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中产”的危局：失业、二胎、中年危机

原标题：失业+二胎+中年危机：跌出中产或在一瞬间

近日，不少人的朋友圈都被一篇《我那么努力，有两套房，却不得不离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的文章刷屏，失业、二胎、高房价、中年危机等等词汇刺激着每一个人的神经，尤其目前三四十岁的中年群体更是有着相似的焦虑感。“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产阶级生存晋升通道在哪”“大陆中产阶级现状怎样”等话题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随着近年来大陆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就业形势也变得日益严峻，贫富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愈加突出，上述种种均令公众的焦虑感和危机感有增无减。

此外，腐败、垄断及教育等领域的不公平现象，令一些低收入阶层感觉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难度越来越大；而另一部分已经身为社会中高收入阶层的人，也因为缺少足够的安全保障，承受着巨大压力，担心个人财富和现有的生活水平，随时因为大病、股灾、突发事故等意外，或职场上的失败而被迫降级。

有海外学者研究多国案例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中下层普遍认为自己或子女跻身中产阶层机会越来越少，而中产阶层则普遍对自己的地位、财富感到不安全，那么就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甚至国家稳定。

对大陆中产阶级崛起有长期观察研究的美国布鲁金斯学院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认为：自毛泽东时代结束以来的体制改革使中国的中产阶级得以成长起来，但是，如果这一体制不以足够的速度继续演进，那么，这个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阶层便会变成一种不稳定成分。

李侃如认为，房价飙升正在阻止人们新近加入中产阶级，医疗费用或其他紧急事由妨碍了遭遇意外者重返中产阶级的行列。

这些问题与挑战，也早已引起了中共最高决策层的重视。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正式提出了“中国梦”的重要执政理念，主旨包括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等。其中，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以及顺利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中国梦”的具体措施之一。

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APEC会议期间表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

“继续拓展跻身中产阶级的机会，其速度要足以让那些依然贫困的人觉得自己或孩子还有成为中产阶级的现实可能。”李侃如认为，国家继续支持中产阶级崛起和壮大，对中国未来发展与稳定至关重要。

跌出中产或在一瞬间

几十年来，大陆一直处于高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之中，平均主义被打破，收入与职业差距迅速拉开，社会阶层分化加剧，数量巨大的底层民众为了自己或子女能够跻身中产阶层，想尽各种方法。

人们纷纷把希望寄托于教育改变人生、户口改变人生、房子改变人生，甚至移民改变人生、婚姻改变人生等方法上。以至于很多人从小到大的生活，就像通关游戏。而重点学校、重点班、名牌大学、城市户口、知名企业、中高层职位、房产证、结婚证、绿卡……就是一道一道的关卡。

有媒体分析，该调查结果显示，因为社会保障不足、福利不健全、政策变化趋势不稳定等原因，大陆给底层民众提供的跻身中产的机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少，而现有的中产阶层群体也正在面临流失问题。

不过相比向上之难，返贫对中产阶级来说，始终是个缺乏防护栏的陷阱。

虽然距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那场令人猝不及防的爆炸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时间，但直到现在，事发地附近多个小区的居民们仍然没能从震惊中走出来。

“从来没想到过，一场意外就可以让多年的努力归零。那种人到中年却要一切重头开始的感觉太令人绝望了。”一位在爆炸事件中失去房子的女业主感慨。

天津港爆炸事件带来的“余震”可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几十年来，部分地区只顾高速推进经济、严重缺乏长期规划和管理监督，已经令当下中国进入公共突发事件的高发期。频发的意外使人发现，很多辛苦多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可能仅仅经历了一场意外，就化为灰烬。

悉数近年来大陆发生的多起社会影响力巨大的意外事件，很多背后都隐藏着中产阶级家庭陨落的悲剧。

发生在北京，令人印象深刻的“意外事故”之一，2012年7月21日特大暴雨。因为防灾减灾的预警机制不健全、排水系统的建设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飞速步伐，导致广渠门桥下严重积水，私家车车主丁志健溺水身亡。

身为某期刊编辑部主任的丁志健，在北京打拼多年，有车有房，一人担负起妻女和父母两个家庭的责任，一场意外夺走他的生命，也令两个家庭失去最重要的经济支柱，脱离中产阶级群体。而一位中产的意外死亡，更给这个社会留下了隐痛，让中产阶级增加了不安全感。

与意外致贫相比，因病返贫的例子则更多，由于大病、罕见病等医保体系缺失，医疗费正在成为中产阶级可能因紧急情况失去中产身份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公共事故、重病，对于大部分年富力强的中产阶级来说，还算是小概率意外，那么因为经济增速放缓而带来的就业、升职压力，金融体系不健全而带来的投资理财风险，以及子女教育投入水涨船高等则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

2013年6月21日，一场秋冬时装秀在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举办。这类时装秀出售了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随意，高品质，现代。

益普索的调查报告显示，近半数（47%）的大陆中产受访者坦承在工作方面面临的压力很大。

友邦保险2015年7月在华发布的最新一份《中产阶级愿望与梦想调查报告》也显示，近七成（69%）大陆中产阶级把健康列为首要人生目标，随后是“愉快的婚姻或关系”、“成功的职场生涯”、“安心无忧”和“舒适的退休生活”。

中产阶级的压力和不安全感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大陆居民一直位居世界前列的高储蓄率。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家庭的储蓄率为可支配收入的40%，同一年，美国家庭的储蓄率仅为3%。此后多年至今，大陆居民储蓄率一直保持在40%至50%的区间。

另外一个趋势是，越富裕的家庭储蓄率越高——根据2012年上半年，西南财经大学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对8000多户中国家庭进行调查发现，55%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储蓄率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增高而增加，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74.9%。

社会保障不充分和预期不稳定，诱导居民通过储蓄来实现自我保险，被认为是大陆中高收入群体热衷储蓄的主要原因。

扩张还是萎缩？

随着近年来大陆经济形势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产阶级是在扩张还是萎缩，成为一个愈来愈引人关注的话题。

一方面，官方主流声音一直在表态，政府正在致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少官方媒体也经常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做对比，力证大陆中产阶级正在明显增长，甚至有学者评价中国已进入中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期（陆学艺2010年2月11日《现在是中国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时期》，发表于《中国青年报》）。

但是也有一些观察人士持慎重观点。有学者提出，前两年得到迅速发展的不过是中产阶级中的一个子群，即官员和国企管理者，这种发展是以牺牲其他中产阶级群体为代价的。

甚至有观点认为，虽然没有全面的统计，但是通过各个层面的观察可以发现，经济危机造成的就业困难、金融资产流失以及高企的房价，已经造成了中产阶级的萎缩与流失。

这与大陆中产阶级的焦虑是不谋而合的：求上不能，又害怕被拖回底层。近年来的移民热潮，在一定程度上来看，就是焦虑情绪的反映：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没希望更进一步，下一代也缺乏清晰的前景，就会图变。

因此，在经济增速放缓、就业与提高收入等均面临严峻挑战的今天，如何通过社会保障体制、福利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做出适当的调整，非常重要。

2014年9月2日，上海奥迪展示厅内选车的顾客。中产阶级拥有汽车，一般不是指有没有汽车，而是指是否拥有较好品牌的汽车。

悉数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历次政策调整，如私营制的放开、外资企业的进入、住房制度改革、股市重开、高校扩招、城市化进程提速，物权法通过实施等，有不少新政都给中产阶级的成长营造了合适的环境，促成了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

但是也有一些制度阻碍了中产阶级的继续扩大，例如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平衡、股市等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户籍制度的不够开放等。而这些，也是中国未来改革进程中无法忽视的内容。

税收政策也从细微处影响着中产阶级群体的走势。但在近年来海内外的各种统计报告中，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一直高居前列。

按照一般定义，大陆中产的标准一般为月收入1万-5万元，但根据现行个人所得税率，月收入超过8000元税率即高达20%，12500元以上则为逐级可累进至25%-45%，这种简单“一刀切”，没有考虑生活成本和家庭负担，是很多中国纳税人感觉痛苦和不公的原因之一。

近年学界倡议按家庭征收个税，可以把家庭所有成员的收入叠加，都纳入到个人所得税的计税基数中，在扣除抚养孩子、赡养老人、房贷、医疗等基本生活成本支出后，再对总收入的剩余部分征税。做到了因人而异的纳税，这也是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行的个税征收方式。不过，出于政府的保税需求，以及缺乏配套执行措施和人力等原因，这一方案至今仍在原地踏步。

在一些中产阶级看来，大陆近年来一系列的税费政策调整，不仅没有减轻他们的压力，反而令他们的负担逾加沉重。例如一直居高不下的消费税，以及正在酝酿、即将出台的房产税、遗产税，甚至交通拥堵费等。

以房产税为例，虽然该税收在讨论阶段被很多专家预测将可以有效打压房价，改善大陆房地产发展模式，但是已有专家指出，根据外国经验以及市场经济学原理，现阶段开征房产税，不仅不会降低房价，反而会成为房价上涨的激励机制。一方面房产税是按照住宅价格的一定比例征收，地方政府完全有动力进一步抬高地价，进而抬高房价，这样就可以多征税。另一方面，房产税的代价完全可以向下游转嫁，提高二手房购房成本或者租房者的租金。

经济学家谢国忠曾称，“中国大多数反常的经济行为都是由政府急切地寻求财政收入所推动的。”在一些学者眼中，该税种最终又将演变为压在中产阶级头上的一根稻草。

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主席卢汉龙则认为，为社会流动提供均等的机会，是对一个公平社会的基本要求。当机会均等时，社会可以容忍的差异也较大。在一个充满机会的社会里，人们想得更多的往往是如何抓住机会，改善生活，而不是别人拿了多少、拿得是否公平。而公正程度最差的社会则导致劳动人民极少获得，甚至完全没有改善生活的机会。

卢汉龙认为，打造公平的阶层流动渠道，特别是制造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是中共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小贫富差距的最有效办法之一，也有利于中国乃至世界未来的稳定发展。

《凤凰周刊》记者/孙杨

本文节选自《一个阶层的沉浮——重新认识大陆中产》，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总第5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