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士人宋振庭

鲍盛华

一

当公元2015年秋被称为“东北最美高铁”的长吉珲线路开通之后，每天数列火车呼啸而来，穿过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这个东北亚的金三角地带，在古代开发初年因地势原因，烟雾笼罩，久久不散，故称为烟集岗，后转音而为延吉。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的是，接近一百年前的1921年，正是东北的初春时节，一个拔高并厚重了新中国成立后吉林文化起点的人诞生于此。

宋振庭，一个有着文人风骨、士人情怀的高级官员，一个被大师名宿惊为“东北竟有此等人物”博览群书式的人杰，一个深邃多思、表达灵动的思想大将，一个颇有个性、激情澎湃的关东汉子，一个重情重义、令人神交久矣的师长、朋友，一个因文气盛、伤人思悔的老人。

如果没有他，你可能欣赏不到有着乡土乡音，艺术表现力、感染力强，创作了诸多经典曲目的剧种——吉剧；如果没有他，文化会因缺少远见卓识而丧失高地，众多国宝珍奇可能还在流浪、漂泊，突显不出吉林省博物馆如今因馆藏之丰在全国所处前列的地位；如果没有他，吉林省图书馆就不会那么快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成并开馆，不会有如今四十多万册（件）古籍在这里安家；如果没有他，全国知名大型刊物《社会科学战线》的创办就会受到影响，就不一定会因其中许多文章以其改革的新观念引发广泛关注，并被视为全国理论工作的一座高峰；如果没有他，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将彻底改变人生后二十多年的经历……

皮匠出身的父亲崇尚读书，童年宋振庭那稚嫩的读书声是他留给老家的回忆。“九一八”事变后，由于父亲为抗联募捐鞋子，被当作反动分子，欲杀头示众。老百姓到日本军营请愿，才免于一死。从此，宋振庭全家被驱出了延吉。

1936年夏，宋振庭随其兄流亡到了北平。读书不辍的念头让他到处寻访，终于就读于六部口北方中学。正是在这个时候，宋振庭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同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宋振庭与同学结伴，朝着他心目中向往的圣地延安进发，并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转年夏天，他获得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延安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研究员，从此，他由学生转变为学人。

1939年，宋振庭被派到抗日前线，先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教员、教育科长、哲学教研室主任。哲学，成为他人生的思想主题。18岁就当了一所大学的教育科长，这次人生转折，与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有关。成校长听说了一个叫宋振庭的人，知识渊博，颇有思路、主张，经过一番考察，点名让他来到联大。

1942年冬，宋振庭到晋察冀边区曲阳县委任干事。一年后又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参加整风、审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青春正盛的宋振庭不安分起来，像当年南宋的陆游一般，做学问的同时被舞刀弄剑所吸引，誓要到前线杀敌报国。22岁的他，腰上别一支盒子枪，参加抗战，打游击。他摸过炮楼，打过偷袭战，也被追击，打过突围战。一次突围时跳崖，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一个山洞里困守多日，组织以为他牺牲了，还给他开了追悼会。

由于文字和文化方面的影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宋振庭被派回东北，任《东北日报》社编辑、第一版主编。1951年8月，他被调往省城出任省政府党组成员、省政府文化处长。从这之后，宋振庭真正成了一位文化官员，直至1985年去世。这期间，从1952年末至1966年8月，历任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教部长、宣传部长、省委常委等职。1977年10月，宋振庭被任命为吉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

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79年3月后调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校委常委，1983年10月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

二

筹建省博物馆是宋振庭接手的吉林省文化事业第一件顶天立地的大事。他协调财政每年拨出足够的专款用于文物收藏。很多文物界的人士一听说是从吉林来的人，都高看一眼。他们知道，这个省重视文物，有足够的财力支持，要拿出好东西。

为了快速收集到有价值的文物，宋振庭无数次带着省博物馆的业务人员去北京琉璃厂及全国各地鉴选文物。当时，国内文物市场对张大千、溥心畬、王一亭等画家的作品并不太认可，所以这几个画家的作品价格相当低廉，鲜有问津。宋振庭却坚信这些作品将来一定会升值，让博物馆抓准时机，大批购进。结果，大量的张大千、溥心畬作品和历代名人书画成扇、书札册页来到长春，被收藏、厚待。其中，齐白石、张大千、溥心畬等人的作品都在百件以上，是大陆藏张大千、溥心畬绘画最多的收藏单位，扇面成扇作品达一千多件，名列全国博物馆收藏扇画作品前列。1952年春节，吉林省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1957年正式向广大观众开放。其刚刚亮相，就引起国内同行的瞩目。

这正是践行了宋振庭为博物馆确定的书画征集、收藏理念：兼容并蓄、各家备格、成龙配套、自成体系。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更多的珍贵文物迎风踏浪，向省博物馆奔涌而来。一批流落民间的宫廷收藏被征集回来了。1962年征集到金代张瑀的《文姬归汉图》。1963年征到董其昌的青绿山水《昼锦堂图并书记》。此外，还陆续征集到元朝张渥的《临李龙眠九歌图》，特别是北宋苏轼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二赋卷，清朝丁观鹏摹《张胜温法界源流图》等许多书画名迹。短短几年，在宋振庭的主持下，省博物馆竟然积累了万余件书画精品，它们光彩照人、艳丽无方，支撑起吉林文化的崭新高度。

如今，在吉林省博物馆有一件金末元初著名画家何澄所作的《归庄图》卷，是何澄传世作品的孤本，在美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极为罕见的故宫流散书画中的珍品，价值连城。这件画作其实是宋振庭当年与妻子变卖手表等家用在北京买来自己收藏的。北京有关单位听说了，曾以两件宋画为代价，希望换得此画。但为了丰富吉林省博物馆的馆藏，宋振庭毫不犹豫地拿了出来，让给了吉林省博物馆。

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全国的会议上对来自东北的干部说：“各地都有地方戏，你们啥也没有。”总理的话使宋振庭触动很大。他向省委请缨想要开创一个新的地方剧种——吉剧。省委同意后，宋振庭找来编剧、唱腔设计、导演等一大帮人，并把自己的家完全开放，每天晚上在这里吹拉弹唱。在“闹”了六七十个夜晚之后，本着“不离基地、采撷众华、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指导思想，一个新的地方剧种——吉剧，披着浓重的乡音、带着浓厚的乡情，走上了浓彩的舞台。《桃李梅》《包公赔情》《燕青卖线》等经典曲目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创作出来。当剧目进京演出，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首肯和曹禺等戏剧名家的赞誉后，宋振庭露出了笑容。

1985年2月，吉林省图书馆《图书馆学研究》发布了一篇悼念宋振庭去世的文章，题目是《沉痛悼念本刊顾问宋振庭教授》，文中说，“五十年代，省馆在长春筹建之初，宋老即对我馆的古籍收藏作过许多指示，‘文革’后，在赴京之前一直敦促我馆加速整理线装书、旧日文书和积压报刊。多次要求我们尽快搬掉这‘三座大山’以期早日与读者见面。”“本刊草创之初，曾得到宋老的大力支持，他在接受邀请，担任本刊顾问，并就本刊的办刊思想、编辑方针等问题写信给编辑部，使本刊获益匪浅。”

像对待省博物馆一样，作为一个爱书如命的书生，宋振庭对省图的建设关爱有加。老一辈的图书馆人一提起当年，马上腰身一挺，脸上现出自信和自豪。让图书馆人腰杆直溜的宋振庭使吉林省图书馆的藏书在馆藏是零的前提下，迅速蹿升至全国前列，如今其古籍图书已经多达四十万册（件）左右。也正是因为经费有保障，南宋刻本《昭明文选》六十卷六十四册（全）在上世纪收入馆藏，已经成为镇馆之宝。

1978年5月，宋振庭觉得应该有一本刊物承载思想解放之花，吉林应该在文化的更高层面上有所作为，从而不疏于时代，甚至能够引领时代。最终，与时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佟冬共同创刊《社会科学战线》。刊物一经问世，就鲜明地打出“创新”与“学术”的旗帜，集聚国内学术界众多精英人物，以厚重的篇幅、开放的视野、鲜明的特色，在国内期刊界迅速崛起，成为引导和推动中国学术创新和发展的代表性刊物。

想想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不禁令人感慨：吉林有幸遇见宋振庭，让其文化的起点和品格有了高层次、大气魄，有了自身的特色，有了一飞冲天的理想，有了脚踏实地的情怀。

三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有“民国四公子”之称的张伯驹

头上被“戴”了一顶崭新的“帽子”：“右派”。此时的张伯驹已不宜在北京更多逗留。宋振庭给予了最热烈的回应，希望张伯驹能够携家眷来吉林工作和生活。让张伯驹更感意外的是，这位吉林的文化大员不仅热情地接待了他，而且执弟子礼，以师视之。不仅如此，宋振庭还安排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并安排其夫人潘素到吉林艺术学院入职。

如此安排，这里面有宋振庭对文化本身的尊重，像张伯驹这样的鉴藏大家在文化人的眼里，是一等一的宝贝；有宋振庭的浓厚感情和胆识，安排这样的位置给一个“右派”，一定暗藏着某种政治风险；有宋振庭对吉林文化建设的期许和愿望，让张伯驹就任一个省级博物馆的副馆长，对吉林文化的未来可能发生重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宋振庭直言不讳：张伯驹要留下，我们底子太薄，文风不盛，和经济建设不相称，要有文风，就要有人才，生活上要多照顾，可以给个研究员或副研究员，工薪不要太低。

带着“精神家园”来到东北的张伯驹给当时的吉林的文化带来了让人难以想象的绚丽。到省博物馆工作后，张伯驹很快组织了一个类似周末沙龙的聚会，来的人都是全国收藏鉴赏界有头有脸的人物。这让长春的天空一时间飘拂起文化的五彩祥云，围绕着文物收藏和文化建设，大家各抒己见。宋振庭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与此同时，宋振庭不失时机地邀请吉林大学的于省吾、罗继祖、裘伯弓、单庆麟等教授以及长春应化所的阮鸿仪等先生，就省博物馆的书画征集、陈列展览等项工作建言献策。

与宋振庭的多次交流、交心，也让张伯驹从内心深处完完全全地认可了这个懂自己、懂文化的人。人生得遇知己，难也；人生得遇如此知己，运也！在宋振庭印刷好的白纸居多的文化书页里，张伯驹毫不吝啬地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篇章。他慷慨地无偿捐献了数十件家藏珍品，较有代表性的有元代仇远的《自书诗》卷、颜辉的《煮茶图》卷、宋代赵伯啸的《白云仙乔图》卷、元代赵子昂的《篆书千字文》卷、明代薛素素《墨兰图》轴、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唐人楷书册等等。甚至，他把离京时虽经邓拓挽留却无法舍得的《百花图》也捐献了出来。《百花图》是宋代杨婕妤的作品，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女画家之作，价值早已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及至今天，吉林省博物馆的专家仍然自信满满，《百花图》仍是吉林藏画中最有分量的宋画。

不止对张伯驹，对其他的艺术家，对年轻人，宋振庭都有着春风般的温暖。原吉林省吉剧团的老同志回忆说，当时为了创排吉剧，一批大学毕业生来到长春工作，宋振庭竟然亲自到火车站接他们，还把他们领到家里吃饭。

人，其实是文化的全部。宋振庭就像痴迷他的书籍一样，也对这些文化的建设者们给予了他人生中最多的尊重和热爱。

四

其实最早他并不叫宋振庭这个名字。他的原名是宋诗达，他还用过星公、史星生、林青等笔名。他被称为“著名的杂文家”，其杂文被评价为“针砭时弊、嬉笑怒骂、纵横挥洒、脍炙人口”。多年来，他把自己的思想传递到手中变成握笔的力量，共出版《新哲学讲话》《什么是辩证法》《怎样自修哲学》《星公杂文集》《宋振庭杂文集》等多部作品。

文革中，宋振庭被下放到农村。由于有了时间，他拿起画笔，描绘心中的自然情景、思想万物。其用笔往往豪放大胆、张力四现，用墨更是淋漓酣畅、笔意昂然，后出版《宋振庭画集》。

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宋振庭在一些政治活动中，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做过一些过头的事，错待过一些人。晚年，他为自己的过失真诚地道歉。在写给夏衍的信中，他这样说道：“长影反右，庭实主其事，整了人，伤了朋友，嗣后历次运动，伤人更多，实为平生一大憾事。”“对此往事，庭逢人即计，逢文即写，我整人，人亦整我，结果是整得两败俱伤，真是一场惨痛教训。”写这封信的时候，宋振庭已经六十三岁。“病废之余，黄泉在望，惟此一念在怀，吐之而后快，此信上达，庭之心毕矣。”可见，宋振庭对以往的过失，进行过深刻的反思。

1984年深秋，老部下董速到北京看望宋振庭。此时，他的癌症复发了，骨瘦如柴，但回忆起吉林的往事，他仍然兴致勃勃，还特别邀请董速一起去西山看红叶。就是在这一年，宋振庭回顾自己的一生，豪迈地为自己做诗一首：“六十三年是与非，毁誉无凭多相违。唯物主义岂怕死，七尺从天大唱归。”1985年2月，宋振庭在北京逝世，可谓“大唱”而“归”。

宋振庭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属于文化的，从一开始就热烈地燃烧。这种燃烧加重了“烟集岗”的浓度，让他的老家为他取得的成就而骄傲自豪……

像北方大地上一株高大的柳树，他往往最早听懂春风的心思，而暗暗释放出绿意，随风的摇摆其实是向周围的万事万物挥手示意。他的树干非常粗壮、坚硬、挺拔，他的丝绦却柔和、体贴、敏锐。他要告诉你态度，他能听懂你话语。

他是千年士人藏侠气，他是一代文官宋振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