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债成重负：春节有时一天要送三四份礼

原标题：人情债 真想减下来（新春走基层 春节返乡记）

本报记者 张志锋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03日 04 版）

新春佳节，万家盼团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雷望红的姨妈，却不“敢”回老家，而是“躲”在打工地福建过年。再三追问才明白，“春节回家至少要送出1万元礼金，不回来是怕送人情。”

在中部农村，这种“乡村人情故事”并不稀奇。这个春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团队的师生们，共同聚焦了一个现象：农民送人情的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农民希望政府引导、乡村自治，走出变味的人情泥潭，营造健康的乡里人情。

人情之重成为困扰

春节有时一天要送三四份礼

“我们多次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不止一次听到农民说，中央八项规定好，农村能不能也有这样的规定，引导人情往来。这一方面体现了农民对八项规定的高度认可，也同时表达了改变人情现状的迫切心情。”春节前后，该中心副研究员桂华，博士生刘成良、雷望红等人回家、调研，获得大量数据、案例。

送人情集中在春节前后。有个山区贫困县30多万人，2015年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近6万人。春节前后一个多月，一些村组几乎每天都有人请客。按当地风俗，一户办事，同一村民组的都会去贺喜。许多农户隔三差五赶场子、送人情，有时一天要送三四份。

请客的名目多了，办酒席的规矩也渐渐乱套。在湖北中部一个县，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为帮儿子凑钱买车，提前4年给自己办了七十大寿。最不可思议的是如今一些地方办丧事，安葬老人不再是主要任务，办酒席、收人情成了重头戏。

结婚宴席也在变，过去只有初婚才大办酒席，现在很多再婚夫妇照样大宴宾客，一些村民认为有滥办敛财之嫌。成大叔有一儿一女，儿子结了两次婚，女儿也结了两次，都办了酒席。有村民就咬着牙说：“去他家吃喜酒都吃了4次，他要是离婚再结婚，绝对不去了！”

礼金标准逐年上涨。在有的地方，目前“行情”是，一般农户每次送出200元，特别贫困的送100元，姑舅姨等近亲送1000至5000元不等。几个农户的人情账单显示：2010年前后仅50元，现在100元“送不出手”。近亲的礼金涨得更凶，一般千元起步。

此外，近些年还出现了一种不好的风气。一些农民认为，酒席规模大小反映“朋友圈”的大小和人缘好坏，为了面子千方百计扩大人情范围。一个包工头去年办酒席，四处请客，共收礼金60多万元，还有人一次就收了90多万元，而这些人情故事却很快成为“有面子”的“美谈”。

变味人情没有赢家

硬着头皮办，不办亏更大

人情负担越来越重，一些农户感觉快被“掏空”了。

大体上，一个普通农户的人情“朋友圈”约200户，每户五六年办一次酒席比较普遍。按这个节奏，平均每户每年要送30多次礼金，人情开支一万到两万元，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在两万多元。农民家庭收入约三成用于人情消费，有的家庭占到一半。

在湖北中部一个县，贫困户、低保户每年人情开支都达到5000多元。粗略一算，不少农户家庭人情支出超过了贫困线标准的人均年收入。一些农民说：村里绝对贫困的很少，多数是相对贫困。相对贫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情负担太重，有农户表示：“应付人情都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有钱来搞项目增收！”

办酒席要花钱，长远看没有“赢家”。办酒收礼，再还礼，再办酒……在湖北一个贫困县农村，办一桌酒席加上烟酒，共需300多元；一般有200户送人情，酒席成本大概两万元，收礼金约5万元，办一场能赚3万多元。农民都清楚，赚的钱总是要“还”的，办酒席最终还是亏的，但不办酒席亏的更多。最终陷入怪圈：人人争着办，不办亏更大，再不情愿，硬着头皮也得办。

有个农户过去办酒席，朋友送了礼金。后来这个朋友也办酒席，这个农户感觉吃不消，没去喝酒，也没还礼。结果，对方直接上门，把过去送的钱要了回去，闹得很不愉快。

在湖北中部一个县，还人情的时候还要加钱，以显得“更加厚道”。只要沾亲带故，这次收500元，下次要还1000元，再下次变成1500元，像滚雪球一样玩起“人情+”。亲戚间一次送一两万元的，大有人在。互相攀比，水涨船高，加重人情负担。

清爽乡风期待共建

政府引导、乡村自治、村民自觉

人情这么重，不“赶”行不行？

“在农村，人情比吃饭都重要。饿肚子可以忍一忍，人情关系不维持，会被人看不起，今后在村里没法做人。”

2016年6月，雷望红老家的群众中忽然热传一个消息，据说乡政府正在酝酿出台“限酒令”，规定只能办满月酒、白事、婚嫁酒和高寿酒（80岁以上的整十岁），7月1日实施。

这一消息传开，许多村民拍手叫好。谁料，没过几天形势急转。当时高考在即，一些村民听说消息后，纷纷赶在7月1日前为子女办升学宴。有的孩子才上高一，也提前办了升学酒。到了7月1日，传闻中的“限酒令”并未出台。

对一些酒席的规范，不少地方进行了探索。春节前，贵州凯里市出台规范操办酒席行为的试行办法，引发热议。

清爽乡风，除了乡亲们期待的政府引导，也要鼓励乡村自治，激发村民自觉，对此，多地探索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把红白理事会建设作为重点，使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明显减轻，社会风气也得到改善。

以山东为例，截至去年10月，全省就建立起红白理事会8.6万个。红白理事会由群众推举出德高望重、热心服务、公平公正、崇尚节俭、有一定礼仪特长的人士组成，按照统一标准、流程和仪式，免费帮助群众全程操办红白事。

雷望红试探着问过妈妈，村里要有红白理事会这样的机构，老百姓会支持吗？妈妈毫不犹豫地说，“我第一个举双手赞成，我敢保证，其他村民都会同意。”

本期“春节返乡记”统筹：许 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