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慕先贤涵浩气 力传绝学树高标

原标题：心慕先贤涵浩气 力传绝学树高标

丁酉年正月初五，家父霍松林先生驾鹤西游，遽归道山。消息传出，社会震动，包括国务院、教育部在内全国各地唁电、挽联、挽诗络绎不绝。

1921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家父诞生于甘肃天水琥珀乡一个小山村的秀才之家。自记事起，他就接受了家中长辈对他进行的严格传统教育。少年时，他就熟读北宋大儒张载的《西铭》，其中“民胞物与”的思想给他留下了极深印象。1945年8月，家父以兰州考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大学中文系，自此迈入心仪已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圣殿。在中央大学中文系念书时，汪辟疆大师和胡小石大师激励学生“既入《文苑传》，又入《儒林传》！” 如此高的期许，成为家父此后大半个世纪矻矻努力的崇高目标。正如家父在其诗中曾云：“浩气由来塞天地，高标那许混风尘？”

1948年春，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奉命参加“副总统”竞选，有人送金条，而于老则手书大儒张载的名言遍赠“国大代表”。当时，家父侍案为于老拉纸，每一条幅都写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于老的这种事业追求和人格写照，成为了家父的学习榜样和精神砥砺。

重庆柏溪一年，南京四牌楼三年，家父在中央大学中文系转益多师，徜徉学海，学业日益精进。大学四年期间，他连续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杜甫论诗》《论杜甫的创体诗》《论杜诗的诙诡之趣》等近十篇杜甫研究系列论文，从而引起学界瞩目。唐人以下，研读注释老杜诗歌者代不乏人。至有清一代，更成为显学，号称“千家注杜” 。而家父《杜甫论诗》一篇则新辟蹊径，倡导从杜甫诗学理论的角度去重新观照杜诗。其开篇有云：“……杜甫之诗，雄伟宏丽，夐绝千古，历代论之者多矣。然而管窥蠡测，穿凿附会，于古人‘以意逆志’之义，鲜有当也。杜集论诗之语，散见各篇，往往自道心得，残膏剩馥，沾溉后学。兹撷其尤要者而条贯之，不惟杜公之诗学理论昭然若揭，持此焉以治杜公之诗，亦事半而功倍矣。”又如《论杜甫的创体诗》一篇，在剖析杜诗的创新求变时云：“杜甫之诗，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韶秀藻丽，无一不备，然亦无一句一篇蹈袭前人，纯然为杜甫之诗，知变故耳。变古不易，创新尤难，杜甫之创体诗，固自不多，然亦非他家可及也。” “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险，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绮艳，以至宋金元明清诗家之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斗新竞巧，而少陵乃无一焉不开其端，岂非以其 ‘ 创 ’乎！”家父所开创的治杜诗之门径，迄今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仍具示范意义。

与此同时，家父还在《和平日报》副刊开辟《敏求斋随笔》专栏，先后用文言发表关于诗歌理论批评的随笔七十余则，如《钱牧斋其人其诗》《好意翻新》等等，记得有人曾云，中国现代已无人能以文言撰写诗话著作。而家父的这些随笔，倘辑为专集，实为中国现代用文言所撰之诗话著作也。

在诗词曲创作方面，家父在当时文坛上已崭露头角，先后于《中央日报·泱泱》《和平日报·今代诗坛》上发表了大量诗词曲作品，受到时人赞誉。南京青溪诗社和白门雅集，都邀请他参加。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主持“丁亥九日紫金山登高”，与会名流七十余人，家父是其中最年轻的，却因一首五古长篇《丁亥九日于右任先生简召登紫金山天文台得六十韵》而才惊四座。该诗其后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著名诗人陈颂洛推誉说：“二十解为韩杜体，美才今见霍松林。”另外，家父于此阶段所填诸词，亦同样在当时和后来受到方家的赞赏。如《莺啼序·寄友人》长调，陈匪石先生赞云：“参梦窗三首定四声，守律极严，而浑灏流转，舒卷自如。沉厚空灵，虚实兼到，已入梦窗佳境。”又如《瑞龙吟·豁蒙楼和清真》长调，施蛰存先生赞云：“得清真法乳”。钱仲联先生亦曾赞云：“至松林为词，出入清真、白石间，昳丽多姿，一扫犷悍之习，一如其诗之卓绝。”

1951年初，家父入西北大学师范学院执教，后学院更名为西安师范学院，即今陕西师范大学前身，从此家父即开始了他在陕西的60余年教学生涯。在教学中，他始终坚持教、研相长的原则。上世纪50年代初，家父教授文艺课，在一无教材、二无教学大纲、三无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他筚路蓝缕，从而撰写出建国后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教科书《文艺学概论》，泽被后学。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为了讲授元曲的代表作《西厢记》，家父研究了各种版本和书中难解的方言俗语，写成《评新版〈西厢记〉的版本和注释》一文，其中关于“掐”、“一弄儿”、“撒和”等十几个词语的训释，纠正了以往的误解，为此后元曲注释者所采用。接着，又完成了《西厢记简说》一书。20世纪50年代初，在少有新的论著可资参考的情况下，他即就明清的四大名著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开时代风气之先。

在唐宋文学研究方面，家父先后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如《评》一文，针对建国初，“‘卒章显其志’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基本写作方法”的流行观点，指出“卒章显其志”并非白居易成功的“写作方法”，而是其部分“讽喻诗”的败笔。白居易的许多优秀诗作都寓思想倾向于完美的意境，而不是于结尾说明主题。此文一出，在当时文坛产生了巨大反响。又如《从看韩诗的本色》一文，家父通过对韩愈代表作的研究，纠正了多年流行的韩诗一味“险怪”的论断，指出“文从字顺，雄厚博大”，乃是韩诗的本色。在《论白居易的田园诗》一文中，针对“历来论唐代山水田园诗，只提王、孟、韦、柳而不提白居易”的倾向，通过大量例证，家父指出白居易摆脱了“唱田园牧歌”的传统，写出了广大农民受剥削压迫的田园生活本质，为田园诗开拓了新领域。《唐诗与长安》一文，则对唐长安在唐诗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作了全面论述，填补了唐诗研究中的空白，启当今“长安学”研究之先河。《论唐人小赋》一文，扭转了昔人不重唐赋的观念，阐发了唐赋的成就。此文发表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座谈新版《唐代文学史》时，特意指出，当初编写《唐代文学史》时未列专章论述唐赋，是一个失误！

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家父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20世纪60年代起，在讲授古文论课程时，他即对《滹南诗话》《瓯北诗话》《原诗》《说诗晬语》四种诗论专著进行了重点研究，悉心校勘、标点、注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分别于1962年、1963年、1979年出版，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有专家指出：“我国学术界对《原诗》等的研究，是从霍松林先生的校注本问世之后开始起步的。” 此外，家父还撰写有大量古文论方面的论文，对古典诗论的研究有所开拓。与此同时，又受国家教委委托，先后主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古代文论名篇详注》和《中国近代文论名篇详注》，被全国多个高校采用。

记得“文革”初，因主张形象思维，家父被其时的西北局定性为“西北地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专门组织批判。后来，家父又被校内的造反派组织轮番批斗、关牛棚、监督劳改、挂牌游街。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家父被关押一室。每当送饭时，监改者还要对我送去的饭菜进行检查。再后来，除每天须写“思想汇报”外，家父还被允许用毛笔在红纸上抄写毛主席诗词。家父将抄好的毛主席诗词用针线缝制成册，交我们子女人手一册，看着其中或楷或行、笔力刚劲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北国风光”之句，我感到了其中所凝结的浩然之气。我迄今仍珍藏着家父手抄的《毛主席诗词集》，结尾落款为“1968年3月录于（教学）五楼玻窗葵心”，当时我未解其意。多年后，家父才向我解释了落款中“玻窗”的含义：实乃“铁窗”之喻也。不能明写，故以此暗寓他正受到批斗关押的险恶境况。他在用独有的方式向黑暗势力抗争！粉碎“四人帮”后，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家父争分夺秒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去。

鉴于家父半个多世纪来为学校发展和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2014年10月，在70周年校庆之际，陕西师范大学决定授予家父“陕西师范大学杰出贡献奖”，奖励100万元人民币，这是师大建校以来的唯一一例。当家父获悉校方的这一决定后，提出用其中的50万元设立“霍松林国学奖学金”，以奖掖后人，弘扬学术，充分显示出家父的高风亮节。作为陕西师范大学70周年校庆学术活动之一，“霍松林艺术馆”于2014年在师大正式开馆。开馆仪式上，时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的张岂之先生代表教育部致词，他说：“霍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人文学者，其作品‘以文传道，以文化人’，建树极高。霍松林艺术馆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人文素养……”张先生的致词，恰是对家父60多年来为往圣继绝学的辉煌学术事业的概括。

“根基一脉蕴秦陇，学海百年彰宋唐。”这是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先生为家父所作挽联。家父虽已返道山，但他高尚的学术风范和辉煌的学术业绩必将激励一代代学人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