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理解zuo？你有没有碰到过很zuo的人，做过很zuo的事？你觉得在现代人的生活里，zuo和猫，哪一个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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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孩真是作！”
一大早，我刚刚起床，还没来得及刷牙漱口，小余阿姨就着她的大嗓门闯进了门。
小余阿姨是我请的保洁阿姨，河北人，在北京呆了近十年。她干活 麻利，性格直爽，只是嗓门很大，说话不是在说，像是在喊。
她一边换鞋，一边揪着我问，“你老家就是云南的吧，你给说说，你们家不是四季如春嘛，什么时候有过烟？”
小余阿姨有个习惯，很多人也有，喜欢把“雾霾”叫做“烟”。去年有几次来我家打扫，我看她没有防pm2.5的口罩，想送几个给她，但她却坚持不要，嫌麻烦。“就是点烟，没事，我家里比这严重多了。”我一直搞不清楚，这“家里”指的是她在北京暂时安顿的那个房间，还是她地理距离并不太遥远的那个家乡。
“你们在国外呆久了，忘了祖国的好， 要多回来看看，你看这蓝天，这白云，哪里就比不上美国了呢？这个女孩也真是作！”
我一直不太明白“作”这个词用来形容人的时候，具体含义是什么。一个人特别计较难缠，可以叫“作”，特别执着，可以叫“作”，不识好歹不懂感激，也可以叫“作”……“作”似乎是贬义，往往暗示着某种不好的后果或负面的道德评价。可如果稍微严肃认真地做个定义，“作”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小余阿姨开始打扫，我躲在书房读书，戴上耳机，世界就只剩眼前那本书和我自己。
“……对我个人来说，生命归根结底除却对真理的期待之外，从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依在伦敦给朋友写着长长的信。“最珍贵的善不是寻求到的，而是在期待之中的，因为人不可能通过自身力量找到它……”
如果跟小余阿姨讲讲薇依的故事，她或许也会用“作”来形容她吧？这么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却好像已经被世界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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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法国杰出的思想家，“当代帕斯卡”。
Simone Weil
薇依从小体弱多病，敏感聪颖。她受到良好的教育，考上了法国最好的高等学府巴黎高师，和萨特加缪波伏娃在同一个校园度过了人生的黄金时期。毕业后不久，薇依自主选择了一种真正融入最底层人世界的最艰难的生活方式。1934年年底，薇依刚刚25岁，她抛弃了生活中一切舒适的东西、一名已获得了大学、中学教师资格的名牌高校毕业生可以合理期望并能轻松实现的优越生活，进入工厂做最底层的非技术工人。薇依选择经历社会最底层人所经历的一切艰辛困苦，因为她认为，
“人不仅要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且，如果可能要他察觉到其用途——要他察觉由他改变的性质。
对每个人来说，自身的工作是瞻观的对象物。”
换句话说，薇依认为，哲学家们躲在舒适优雅的书房里，通过阅读和想象，是无法真正理解社会最艰辛的工厂生活和在这种生活中所锻造的工人们的；真正的理解建立在一种身体、思想和行动上的三维合一的深度共通经验之上。
在“服苦役的工场”里，高强度的重复性劳作使得本就柔弱多病的薇依劳累不堪。她发现自己唯一的仅有的减缓极度痛苦的方法，是不再思索。
“我几乎被压垮了——我的勇气，我的尊严感情差不多在一段时间被压垮，对这段时期的回忆会使我感到屈辱，倘若不是因为确切地说我并没有保持这种回忆的话。我每日起身怀着不安，我带恐惧去工厂，我像奴隶一样干活，午间休息是令人痛苦的时光……时间是不可容忍的重负。”
“一天，我明白了，过几个星期这样的日子几乎足以把我变成驯服的牲口，只有星期日我才恢复一点自我意识。于是，我惶惶自问，倘若一旦生活的偶然要我这样干活而无每周的休假，我会变成怎样。我曾发誓，在尚未学会在保持做人的尊严感情不受伤害之中来承受工人的条件，我就不脱离工人的处境。我恪守了自己诺言。但是，直到最后一天，我感到这种情感始终需要重新去求得，因为生存的条件始终在抹杀它，并要把我贬为牲口。”
薇依通过痛苦艰辛的工厂经历“发现”了思想家们常常忽略或者困惑的一个问题，遥相辉映着马克思做过的那些“革命迫在眉睫！”的错误预言：不管压迫可能多么严酷，它并不会引起反抗，而是造成屈从。社会严酷艰辛的生存环境迫使人“用接受替代了屈从”，这才是问题核心。
薇依的“发现”乍看上去违反常识，人们常常说“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压迫越大反抗越大”，但人的身体属性决定了人自由调度意志的峰值。当人被繁重的体力活动占据以至于无法学习，当人太过劳累以至于无法思考，当人太过恐惧以至于放弃思考成为唯一减缓极度痛苦的方法时，人自然就放弃了反抗的可能，并在表面上以“接受”（比如工人看上去心甘情愿地接受工作合同）替代了“屈从”（比如看上去悲愤沮丧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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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个故事讲给小余阿姨听， 她一定会觉得，薇依这个女孩很作吧。 就像是好好一个女孩儿，家境殷实，从北大清华毕业了，放着世界500强的人生巅峰不去，而去了最基层的富士康做手机装配，还是自由选择去的。如果把薇依心里想的，笔记上记的东西讲给小余阿姨，她多半会说，“你们读书多读傻了吧，想太多了”。 共情如何建立？
4
薇依在后来的人生里，更“作”。
1938年初，薇依29岁，岌岌可危的国际社会发生了决定性变化。1938年3月，德军入侵奥地利。9月慕尼黑会议。1939年3月19日，德军开进了布拉格。当布拉格发生的学生起义遭德国人残酷镇压时，薇依起草了一个“在捷克斯洛伐克空投部队和武器的计划”，目的是发动居民起来反对占领军、解放俘虏。她向社会各界人士阐述自己的计划，并且还“发誓说，若实施计划而又不让她亲自参与，她就投身到公共汽车轮下自杀”。1940年新年，薇依发表了《关于希特勒主义的渊源的思考》，试图证明“在古罗马和希特勒政权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一论点。1940年5月10日，德军西线进攻取得胜利；6月13日，巴黎宣布为不设防城市；14日，德军占领巴黎。
1940年6月13日，不设防告示在巴黎街头贴出来的时候，薇依正和父母在街上买东西。当他们看到告示后，甚至没有返回住宅，没有携带任何行李，直奔里昂火车站，坐火车逃出了巴黎。从内维尔到维希，呆了两个月，8月底转到图卢兹，9月中旬转到马赛，当时非秘密途径离开法国的必经之路。
在马赛那段时间，薇依写了大量文章，这算是她一生中创作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她反思战争，反思希特勒和武力征服的本质。和当时很多思想家不同，薇依始终强调暴力对于受害者和施暴者的双重影响，或者换句话说，暴力的极端异化作用。
“武力受人操纵，武力又使人屈服，在武力面前人的肉体蜷缩。人的心灵始终由于它同武力的关系而发生变化，心灵被自以为掌握的武力所驱使和蒙蔽，心灵在身受武力的压制下俯首帖耳……
武力，便是把屈从于它的任何人变成东西。当武力发挥到淋漓尽致时，它把人变成为从确切意义上说的东西，因为它把人变成了尸体。曾经还有人，片刻后，便无人了。……”
“灵魂每日受到煎熬。每天清晨，心灵中万念俱灭，因为思想在此时不可能不想到死亡而考虑它事，这样，战争消除了一切目的想法，甚至战争的目的想法。”
尽管薇依意识到暴力的多重危害，但她却并不认同维希政府的合法性。1941年10月，薇依给海军上将莱阿西写信，要求美国人不再向法国未被占领地区（也就是她自己所在的地区）输送食品。她认为，大部分法国人是戴高乐派，他们无法共享“他们内心谴责的政府（即维希政府）带来的物质好处”。夹在暴力和绥靖之间，薇依忍受着时运的撞击。她把处在类似不幸中的人比喻成一颗钉子，“灵魂被撕裂，被钉在创造的两极”；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该坠入绝望，因为正是“当灵魂被钉子穿透，钉在宇宙中心的时候，它仍然面朝着上帝：这个中心并不是中间部分，而是在时空之外；中心即上帝。”换句话说，薇依意识到，夹在暴力和绥靖之间，处在极端不幸的外界环境中的，是人的灵魂，是人本身；如果能忍受命运的锤炼，在这极度的不幸中仍保持着爱——爱他人、爱自己、爱上帝、爱世界——那么人就能感受到上帝的在场，感受到自我存在的重量。
“灵魂在游荡，走在敌视外来人的道上，寻找着渴求之物。
灵魂得不到安息。它发现，却全然不知自己曾经真正地希求过，满足自己希望的东西。
灵魂想不再游荡，它喊道：
打开大门，我们将看到果园。她寻找的总是乐趣和新鲜感觉吗？现在她来到大门前。大门关着。若是必要，灵魂回来打开它；灵魂挤着，推着；但门栏顶着。必须等待，厌倦，徒劳地望着。
愿意又作何用？也许最好走开，放弃希望；并非为再次落入幻想和追求乐趣，而是毫无期望地去希望；热爱不可能之事，义无反顾。这时上帝会退让，必须打开大门。
‘大门打开时溜进众多寂静，
既不见有果林也没有鲜花；
只有虚空和阳光充实的广大空间
突然横在眼前，满足心愿，
还洗净被尘土掩饰的眼睛。’”
5
又热又渴，我从薇依的世界里跳出来，打开热水壶，邀请小余阿姨和我一起喝杯茶。
“不用不用，我等会喝。”她一边推辞，一边更卖力地擦起了桌子。
小余阿姨说话带着很浓的方言口音，有时候我听不太懂她的话。我知道她很喜欢跟人聊天。如果我妈妈在家，她有时会一边干活一边和我妈妈喊话，也不等回复，自顾自地喊。我们有时会多买几把韭菜、几袋蘑菇，或者几斤苹果一些红薯，拿给她省得她早上来不及买菜中午没菜吃。而她知道我妈妈喜欢吃饺子，隔三差五会包一砧板饺子送过来，花花绿绿很好看。她教我把胡萝卜、绿叶菜榨汁，掺在面粉里就能揉出不同颜色的饺皮。
我过去拉着她，几乎是把她按在沙发上。
“北京太灰了。最近天气太热，我都开着窗通风，结果您打扫完第二天地板上又是厚厚一层灰。”我一边说， 一边往她的水壶里添茶。
“嗯，太灰了，不能总开着窗，你开着窗灰不就跑进来了嘛。这个地板我拖了两遍啦，等会再拖，还是就灰蒙蒙的。”
“阿姨先喝水，休息一会吧。”
“出汗，我这几天狂出汗，昨天在另一家干了三个小时，一直出汗，天太热了。”
稍稍放松一点，小余阿姨开始跟我谈论她的生活。用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拼，我大概能想象她的烦恼，异地户口， 住在城郊很远的地方，要赚钱供孩子上学，要服侍老公，遇到苛刻一些的雇主还得忍气吞声。她每天接尽可能多的单子，都在附近几个小区，几乎从早上七点半就一直忙到晚上八九点， 每一个小时40块的酬劳。她就盼着儿子读书能读出点名堂来，找个稳定工作，赚钱，娶妻生子。她凭直觉觉得未来将获得一切问题的解决，儿子总是能拿到北京户口， 她总是能不用再搬家，小孙子总是能顺利入学。她有时候会问问我国外的生活，但几乎听都不听就说“还是中国好，还是饺子好吃”。如果薇依见到她，会有什么发生？我知道薇依家里是有保姆的，他们举家逃到马赛的时候，还总是写信给留守在巴黎的保姆，把他们个人所需的物品寄到马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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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薇依被家人带去了美国。但船一靠岸，薇依就在纽约和自由法兰西部队取得了联系，她想要重新回到法国，和困在那里的同胞们一起承受不幸。每当想到困在战事中的抵抗者们，而自己却在纽约的花花世界中受到庇护，薇依就头痛难忍。她接连不断写信给散布各地的同学朋友，申请返回英国，以便从英国返回法国。四个月后，1942年11月10日，薇依回到了伦敦。
薇依回到战地，在很多人看来只是在添倒忙。空袭警报响起时，一个拿着教师资格的牛校毕业生有什么用处？更何况薇依身娇体弱，瘦弱多病。可她总是想要回到那些受苦受难的同胞中，回到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境况之中去。“当时我在场”，简单的几个字，蕴涵了太过广博的意义，用薇依自己的词汇来说，就是“扎根”。
“扎根”可以作下面这样的定义：“人通过自己实际地、积极地和自然地存在于某个群体中而具有根，这个群体则使某些过去的财富保持活力，又具有对未来的某些预感。”
薇依在战乱时期，在自己完全有能力在世界最安全的角落躲避危险的情况下，选择回归：她知道在那个苦难的时代，苦难的年代，苦难的人群中，有某种东西是她存在的根基所在，一旦抛弃，她的存在就像一株植物被连根拔起。但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她选择回归的，并不是她的政府或国家。维希政府自然不是个“可爱”的政府，但薇依否定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看上去明显恶的临时政府。薇依否定所有将人的自然情感异化扭曲的东西，“利维坦”式怪物的国家最是荒谬。
“国家是一种冷酷而无法让人爱的东西；它残杀并取消一切可能成为被爱的东西；因此，人们被迫爱它，因为只有它了。这是当代人在精神上受的折磨。”把国家当做忠诚的对象，这是一种纯粹的对偶像的崇拜。“国家，……以祖国的名义，索求绝对的忠诚，全部的奉献，最大的牺牲”，“它被当成既成事实接受下来并受人供奉，无数人显出生命为它增添光彩。一种无爱而言的偶像崇拜，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更可悲的吗？”
如果薇依强调国家的“利维坦”特性，那她为什么要拼尽全力回归故土呢？薇依追求的是那些追求正义和善好的、“想象中的”净化的祖国。“我们热爱法兰西，是为了那种使它得以在悠久的时空中长存的荣誉。”什么样的荣誉能在悠久的时空中长存？什么样的国家是 “净化的祖国”？如果我们闭上眼睛，做个柏拉图的地穴岩火之梦，或者撑着下巴，做个罗尔斯的“无知之梦”，我们会更清楚它是什么吗？
可惜薇依的身体不允许她再思考下去。1943年4月15日，薇依被送进了医院。她不同意医院向她提供额外的伙食补助，她说战争中其他伤员更需要这些资源。她不吃饭后的苹果，“因为法国儿童吃不上苹果”。她总是询问来看望她的神父和朋友：“您认为我会好吗？我能回法国吗？” 1943年8月22日， 薇依陷入半昏迷状态，她吃不下任何固体食物，总是含含糊糊地说，她要分担法国人的苦难， 她不能吃东西。24日，薇依陷入昏迷，慢慢地离去了。死亡证明书上写着：“由于营养不良和肺结核引起心脏肌肉的心肌衰弱导致心力衰竭。病故者拒绝进食，迫使自己身亡，当时处在神志不清状态。”
7
如果把薇依的故事讲给小余阿姨听，她一定会觉得这姑娘作上天了。和小余阿姨们聊天越多，我好像越理解zuo的含义。作就是放着阳光大道不走，偏要走羊肠小路，作就是用一种既定逻辑外的行为方式思考和行动。在战乱时期，不往安全的地方跑，而是朝危险艰难的地方跑，是作。在和平时期，讲了几句有关国家母亲的大实话，是作。让你当国旗的一角抛头颅撒鲜血的时候，你信奉和平主义，念叨“神啊，帮我多救一个，再多救一个”（血战钢锯岭），是作。让你集体相亲结婚生子回归家庭，而你相信“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相信“真爱”，也是作。zuo是自讨苦吃，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是想胳膊拧大腿，螳螂挡车不自量力。
可又是谁说过，“不知不可为而为之，愚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贤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圣人也” ？
我们这个世界，实在是充满了太多的“犬儒”，实用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经济至上，精英至上……多到以至于说几乎浅薄的大实话都能刺激敏感点的地步。“你老家pm2.5 从未爆过表，还好意思说污染？”就好像一个黑奴指着逃到了自由区、激烈反抗奴隶制的黑人大喊，“你TM背叛了同胞背叛了家乡，有什么资格批评奴隶制？没有这份工作，我和家人早就饿死在荒山野岭，被野狗豺狼吃了。你主人好吃好喝招待你，你比我们待遇好一万倍了，还反过来侮辱主人，侮辱家乡？作！” zuo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千篇一律的“成功模式”， 机械重复的“正确”和“效率”，人生的每个细碎都被宏观调控规训，人活着都是同一副丧丧的零件脸。
你就不想，哪怕就一次，试着理解那些zuo的人眼中看到的世界，脑子里想象的“最珍贵的善”？
“……对我个人来说，生命归根结底除却对真理的期待之外，从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依在伦敦给朋友写着长长的信。“最珍贵的善不是寻求到的，而是在期待之中的，因为人不可能通过自身力量找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