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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晦、陈翔鹤、陈炜谟、冯至,沉钟社四才子的济南情缘


来源:齐鲁晚报

1925年暑假的一个傍晚,杨晦、陈翔鹤、陈炜谟、冯至四位北大学子聚首北海公园,商量创办一个文学刊物。起个什么名字好呢?这时,恰巧远处传来几声晚钟,冯至不由联想到德国戏剧家霍普特曼的童话象征剧《沉钟》,便提议以《沉钟》给刊物命名。杨晦与二陈纷表赞成,愿以主人公铸钟者亨利坚韧不拔的精神自勉,用生命撞响沉入湖底的大钟,“沉钟社”由此诞生。当年10月,《沉钟》周刊创刊号问世,后来反复停刊、复刊,坚持了十年之久。鲁迅曾说沉钟社是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并且赞扬他们将“真和美唱给寂寞的人们”。沉钟社成

原标题:杨晦、陈翔鹤、陈炜谟、冯至,沉钟社四才子的济南情缘

冯至

冯至

陈翔鹤

陈翔鹤

陈炜谟

陈炜谟

杨晦

杨晦

□魏敬群

1925年暑假的一个傍晚,杨晦、陈翔鹤、陈炜谟、冯至四位北大学子聚首北海公园,商量创办一个文学刊物。起个什么名字好呢?这时,恰巧远处传来几声晚钟,冯至不由联想到德国戏剧家霍普特曼的童话象征剧《沉钟》,便提议以《沉钟》给刊物命名。杨晦与二陈纷表赞成,愿以主人公铸钟者亨利坚韧不拔的精神自勉,用生命撞响沉入湖底的大钟,“沉钟社”由此诞生。当年10月,《沉钟》周刊创刊号问世,后来反复停刊、复刊,坚持了十年之久。鲁迅曾说沉钟社是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并且赞扬他们将“真和美唱给寂寞的人们”。沉钟社成立前后,四位创建者都与济南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这座城市,记录下了他们的文学足迹和心路历程。

中元之夜

四才子聚首大明湖

早在1921年10月,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就已和济南有了联系。他通过在济南报社任职的友人顾随,将自己早期的一些诗作发表在济南《民治日报》上。1924年6月22日,冯至应顾随的邀请,趁暑假到山东游历,住在济南老城内其姑母家中。到达济南的当天早晨,他一下车便赶到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拜访一位姓宋的教员,商谈挚友杨晦暑假后至该校任国文教员的事情。当时的一师校长王祝晨最喜延揽人才,不惜高薪从南北各地聘请好教员。杨晦任教的事情,自然谈得很顺利。在当天写给杨晦的信中,冯至说:“今早至一师,见宋君,极望吾兄之南下。”杨晦本名兴栋,字慧修,因痛感社会黑暗,改名杨晦。收到信后,杨晦很快就来到济南。

在济期间,冯至和好友顾随等曾三次泛舟大明湖。对此,冯至在其《历下通讯》中有过描述:“我在大明湖里荡了三次船。第一次是夜泛。天上是星光,芦苇里闪烁着萤光,水面上浮萍很多。浮萍开处,自然也可以看见几颗星影。第二次是一个风雨横斜的下午,登北极阁。满目湖山,织在愁雨凄风之中。羡季(顾随)对我说,‘济南此处似江南’。末次是在湖水云际都红遍了的夕阳光里……”这第三次明湖泛舟,是8月15日,阴历七月十五,恰是中元节。

杨晦与冯至在中元之夜游大明湖时,小说家陈翔鹤与陈炜谟也从任教的青岛胶澳中学赶来。众才子徜徉湖畔,畅谈文学与人生,为翌年暑假沉钟社的成立作了铺垫和准备。8月20日,陈炜谟给杨晦写信说:“遥想那芦苇掩映的大明湖边,我们踞坐在石块上,一轮圆月,半倚矮墙,偷偷地窥视我们,映着她的影儿在湖的心底。这是盂兰佳节呢,四近的花烛提醒了我们,说,远方的游子,无穹的流浪人,你们可曾见过一朵朵的彩云……济南于我的印象太深了。她恰似我的故乡,更适于我的生存。”

明湖聚会的次日,二陈赴青,冯至返京,杨晦一人留在济南教书。冯至频频给杨晦写信,述说对这位兄长的思念,并在信中多次提到大明湖的芦苇和千佛山的红叶。他对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济南印象太深了,以至晚年还在怀念顾随的文章中回忆起大明湖上泛舟,历下亭前赏雨,品尝鲜嫩的蒲笋和同元楼饭庄泉水养育的活鱼等种种情形。1925年暑假时,杨晦回到了北京,与冯至、陈翔鹤、陈炜谟一起创办了沉钟社。实际上,《沉钟》的酝酿,始于大明湖中元之夜前后。这从他们四个人的两地书中可见端倪。

1924年8月10日,陈翔鹤致信杨晦说:“多谢你寄我《沉钟》,可惜我现在不能读,第一因我现在病着,第二是不日就要离青岛了,心很不安定。”9月21日的信又说:“一本长篇小说已读完,我又开始读《沉钟》了,我对于戏曲本无趣味,因为你给了我书的缘故,所以也不能不读阅一过。”冯至11月30日致信杨晦说:“《沉钟》虽以失败终,但我们在那里边,都能够得了很多的力。”12月10日又在信中说:“慧修呵!你的‘钟’并不曾沉,无须乎像亨利那样的说‘太晚了!’或是‘过去了!’”所以,他们在北海公园就《沉钟》命名引起的共鸣并不奇怪。

在一师

臧克家视杨晦为鼓舞力量

杨晦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除了给文学专修科学生讲课和为《沉钟》撰稿,还写了《屈原》和《夜幕》两个剧本。他深受校长王祝晨青睐,甚至得到一个月假期,住到玉函山专事创作。

当时在一师读书的著名诗人臧克家,视杨晦为自己“走上文艺创作道路的鼓舞力量之一”。他在《溯往事,六十年──追忆杨晦先生》中说:“庭院散步,时常遇到一位中年长者,面庞瘦削,略显弓腰,态度和蔼,看上去有点软弱。见了我们微笑着问长问短,令人感到十分亲切……文学专修科的同学,文艺修养都相当高,有的同学经常在《洪水》等大刊物上发表一些文艺创作。学校里每周出版一张校刊,发表一些文艺创作。学校里文艺空气这么浓厚,原因非一,可是杨晦先生与有力焉。”

杨晦被顾随称为“北方健者”,是因其“日日怨艾悲痛,而锋芒内敛”。但有一次,他却在校长王祝晨大宴同人的酒席上,与时任美术、国文教员的俞剑华发生龃龉,怒气如虹,掷杯撒酒于其衣服上。

杨晦1925年年假后离开济南,先后在天津、青岛等地教书和在北京《新中华报》、《华北日报》任副刊编辑。后因冯至留德,陈炜谟归川,陈翔鹤来济,《沉钟》便主要靠杨晦独力自费支撑。

陈翔鹤先后

任教济南两所学校

陈翔鹤到济南任教的时间是1929年暑假之后。在一师,学生们对进步作家陈翔鹤持欢迎态度,陈翔鹤也尽力做学生们的知心朋友。他为学生们编辑过一个叫《春潮》的文艺周刊,规定了三条选择文稿的标准:第一要干净,第二不许肉麻,第三不管文章是怎的浅薄或孩子气,然而至少要有点真挚的感情。其实,这三条也可以说是他自己创作小说的原则。

1930年7月,陈翔鹤离开一师,先后在吉林、青岛等地任教。1932年暑假后,因曲阜“子见南子”案被撤职的原山东省立二师校长宋还吾,又出任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与陈翔鹤是北大同学兼好友,他力邀其任教。陈翔鹤再次回到济南,一边教课,一边给《沉钟》撰稿,先后写了《鸽的悲哀》《洛迦法师》《火柴盒》《一篇偶遇的故事》等小说。他很愿意多为杨晦分担一点《沉钟》的担子,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沉钟》出版,无论经济和时间,我想慧修都是拮据的!一想到自己的无用,于是便想除了多作一点文章来(自然也是很辛苦的,而所苦的更是没有时间),以作为酬答朋友的友谊外,实在别无其他能力了!”

当年省立高中的学生江风,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陈翔鹤、王冶秋教我们语文。陈老师那时不过三十多岁,文质彬彬,身体清瘦,但却学识渊博。他为了辅导我们有计划阅读文学书籍,给我们印发了古今文学名著书目,对我们学习文学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学校经常欠薪,这让有养家重担的陈翔鹤很是苦恼,转过年来,他便离开济南,到河北邢台女子师范学校教书去了。

1934年2月,《沉钟》出满34期,最终宣告结束。半是教书匠,半是著作家的沉钟社四才子各奔东西。

在《沉钟》上相继发表了《苦泪树》《笑的泪》等五个独幕剧和一个五幕历史剧《楚灵王》的杨晦,抗战时期任西北联大、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解放后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陈翔鹤将发表在《沉钟》上的小说结成两集,即《不安定的灵魂》和《独身者》。他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家乡四川从事抗战教学工作,解放后曾任川西文教厅副厅长,后调北京在《光明日报》主编《文学遗产》专栏,继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因创作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

陈炜谟在《沉钟》上发表的小说,结为《信号》和《炉边》两部短篇小说集。他先后在重庆大学、泸县桐荫中学等处任教,解放后任四川大学外文系主任。

冯至在1930年赴德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同济大学任教,解放后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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