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读书共同体”，一个明亮的梦

原标题：“东亚读书共同体”，一个明亮的梦

著名出版人董秀玉在会议上发言

宜野湾市位于日本冲绳县首府那霸市的东北方，11月14日、15日，第21届东亚出版人会议在此举行。街市和海滨公园一片静谧，不过在冲绳会议中心内，却是中文、日文、韩文此起彼伏，借助同声传译，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日本和韩国的数十位卓有成就的出版人汇聚一堂，相互交流。

东亚出版人会议通常一年两届，聚焦人文图书出版的各个议题，迄今已十年有余。会议的发起人是三位日本出版界的前辈：岩波书店前社长大塚信一、MISUZU书房前社长加藤敬事、平凡社前编辑局长龙泽武。他们的提议得到了中韩两国出版人的积极响应，此次十周年会议也带有纪念性质，亲朋旧友相见，满座生风。大陆方面与会的，包括著名出版人董秀玉、汪家明、三联书店副总编舒炜、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译林出版社社长顾爱彬、百道网董事长程三国等。

多年来，东亚出版人会议致力于构建“东亚读书共同体”，遴选20世纪中叶以来东亚地区思想文化经典100种，以中、日、韩三种文字出版了《东亚人文100导读》，并推动相关图书在各国的翻译出版。举办青年编辑研习营，培育年轻一代承继人文出版的传统，也是会议的成果之一。此外，旨在鼓励亚洲优秀出版物的韩国“坡州图书奖”的顺利实施，也得益于东亚出版人会议所搭建的平台。

本届东亚出版人会议首次落户冲绳，不少与会者都感到意义非凡。这是因为，冲绳在日本乃至亚洲，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不仅是景色明媚的旅游地，更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冲绳的前身是琉球王国，自明代起就是中国的藩属国，17世纪初也开始臣服于日本幕府时期的萨摩藩，1879年日本灭琉球，设置冲绳县，将其纳入近代日本的轨迹之中。1945年，美军登陆冲绳，这里成为惨烈的战场，丧失了四分之一人口，日军甚至教唆和强迫平民“集体自杀”，城市和历史遗存变成废墟，留下难以磨灭的创痛记忆。战后冲绳一度由美国托管，成为“基地之岛”，美军的普天间基地就位于宜野湾市，遭到冲绳人民的持续抗争。这片历史与现实交融、各种社会运动不断的土地，培育出了独特的地方意识和出版文化。

本届东亚出版人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出版的地域性与书籍的普遍性”，尽管命题者龙泽武先生笑称自己创造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题目，但它想必与冲绳的加入直接相关。据冲绳时报社文化事业局出版部长友利仁先生介绍，“冲绳县产书”是当地出版的最大特色，23家出版社自1994年起组成了“冲绳县产书网络”，书籍主要是“地产地销”，由于流通的关系，几乎不会陈列在冲绳以外的书店，在冲绳县以外卖出的只占10%—20%。一方面，读者对本乡本土的强烈热情，能够近距离感受到读者的存在让冲绳出版人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市场过于狭小，书籍印量很少，出版社几乎都是小型企业，经济比较严峻，扩大书籍的销售渠道也是当务之急。“通过这次会议的召开，我开始意识到东亚的读者群了。这里是不是也存在着可能性呢？”友利仁先生说。他的演讲或许代表了冲绳出版人的某种心态，有“向外”的愿望，但表达得比较审慎，绝没有我们在国内常见的那种“大干快上”的冲动。

事实上，“出版的地域性与书籍的普遍性”这一主题，对与会的中国大陆出版人而言，还是有些困惑的。随着会议发言的进行就会觉察到，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版人，“地域性”带有小规模人文出版、独立出版乃至“边缘”的含义，和中国大陆的“地域出版”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的“地域出版”是以省、市划分并进行区域资源整合的集团化产业，涵盖了市场占有量最大的教育出版，乃至渗透到影视投资等其他领域，创造了一连串令人咋舌的经济数字。根据程三国先生提供的数据，今年8月Livres Hebdo和RWCC发布了世界出版五十强排名，两家进入十强的中国企业都是区域性的出版集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不过，“做大做强”显然不是东亚出版人会议的主色调，与会者从各自的经验出发，思考着人文出版的困境和突围的可能。台湾联经出版公司人文丛书主编梅心怡提到了“Glocal”的概念，即“全球化市场下的地域化”，她以此来思考未来出版的趋势，“内容上发挥当地优势，同时建立全球品牌，并强调书籍与推广地之间的共鸣，让书籍成为普遍的知识载体，但又能联结不同地区的‘地域性’并深化其价值。”她认为联经策划出版的“台湾与东亚”丛书即体现了“Glocal”精神。不过困难在于，人文书不同于小说，像《三体》、村上春树作品等等可以凭借自身品质和优良的翻译进入欧美市场，而东亚的人文书还面临着社会文化的隔阂，翻译难度的提升，和西方世界话语权的不平等乃至英语霸权等问题，“如何让书的生命及其所承载的知识不受限于国界、语言、文化隔阂，进一步让议题扩散，实现书籍的普遍化，人文书尤其是东亚的人文书，面临的挑战可能较文学类、生活类、商业类图书更为艰难。在操作层面，我们首先面对的是语言，翻译和推广是很紧要的问题。”与此相关，未能出席会议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在书面发言中倡议，募集翻译基金，尝试建立中日韩互译基金，来支持翻译工作。

出版人们在交流之时会道出有趣的经验，比如韩国心之漫步社社长郑恩淑介绍的“南海的春天”，这是一家位于岛屿城市统营的出版社，以新颖的企划闻名。韩国出版业集中在首尔，“南海的春天”社长因健康问题到地方定居，五年前成立了这家出版社，其代表作包括《离开首尔的人们》、《我在小公司上班》、《建造跳舞的村子》等等，仅从书名就可以体会到离开经济中心、寻找新生活的轻松感，堪称把握市场细分来做出版的成功例子。不仅如此，“南海的春天”还经营着书店“春天的书坊”、酒店式公寓“春天的家”，一年内有2000名游客到访，观光的同时，也是为了体验出版和阅读文化。在这个例子中，地方性的独立出版体现了自身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小”不再是个问题。

出版人的交流不限于会场，私下里、饭桌旁也是敞开心扉之时。两天的会期，可以初步观察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版人迥异的气质和表达方式。大陆的一些出版人久经历练，放松而开朗，言谈务实，间或给人某种“雄心勃勃”之感，正是变革时代、处于经济上升期的一代人的缩影。大塚信一、加藤敬事、龙泽武三位先生，或许能代表日本老一辈出版人的风貌。汪家明先生说：“他们出了很多好书，比我们现在做出版的人要纯粹。”

短短两天会议，能为东亚的人文出版留下怎样的成果呢？希望向外进行推广、为到访者设计了详细问卷的冲绳出版人会有所收获吗？至少我们会理解，有一些出版人在为构筑以民间文化交流为导向的“文化东亚”（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林载爵先生语）而持久地努力；我们也会理解，冲绳之美不仅是碧海蓝天和灿烂阳光，在那霸市淳久堂书店里，有一个题材广泛、分类细密的冲绳图书专区，描绘了这片岛屿更为深刻的风景。书籍的出版，原本就是为了知识和思想的传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但愿“东亚读书共同体”的建立，不仅是一个梦想。文/本报记者 尚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