的矛盾：对她呵护有加的前夫薛坤，也是她的“收买者”；与她友好相处的介绍人正是她的“拐卖人”——裴文魁告诉记者，根据《刑法》第241条规定，薛坤收买九兰的行为，因九兰不满14周岁，构成收买被拐卖儿童罪，法定刑三年以下，追诉时效是五年；介绍人和卖方构成拐卖儿童罪，法定刑5到10年，追诉时效是10年。

不过前述行为目前都已超过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另外薛坤已经死亡，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应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新户口

6月19日，九兰到武潭镇派出所拿到了自己的户口，上面写着：薛九兰，和薛国光“非亲属”关系。几天过后，她收到桃江县公安局寄来的身份证，无名了三十年后，她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公民。

九兰拿着她的身份证。

2015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提出加强户口登记管理，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据人民日报2017年3月报道，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累计已有1395.4万无户口人员解决了落户问题。

早些年，孙子薛磊出生时，薛国光为孙子和九兰的户口，曾多次跑武潭镇镇派出所，最后孙子的户口上了，九兰因没有原始证明，一直没有上成。嫁入詹家的时候，詹家人想过带九兰回贵州找亲生父母，后因两人感情出问题，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6月19日，由桃江县公安局撰写的通稿里写道：6月15日，桃江县公安局民警会同武潭派出所民警来到薛国光老人家，对薛九兰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在薛国光家，民警当场抽取薛九兰的血样，并将其血样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进行比对。通过比对，暂未找到其父母。6月16日，民警根据无户口人员落户工作政策，将薛九兰落在薛国光老人一家户口上。

自2005年跟薛坤出门，九兰去过浙江、湖北和郴州，因为没有身份证，她几乎很少坐火车，“只坐过一次高铁”，也是借别人身份证买的票，大部分时候她在汽车站外面买票。“没有保险，总担心出什么事。”她用朋友的身份证办银行卡、手机卡，住酒店……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她说她是黑户，我根本不相信，怎么可能没有户口。”男朋友田刚说，直到有一天，派出所的人到出租房里查暂住证，“她跟派所出人说，‘我没有户口，也没有身份证”。最后派出所也没办法，留了姓名和电话号码走了。

“她用别人身份证办银行卡，辛辛苦苦存一两千块钱进去，人家拿身份证把钱取走了怎么办？”田刚说，没有身份的人生，一般人无法想象。

房屋被泥土掩埋

这些年，九兰从一个家庭，辗转到另一个家庭，似乎从来没有找到自己的家。取得身份的九兰，希望有一个家，一栋属于她自己的房子。“他们自己建好房子后，政府按每个人多少钱来补贴。”薛益贤说，薛九兰家是村里最穷的，属于贫困户，符合异地拆迁补贴政策。

但她自己没有钱建房子，她问记者，政府能不能帮她建好房子。“你看，这个房子都烂的不像样子。”她带着记者看被泥土掩埋的墙壁：厕所都被埋了，“有一年多了，现在家里厕所都没有”。

“这个房子，已经不安全，都是危房了。”她指着土堆说。

父母和妹妹

多年以后，站在这栋破败的老屋前，九兰再想不起一千公里外亲生父母的模样。

“如果要去找，肯定能找到。”当年的介绍人刘建国说，“我老婆每年都回贵州娘家，九兰要是想去找亲生父母，可以跟着我老婆过去，但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次。”

对于亲生父母，九兰情绪复杂：一方面她觉得父母不要她，把她送给了别人，她不想再去找他们；另一方面，漂泊三十年，找不到根的她，希望寻找到父母和妹妹。

小时候她天天哭，“想妈妈，梦里见到妈妈……”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离开了家，“他们也没离婚，她就这样跑了，我那时一两岁吧。”

母亲离家出走后，九兰被送去外婆家。“我到处跑，跑回了自己家，我老爸又把我送掉了。” 直到薛坤看到她，把她带到湖南来。

在她的印象中，家里有很多人，但她不记得他们名字，地址也记不起来了。她只记得，母亲离开了这个家后，父亲又娶了一个后妈，生了几个小孩，当她从外婆家跑回家时，因为家里小孩太多，妹妹也被父亲送了人。

“说实话，我就是孤儿，妈妈都没见过，是被父母抛弃的女儿。嗷，我们老家好多，山里面多死了，很多女娃都扔掉了。”九兰说，提起那些事，她就心里很烦，“觉得很累，很烦躁的……”，她经常想起以前就想哭，“脑筋都哭坏了”。

“现在变化太大了，我回去也找不到，”她毫无生气地说，语气中夹杂一股怨恨，“不想了，都不记得了”。

14岁的儿子薛磊，已经上初二，不喜欢读书，一天到晚玩手机，这也让九兰很焦灼。“想让他学点什么技术，学点什么呢？”她越说越焦躁，“我这辈子算完了，不想让儿子也像我。”

当黑户三十年，除了没有身份的失落与茫然，不认识字也让九兰觉得好累，“到派出所拿户口的时候，我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上户口的时候，九兰又哭得要命，开始的时候因为高兴，后来又害怕搞不好，“好担心，想户口想身份证啊！”

7月5日，薛九兰第一次用自己的身份证购买了去浙江的车票，“觉得很好啊，”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