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死了华强北？

原标题:谁杀死了华强北？

华强北街边的推销小哥也从未看低自己：“我以后也是想当老板的，你知道华强北多我们潮汕人，我们潮汕人不愿意给别人打工。”

手机批发商郑彦标也是潮汕人，约十年过去了，他还留在华强北的卖场里。下午三时，对面的店铺仍旧被黄色卷闸门封住，像是没有在等谁，谁也不会来。而卖场的一天又将走到尽头。

华强北的手机市场已在崩塌，许多人的财富都与之泥沙俱下。

郑彦标告诉澎湃新闻，他觉得华强北改造是为了巩固电子界的龙头地位，但四年封街像是做了一场大梦，醒来后这个时代已经变了。

2017年6月，华强北经典的“一天”从午后开始。铁拖车的四个轮子磨过水泥地，当，当，当，当，逐渐敲醒华强北的白日。商场里撕胶带的声音渐次响起，价值几十万元的电子产品或元器件，封进一个个棕色纸箱中，在拖车上垒到半人多高。这些随处可见的铁拖车拖过崭新的步行街，和主街背后仍旧脏乱的巷子，在仓库、商场、停车场、居民楼中办公与住家合用的店铺之间，铺开一张流动的毛细血管网络。

华强北随处可见的铁拖车。  澎湃新闻记者蒋晨悦图

这张萎缩的血管网曾是一条大动脉，行人车辆堵成一团。1998年，华强北从工厂区向商业街转型，电子产品销售起初是一点星火，不久便成烈火烹油。那时中国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都尚未诞生，还没有一个人用过淘宝，实体店还没有被网络销售打压的溃不成军。华强北以一米柜台后的潮汕老板闻名，不少人成为了身价千万的大老板，一些人把自己变成了亿万富豪。

改革开放初，曾裕“以为特区钱好赚”而来到深圳，第一次来华强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农村，几间厂房仓库，一地黄土，街上看不到十几个人。

在那一地黄土上，华强北打下了电子工业区最初的根基。1979年，粤北兵工厂迁入深圳，取名华强，寓意“中华强大”。工厂附近的一条道路便以公司为名，称为华强路。深圳获批特区后，国家工业部与深圳合作发展电子工业，电子工业区渐成气候。此后的三十余年间，华强北发展出了最为齐备的电子元器件产业链，在2008年，中国电子商会授予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的称号。

然而异军突起的手机市场却独揽了风头，华强北手机销售名震全国乃至世界。这里诞生了难以计数的国产或山寨手机品牌，崛起了一支号称技术“称霸全国”的电子大军，山寨机花样百出，华强北成为电子界的“莆田系”。

据工信部数据，广东是全球手机第一生产地。2016年全年来，自中国生产的手机超过21亿部，广东几乎占据产量的一半，高达9.6亿部。而广东电子看深圳。

但曾裕如今留在华强北，不过因为铺面还没有到期，他告诉澎湃新闻，他做工厂供货，找他拿货的商家许多已经关门。也看不到未来，“没个底，不知道是好是坏”。

2013年，华强北封街改造，规划发展成以区域性的电子专业市场为代表的国际物流中心、多元混合的市级商业中心、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同时兼有商务办公、居住等功能的综合性片区。

这不是一场毫无痛苦的转型，曾裕想起刚到深圳时，朋友告诉他：“要来深圳发财是挺容易的事情，要来深圳熬日子，是挺难熬的。”

华强北由盛而衰的手机市场。  澎湃新闻记者蒋晨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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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每个中国人都将拥有一台手机

汕头人洪钦见证了华强北手机辉煌的开端，他向澎湃新闻形容2000年初时，“可以这么说，所有人进这个行业都能赚钱。”

1999年，诺基亚未死，塞班系统正红，诺基亚功能机3310发布，后来人们以“不死传说”相称。

那一年，洪钦到华强北做手机销售，只有十几岁年纪，身边是第一批华强北的手机淘金者。他仍能背出那时深圳最著名的五个手机品牌：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西门子、爱立信。

1999年，国产手机约70万部，全球手机销量2.8亿部。

但洪钦坚信，13亿中国人，未来每个人都会有一台手机。

诺基亚3310。  视觉中国资料图

他赌对了华强北十年的市场。诺基亚3310在下市前的5年间共计卖出了1.36亿台，以历经千摔万砸仍然能够开机使用而名垂手机史。属于王者荣耀和愤怒的小鸟的智能机时代还未开启，最经典的手机游戏是贪吃蛇——人们曾那么热衷于控制小屏幕上一条小蛇，吞下一个个方形色块，越来越长，最终触到屏幕边界或自咬尾巴而死。

1998年，由于工业成本上升，华强北完成了第一次向商业街的转型——外迁电子工厂，厂房时期的几栋仓库改造成为商铺出租。深圳是全国最靠近香港、开放贸易的口岸，是第一个经济特区，而成熟的手机市场也先出现在深圳。

当时做手机零售，只能找华强北的批发商。因为在1999年，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过淘宝，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都尚未组建。

由于内地没有形成销售体系，零售商必须到深圳拿货。洪钦记得，上海、北京、太原、石家庄、重庆、济南……从大城市到二三线的省会城市，都是深圳发货给当地的零售商家。华强北几乎占据了手机的供货渠道，而每一代新机推出后，第一站必到华强北铺货，才能影响全国的市场。

华强北的电子产品市场庞大、物流繁忙，半夜快递仍旧接单。  澎湃新闻记者蒋晨悦图

那时华强北经典的“一天”，从早上九点开始。卖场9：30一开门，全国各地口音的零售商随即挤得马路水泄不通。“会挤不进一家去拿货，因为太忙了，就去挤第二家、第三家，最终找到一家聊得来，合作的好的，以后就跟这家拿货。”

洪钦和团队忙的时候，“没有人是可以闲坐着的，忙的饭都没的吃”。国内外客户都来跑市场、看价格、看新机款式，一个新产品就是一个新的卖点。一家手机店需要雇佣60个销售员，三班倒，从早上9点卖到凌晨2点，全国各地的零售商排着队打款，再等着手机发货。

洪钦说，那时批发商甚至可以控制某一款手机的价格，因为一个机型只有几家店铺在销售。如果客户反映拿不到货，就可以派几个人踩点调查出货量，如果要100台只给50台，就能估算有多少货。货一紧张，就可以控制、提高价格，几家就可以垄断市场。

一米柜台走出亿万富翁的神话不断上演。华强北的租金水涨船高，一个铺面要租到两万、三万，转让铺面则需要花几十万、上百万来“喝茶”。“但是拿下来就一定有机会，能赚钱”，一个月走货数千台的快钱让人们仍旧哄抢铺面，华强北“一铺难求”。

洪钦记得那时花钱如流水，2000年的时候，请客户去夜总会、吃宵夜，每次花钱都达到了几千元，“可是第二天签一张单子，就都回来了，能花钱就能赚钱。只要客户喜欢来深圳，那么一直会有生意做。”

于是那时外地人去深圳一定要看三个地方：世界之窗，罗湖口岸的东门服装市场，以及华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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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向华强北开了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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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强北的电子全产业链，让山寨手机在手机贸易后借了一阵风，在洪钦的记忆中，2003年至2008年，是华强北山寨机风头最劲的时候。

2003年，台湾公司联发科突破了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公司垄断的芯片技术，推出了出了第一款单芯片手机解决方案，具备通信基带、蓝牙、摄像头等模块。而华强北恰好拥有电子元器件到模具厂等最为齐备的产业链，组装出成品手机只需要数周，成本低至数百元。

华强北崛起了难以计数的山寨品牌，时至今日，洪钦仍更愿意称为“国产品牌”。

那时功能机太过单一，无非是诺基亚可更换颜色的后盖，从翻盖手机到滑盖，搭载的卡尔蔡司镜头，“但对年轻人的心态需求是不够的，品牌功能机又贵。”

华强北手机卖场。  澎湃新闻记者蒋晨悦图

洪钦记得，年轻人反而喜欢个性十足的山寨机，三卡三待，造型酷炫。华强北崛起了难以计数的国产手机品牌，倒不是有研发能力——只是在已有手机的基础上升级，“可能有一个团队，就是专门改造手机，但是牌子不一样。那时在华强北，你出什么东西，我很快就能比你好。一定要比你好，我才推出市场。”

新的手机一上市，其他厂家拿到系统再稍微改动，贴上自己的商标，用很少的投入就能加入战场，靠微弱优势竞争。洪钦记得，那时各个牌子“你追我赶”，做的人太多，产品打起价格战，山寨机的质量越来越差。

高仿机也盛行起来。郑彦标记得苹果手机流行之后，一款新机发布之前，盒子包装、高仿产品，都已经齐现华强北，就等着上市。

等到iPhone5上市后，山寨手机在华强北几乎再无市场。“那之后，好像所有人都倾向品牌手机了。山寨手机拿在手里，没面子的那种感觉。”

市场的风向一夜转变了。商家却还没有适应市场，几万台库存手机成为亏损源头——只能烂在仓库。成本500元一台，要卖700元-800元一台才能有收益，可是市场迭代太快，500元一台也没有人要，“这时国外的人就来给你出货，那就是300元、400元出货了。”

可是国外市场也未必能销出库存的山寨手机，“跑路也慢慢出现了，国外那些’鬼佬’（外国人）做的不好，也学会跑路了。”

在手机批发兴起的最初，是零售商先打钱来，排队拿货。后来形势逆转，厂家要先发货，再去排队收钱。洪钦的一些朋友拥有几百人规模的工厂，最初一年赚了几千万，“全部亏回去了。还有一些人收不回货款，慢慢慢慢，就被拖死了。”

冬天真的来了，深圳也决定壮士断腕，主动摧毁这个山寨王国。2011年，在华强北路曼哈数码广场以东的居民楼上，近千部山寨的苹果、诺基亚手机从18层楼上砸下来。路上停放的轿车，人行道的铝合金栏杆，都被砸出了坑，留下一地红色碎片。那是在当地警方打击山寨手机的行动中，藏身居民楼中的山寨手机生产者一面锁紧了门，一面扔下手机销毁证物。

山寨手机商从楼上砸下手机，销毁证物。  深圳电视台都市频道截图

更多的华强北商人，在浮躁的山寨机时代攫取了大批财富，习惯了每日大笔挥霍收入。但在寒冬到来之后，一批硬件厂家跑路，一批硬件厂家停产倒闭。

在华强北封路日渐萧条的几年间，珠三角的代工手机工厂也经历了一场生死。

其中在2015年的年关，东莞手机代工工厂兆信通讯资金链断裂，董事长高民在深圳自杀，他留给员工一封绝笔信，以“愿赌服输，我输了”开头，彼时国内手机库存量过亿，市场却不断下滑，价格不断击穿底线，大批代工厂倒闭。

高民在绝笔信最后留下一句：“兄弟们对不起了，你们一定要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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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帝国崩塌

1999年，洪钦第一次在华强北卖手机，马云在杭州草创阿里巴巴集团，命运在馈赠的同时，也把危机一通埋下。

2010年之后，网络手机销售逐渐铺开，价格透明化，倒逼线下手机价格跳水。2014年，京东与阿里巴巴先后在美国上市，线上的手机销售一面夺去了华强北的市场，一面把市场价格压到最低，给了华强北的手机销售致命一击。

洪钦的一个客户在东莞开有十几家店面，设在每个镇的工业区旁边。曾经，工厂一下班就涌来人山人海，工人都来买手机、换手机。但现在，这些实体店已经全部倒闭。

郑彦标在智能机兴起时进入华强北，可惜几年之间，销售已经转向了网络。他下午3时来开档口接单发货，晚上7时出头就回家。有做了几年的老客户，还从来没有见过面。 微信群一看就知道价格变动，苹果手机也只有固定几款，顾客不再有试用手机的习惯。

阿里巴巴试图让郑彦标到淘宝上卖手机，郑彦标发现，网上的价格比他从工厂拿货的价格还要低。一部手机赚5块钱，销售500台才能回本，“可是500台手机要投资多少资金？”

一句话在郑彦标的同行圈中流行了起来：“冒着卖白粉的风险，投着卖珠宝的租金，赚着卖白菜的利润。”

山寨机的利润反而更高，因此一些档口都把山寨手机放在了主推的位置。但华强北为山寨之都而蒙羞，频繁查货、打击假货。明通手机城一度整栋市场都被山寨手机占领，现在却以销售手机配件为主。

从华强路得名至今，近四十年过去了。2016年深圳的GDP达到1.96万亿，仅次于北上广，人均GDP更是名列全国第一，而服务业占GDP比重首次突破六成。山寨之都变成了华强北希望洗去的耻辱，华强北开始为自己规划一个硬件创业天堂的未来。

谁做谁赚钱的年代也已经过去了，十年之间，郑彦标算得人工成本从600元上涨到2000-3000元一人，而福田区的租金已经相对便宜，因为收入落后其他地区，空置率高。与此同时，赚的钱却没有之前多，很多人都做不下去。

华强北招租的铺位。  澎湃新闻记者蒋晨悦图

郑彦标觉得，华强北开街之后，逼不得已，要发展出一支正规军，要重新打个品牌，否则活不下去。市场萎缩、风险又很高，只有拥有核心产品、拥有定价权才能生存。

洪钦早已转型做企业投资，他觉得手机销售赚钱快，但是太累了，把一个年轻人的全部世界圈在卖场里：“一天从早上做到晚上，都是在这个地方，没有时间去外面，那时毕竟年轻，希望能出去。”

洪钦在华强北生意红火的时候，投资了很多铺位，一次性几万几万交租金后，不料生意却没有火起来，亏了二十万元。他觉得没有缘分了。

“算了，可能人赚钱，就是命运。”他手握着现金流，又不敢去投资不熟悉的领域，投资房地产却很像他做手机时投资铺面。洪钦渐渐发现，铺面有限，只有房地产，是多少钱都投资不完的。

2011年之后，洪钦身边第一批淘金者集中退出华强北，改做餐饮、金融、房地产、研发其他产品。

2013年，华强北宣布封路改造，曾经的诺基亚帝国分崩离析，被微软收购，然后转卖。

2017年，华强北封街重开，诺基亚宣布复刻1999年的3310机型。洪钦曾跟随诺基亚走了十年，他为此兴奋，但知道世事变幻，“现在的市场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在这一座山寨王国的崛起与崩塌间，华强北不再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手机集散渠道，只留下庞大的二手翻新机市场暗中运作，深圳不再是中国为数不多开放和高速发展的城市，市场从未等候过走慢一拍的参与者。

曾裕现在对着困境也还能嘻嘻哈哈，他说自己来时是个农民，“前景不明朗，不知道什么时候生存不下去，要去美国讨饭啦。”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延伸阅读：

华强北的95后：我拿青春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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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蒋晨悦澎湃新闻记者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ID：thepapernews），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5月25日，三星S8在中国上市，5月20日，已经有华强北人在朋友圈晒现货。

在华强北有多大可能改变命运？许多张宇这样的年轻人来找答案。张宇向一位前辈打听经验：“我也是做过富士康，准备去华强北，能不能加个微信。”

收信人已经在华强北做学徒，在翻新手机批发市场学习刷机、修理二手的手机芯片、让一部50元回收的iPhone再次正常开机。每天都有人问他进入华强北的攻略，他没空一一回复，只是偶尔抒怀：“自己从出社会就在富士康，一待几年，最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离开不了苹果手机，那是一种对苹果与乔布斯的信仰，就像宗教一样。”

尽管没有回复，22岁的张宇还是来了，攒足了钱来华强北拜师。他带着在工地上开货车、在餐厅做服务员的积蓄，来向华强北师父支付数千元、上万元的学费。他又走的孤注一掷，辞去烤鱼店服务员的工作时，他对经理说，“我大一辍学出来，已经在拿青春赌明天，我不能再拿青春赌老板的良心。”

华强北是中国电子第一街，坊间相传的山寨之都，电子界的莆田系，中国手机维修民间大军的黄埔军校。张宇想成为这支野生大军中的一员，成为手机维修招聘优先录取的“深圳师傅”。

华强北向南不远，香港新界在深圳湾对岸一水之隔，港币价格涨一百，华强北涨价50元。富士康则须一路向北到龙岗，传说如果华强北不给面子，那么在苹果新品发布会之前，新一代iPhone就会首先现身华强北的档口（商铺）。

除了“冠绝全国”的手机技术，随着华强北大军铺向全国的，还有一张手机销售网，行货、水货、翻新机、华强北组装机，应有尽有，无所不至。众多年轻人从全国南北涌向这里，宿在出租房的上下铺中，前来突破手机芯片的终极技术。有人在档口潜心吃苦，学成分赴西东，再将华强北的货源铺向全国。

2017年6月，华强北封街改造近四年，重开四个月。张宇22岁，曼哈数码广场也22岁。他的华强北拜师之行，从曼哈70块一晚，没有空调的铺位开始。

太热了，他熬过了第一个夜晚，不能从头再忍，在几站开外的招待所找到50元一晚有空调的铺位，“70块钱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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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衰退，师父在淘金路上卖铲子

华强北封街改造完毕，在2017年重新开放，将“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标志立在街口。澎湃新闻记者蒋晨悦图

张宇支付了一个月五千元的学费，在58同城上找到了一个华强北师父。

师父已经有些金盆洗手的意思，租下一套公寓作为培训班，雇了几个师傅教徒。偶尔在微信朋友圈里指点手机的疑难杂症，快件收上门整饬一新，再变作靓机发回原处。

“眼看着自己所在行业日渐衰退是怎样一种体验?”这个问题在知乎上被浏览了167.8万次。

张宇的师父，华强北许多手机档口的老板，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片约1.4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数码城前后连成一片，每座都有成百上千的档口（商铺）。在黄金时代，一米余长的柜台日均卖出上千台手机，造富不到亿万都不算神话，英雄从来不问出处。华强北的技术也名声在外，高仿苹果三星诺基亚，三卡三待，装有8个喇叭的山寨机尤其受广场舞大妈喜爱。

但也在这条街上，诺基亚死去，山寨机迭代多年后集体死去，全球金融危机涤荡过后，华强北封街改造的近四年间，互联网销售又冲刷了一遍实体店。

张宇住过曼哈数码广场，感觉“曼哈已经死了”，一个个档口被黄色卷闸门封住。洪钦穿过这些缺乏生气的店铺，背对着一排卷闸门坐下。

封街重开后，华强北的手机卖场出现了大量空铺，许多早期淘金者已离开这片衰落的市场。澎湃新闻记者蒋晨悦图

1999年，洪钦十几岁年纪，是华强北第一批卖手机的淘金者。他见证了华强北日进斗金的黄金岁月，曾每日在夜总会宵夜数千元交际生意，并不出意外能在第二日就赚回来。他在智能手机带来最后一波辉煌前离开华强北，转去投资房地产。

洪钦告诉澎湃新闻：“那个时候，你说你在华强北做电子，很有面子，大家都知道你是在赚钱的地方。现在你说在华强北，人家会问，你还好吧？这样关心你。”

张宇在曼哈这些空荡荡的档口里找不到师父，他在58同城上搜索培训班广告。

58同城上的培训广告承诺将修手机绝技倾囊相授，收取每月数千元的学费。并且“对于临毕业学员，公司会赠送一套60G的维修绝技视频给每一位学员带走，包括本公司以及档口所有手工技术和分析能力，以便学员巩固与复习。”

张宇在培训班里翻来覆去焊一块旧芯片，索然无味，对不起广告上“材料管够”的许诺和一月五千的学费。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他开始惶惶不安，师父不是耳提面命的高中老师，他可能学满三个月，却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工作与学费两空地离开。

张宇渐渐感到行业萧条，“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淘金的故事？”当一群人听说一个地方有金矿，大批涌来淘金，最早淘到黄金的人，却转而在淘金的路上卖起了铲子发财。一个学徒一个月五千元，也是一份不逊于做生意的收入。

张宇担心自己想法太负面，但又忍不住质疑：“师父就好像在淘金路上卖给我们铲子一样。”可是自己还能挖到金子吗？他终于和师父商量，能不能退回部分学费，让他另投他处。

师父几乎与他闹翻，最终退还了一些学费，只是叮嘱他，不要告诉其他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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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手机批发市场中的师父

张宇发现，学技术，还要去档口做学徒。午后太阳从头顶暴晒下来。张宇向南穿过深中南路，去华强南，那里有最大的翻新手机、山寨手机市场。

张宇读高中时候，诺基亚正红，他想买一款正价三千余元的诺基亚N98，但网购只要一千余元，货源标注深圳福田华强北赛格。

那时他翻到评论，人们说：“赛格那大家就不需要去看了，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张宇看不懂，一个问题从此刻在脑海中，“到底华强北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说？”

诺基亚N98于2010年发布，7年过去，华强北一轮一轮打假，封路改造后，用商场和创业空间替代了山寨机卖场。

但华强南还能看到昔日的赛格。

在与华强北隔街相望的几栋居民楼上，挂着通天地通讯城的牌子，以所在居民楼为名，分割为飞扬、长城、爱华三座，一至四层打通成一片卖场。其中名声最响的，是批发二手苹果手机的飞扬大楼。

张宇说，我一定要在飞扬找个师父。

下午两三点开始，华强南的通天地通讯城中，像买卖白菜一样，批发二手苹果翻新机。澎湃新闻记者蒋晨悦图

他穿过门口坐成一排倒卖手机的背包客，下午两三点开始，飞扬里像买卖白菜一样，批发二手苹果翻新机。每个柜台长不过一米多，各自架着一两个大保险箱，顾客从上面架着的监视器屏幕上，可以仔细找到自己的脸。点钞机也架在保险柜上，在微信和支付宝流行之后，背包客越来越少掏出厚厚一沓红色现钞，换几捆手机塞进包里。

在鼎沸的人声中，老板在计算器上按出一个个报价，背包客开始拼尽自己所有眼力鉴别翻新机的成色，手反复摩挲，打开镜头拍几张照片测试，以防挑中炸弹机，打雁反被啄了眼睛。

通天地通讯城仿佛真的本领通天：解锁指纹，iPhone 6改装成iPhone 7，芯片屏幕配件装配成新机出售。各种来路的手机流向全国的微信朋友圈，就变成了“iPhone 6s Plus, 成色没有磕碰，完全可以当靓机，2350。”

在出口的天桥一端，撩开塑料帘子，有二十多个人坐在十几阶台阶上抽烟，吞云吐雾，把所有人笼在云雾中，显得格外安静。

在华强北鼎盛的手机时代，这种场景在华强北路两侧的商城里司空见惯，如今却退缩到华强南这一片居民楼中。但这里的人气，却远超过华强北路边的任何一家商场。

张宇已经会熟门熟路问手机价格，“手机贵的就是主板和屏幕，加上一些配件成本不到两千，可以加个几百，在网上再卖出去。”

货源渠道也是华强北手机江湖中的重要一环，就连学徒培训班的广告都会注明，“培训期间也会讲解和提供华强北周边市场，如飞扬，龙胜，通天地等大型手机主机及配件批发渠道，并可提供一整套货源、渠道、设备的解决方案与经验指导。”

通天地通讯城前，坐着一排前来批发翻新手机的“背包客”。澎湃新闻记者蒋晨悦图

奋力挤过一捆一捆买手机的人群，张宇走到楼层边角的修理铺，铺子左右两侧各有一排工作台，挂着风枪、焊台，学徒两边分坐。张宇理想的华强北未来，要从这里起步。

张宇走到台前，问招不招学徒。

一个师傅说了句六千，老板递过去一个颜色，让师傅“去楼下档口看一下。”

“八千三个月”，隔着档口的高台，老板站起了身。

张宇拿了一张名片，打算再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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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张宇习惯在午后一两点醒来，如同他在流水线上的夜班日子。那时他夜班回来，一觉睡到第二天日光西斜，发现自己突然不喜欢这个世界了，“真的会想跳楼。”

他并没有真在富士康做过，而是在戴尔的代工工厂，张宇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同。 “件不停，人不能停。”一个人快，所有人的都跟着加速，一个人慢了下来，监工就会过来骂人。做的久了，他发现自己不受自己控制，站成一座机械臂兵马俑。

张宇夜夜难以入睡，上下铺的舍友们都在煎熬自己的人生。有人找了十几天，有人找了3个月，直到一无所获地离开华强北。十八岁的舍友送外卖出了车祸，第二天继续送餐却碰上电梯故障，爬上了23楼，回来终于一甩手，不干了。

另一个舍友帮他重装了手机，“是朋友才刷机不收你钱，外面至少50块。”

张宇明白这是手机行业的暴利所在，刷机不过是启动一下软件的功夫，一秒钟50块钱的收益，如果这不是暴利，那么什么叫暴利。

傍晚坐在华强北街口的人们。张宇觉得，他们看起来都很迷茫。澎湃新闻记者蒋晨悦图

张宇辞掉饭店服务员的工作来华强北时，经理想留他，“我也是从服务员，一步一步做到经理。”

张宇想起来自己22岁，是服务员里年纪最大的一个，想到十几岁的童工同事，在结账高峰期永远吃不上饭终于饿出胃病的前台小妹，永远不交的五险一金，和他离开后仍能背的出的洗脑三观，让他一度怀疑自己陷入传销。可是在他质疑经理的洗脑之后，年轻的同事们开始孤立他，认为他自私，不懂得为餐厅奉献。

和烤鱼店相比，张宇甚至觉得富士康很好，至少交五险一金，有加班工资。

会修手机会更好，有亲戚找他，“你会修手机，有渠道，不如你做翻新手机，我拿去卖。”

张宇没有什么一夜暴富的梦想，他只是想学好手艺，回到家乡，有尊严地工作与生活。相比在餐厅不论对错都陪着笑脸的日子，哪怕讨价还价之间，手机店都有一种他想要的尊严。

“九十块”

“七十”

“那你去别家修咯。”

那一瞬间张宇觉得，职业真的是不分贵贱的。

大哥打来电话，说帮张宇在家乡找了一家手机修理铺做学徒，他们在电话中争吵良久，最后大哥问他：“你是不是一定要交钱学，一定要花了钱才安心？”

张宇找到过一个不收钱的档口，老板似乎和他年纪相仿，但是已经开了六家档口，“几百万身家肯定是有的。”

老板开诚布公，告诉张宇在档口干活，自然要等创造了一定效益，才能教他几手技术。

张宇应承下来，那一天，他从中午十二点开始，十块手机主板扎成一捆，从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两点下班。怎么会有这么多手机主板，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手机主板。

他在流水线上的时候，一个月都还有两千元收入，他用吃饭的间隙向早他两个月来的学徒请教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师兄们神色微妙地摇了摇头。一句老话浮在空中，“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张宇再次离开。

从曼哈数码城走到赛格大厦，930米，华强北街从北走到南，张宇开始思考是否要离开华强北。

他在赛格大厦前转过身，在初夏的夜晚，读广告幕布上的字句。

华强北街口的广告幕布。 澎湃新闻记者蒋晨悦图

“无穷的

远方

无数的人们

都和我有关

我喜欢华强北”

那是张宇到华强北的第十九天，传说在一一破灭，华强北改变命运的可能性不知在哪里。张宇在倒数第二句时停下，脸上仍有属于二十二岁年轻人的明朗笑容，“不是这样的，这里并没有很多单身的姑娘。”

档口卖行货水货的老板都已锁好柜台回家，做硬件研发的外国创客还在高楼中拆着华强北出品的山寨玩具。彩色的无人机一次次冲上四十余层楼的高度，然后在夜空中坠落。那里都没有张宇的容身之处。

在华强北封街的几年中，深圳在竭力撕下“山寨之都”的标签，想要一个“创客之都”的未来。张宇觉得这是对的，虽然这个未来里不一定有他。

但明天，张宇还要再去飞扬试一试运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