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醉死导师饭局，谁该为此负责？

原标题：研究生醉死导师饭局，谁该为此负责？

在1月15日晚参加完导师组织的聚餐后，26岁的江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史国平倒在宿舍里，当晚他被送医，抢救无效后死亡。而在一个多月前，他刚被确定保送该校的博士生。记者获得的聚餐菜单显示，5桌师生消费5630元，含18瓶酒。而参加聚餐时，包括史的导师在内，共有4名老师在场。史的母亲认为，在场老师对此应负一定责任。据家属说法，史国平不喝白酒，而这次他喝下的白酒超过半斤（据1月19日《北京青年报》）。

在春节将近的时候，一个风华正茂的准博生生，就这样被一次聚餐夺去了性命。说起来不免让人唏嘘。史国平的导师对媒体说他并没有劝酒，是史国平比较兴奋主动喝了这么多。不过也有与会者爆料，当时老师们有“要喝好，要喝多”的“指示”。我觉得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是对的，在酒桌上让下属或晚辈喝起来，真的不一定需要主动劝，定个调子，暗示一下就足够了。剩下的，气氛本身就能够驱使着人们主动去迎合。这就像很多患者和家长给医生和老师送红包，真的不用对方暗示，甚至人家根本就没想要，却争先恐后的就送上去了。

对于中国酒桌上的这种拼酒文化，美国作家何伟曾经这样描述：“四川人喝酒可不是为了放松休息。它经常乃是竞赛性质的，通常会用到白酒，一种强烈的，口感恶心的谷物酿的酒。男人们相互敬酒，一口干掉，而这种饮宴很有发展为恃强凌弱的倾向，参与者们相互刺激，直到某个人喝出病来。”当时何伟在四川，所以讲的是四川人。

从世界范围来看，因为基因的关系，中国人不算能喝的民族，跟白人和黑人比起来差很多。然而中国人却绝对是敢喝的民族，而这种拼酒文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享受酒水本身，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决心，来换取感情、信任和利益。而这种表达方式，往往是森严的上下等级秩序造成的。从传统上来讲，中日韩三国都有类似的情况。

日本作家野岛刚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讲述了日本的“饮会”文化，也就是我们这边的饭局。日本和韩国都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下班之后大家一起去喝酒，这是他们社会人际交往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野岛刚大学毕业就进入了日本著名报纸《朝日新闻》工作。新入报社的员工都被下放到小地方的分社去锻炼，成才了再调回总部。野岛刚下放到地方之后很不习惯，尤其是不习惯每天下班领导都组织“饮会”，宴席上他既不举杯敬酒，也不活跃气氛，后来被领导看出来了，说你要不愿意参加可以不用来。年轻叛逆的野岛刚就真的不参加了。结果两年之后，一个和他一块下放的同事被调回总部了，这个人善于社交，领导喜欢。野岛刚说：“这时我才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醒悟到，在日本社会里‘饮会’有多么重要。”

野岛刚的故事估计会让很多职场新人心有戚戚。人们为什么要在酒桌上努力表现？我想除了那些真喜欢喝酒的人之外，更多人还是希望给领导留下好印象，因为领导手上拥有下属所需要的资源。而在等级越森严，体制越封闭的地方，这种需求就越强烈，因为你别无选择。所以虽然中日韩共享大致相近的劝酒文化，但中国可能犹有过之。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社会的私人领域基本上就没有了，大家都成了机关、事业单位或是国营工厂这些大集体的一员。在这样的体制里，领导掌握的就不仅仅是你升迁的资源了，他还可能掌握了你户籍、分房、职称平等、孩子入学等等资源，这种资源的严重供不应求就势必会导致激烈的竞争，所以同样的劝酒、灌酒文化，在我们这里就被演绎得格外惨烈。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私人领域重新回到了中国，而人们的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多，所以这种拼酒文化这些年来实际上在走下坡路。当然，一种文化的式微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对于那些从计划年代走过来的人们，这种拼酒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的人生烙印。公众号大象公会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中国高度白酒的主力消费人群是45岁以上的男性。除了年龄的分野之外，体制化更强的北方也普遍比南方能喝，体制内的人也比体制外的人能喝。而政府机关、学校就具有这样的特征：体制内、等级严格。

对于史国平来说，无论是出于对“老板”（导师）的感激，还是为了向“老板”表忠心，他可能都会“勇敢地”冲上去拼酒，这背后的驱动力由传统文化、等级差序和资源垄断共同组成，左右着他的行为。而这种强大的文化惯性已经变成了潜规则，不需要说出来，就像酒桌上常说的那句话：啥也别说了，都在酒里了。

两个月前，35岁的北京酒店厨师李先生在厨师聚餐时饮酒过多不治身亡， 家属将同饮的19名同事告上了法院。 这样的新闻一再发生不断提醒我们， 这种酒文化中的拼酒文化， 和现代文明所追求的自主与平等是相背离的，实在算不得是什么优良传统。 同时我们也清楚， 这样的文化因为习惯和现实需要使然， 你将很难看到它迅速消亡。 我们也许只能期待于文化本身的新陈代谢，不过看看日韩的情况，只要这种集体主义、等级尊卑的传统观念依旧存在，那么附着于这种文化之上的习俗就难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