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意”和“民意”的古老叙事背后

原标题：在“天意”和“民意”的古老叙事背后

我不是特别喜欢司马迁最有名的那句话，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为觉得它太宏大笼统了。这是很漂亮抢眼的一个表述，当今的文化人会很看好。由司马迁开始，我们的历史学家其实都是注意细节的，只是在探究历史经验的时候会趋向宏大叙事，总结出一些很难应用于实际生活的口号。可能他们关注细节和故事的初衷就是写成一部大书，考察天下成败兴亡的原因，“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这样一番大事业甚至让遭受阉刑的司马迁都觉得足以补偿屈辱，但是他这种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宏大豪迈思路，可能很容易引导人们忽略社会治理须由小处着眼和用力的道理，导致历史研究和社会治理都流于粗放和粗疏，忽略精细运作和操作，忽略与民众实实在在幸福生活有关的具体问题。

譬如古今的史家都对秦汉历史很有兴趣，尤其关注秦朝灭亡的故事。司马迁看好周代的办法，反对秦朝的暴虐：“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他提出，治国需要重视历史经验和考察现实状况：“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在他看来，秦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是不仁：“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到了明朝，张居正给年少的万历皇帝讲《资治通鉴》时还是沿用这个看法：“人君之欲安天下者，惟在乎仁义之固结，而不在于法制之把持也。”这种宏观和笼统的历史思维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历史学者。

历史学家李开元教授近年出版有一系列关于秦汉社会变迁的著作，把故事讲得精彩深刻，在学界内外好评如潮。在《秦迷》的最后，作者提出，“天意和民意的聚散离合，贯穿着中国历史”。把秦国统治者建立帝国的进程看作是历史大趋势，看作是顺应天意和推动天意的实现，我觉得也和古人谈论“仁义”的政治意义一样，是一种模糊、宿命和过于粗线条的提法。不过李教授的确敏锐地注意到研究历史和社会的一个关键出发点，或者说历史学者赖以观察的“一束光源”，即人民的生命和幸福生活是被忽略或者伤害了，还是得到保护。依凭这个道德判断标准，他尖锐地批评说，面对宛若杀人机器的冷酷秦军，各地民众同仇敌忾，拼死抵抗，上演了无数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从这个角度来看，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行动，残酷地强暴了各地人民的人心，是违逆大众民意的。

无论是谈论“仁义”也好，探究“天意”也罢，用现代政治学的话语来说，都是用政治理想来赋予政治统治合法性，而一切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不仅不能缺失理想，还必须与平常和实在的福利以及利益结合在一起，即政治能够顺应民意，让民众能够免遭暴力，享受和平安宁，能够过上体面、舒适、有尊严的生活。也因为如此，天下兴亡得失的考察应该把眼光投向基层社会民众真实和具体的日常生活细节。所以孟子劝告当政者说，不以暴力去争夺土地，让百姓安居乐业，“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恰恰是后来驱使虎狼之师横扫天下的秦始皇没有做到的。

由遥远的历史回到现实，我们会注意到各地政府一系列琐碎、细微、个性鲜明的具体服务工作正在感动人民、造福一方，正在切实地改善百姓的日常生活。近日经常看到的一条报道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有一个非常偏僻的悬崖村，有70多户人家，老乡出村办事和孩子们上学需要攀爬约100米的藤制天梯。而在这个情况被广泛报道之前，当地政府就有一系列用心改进这个小村子交通条件的细致工作。他们先是用钢索、钢筋和钢管加固天梯，加强其安全性，进而又在扶贫的计划中勘查地形，规划建设更加便捷的道路。当地的县和州领导都前来深入调研，乡政府领导甚至走了170多个来回，试图找出安全通道。

司马迁以及不少古代文人都把民生看作是天下安定的基础：“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这样的思维其实是落后于现代的古老叙事，因为造福民众本身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