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应该流传

原标题：好东西应该流传

张仁普

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本报推出系列报道“征途”，“寻访”是其中第四组报道。

为了在历史长河中选择一种开阔的视野，我们选取了长征在空间上的五大节点，派出记者亲身抵达这些曾经标志着长征重大进程的地方，寻找长征的印记，访问红军的故事，抚今追昔，记者们挖掘到的，不但有生动可读的长征故事，更有不屈不挠的长征精神。

“石壁，客家祖地，革命老区，想当年，全村不足千人，却有百数十名男女英杰投身革命洪流”。在闽西的一个小村庄，立有一座丰碑，刻了90名烈士。

这个村庄便是如今位于福建三明市宁化县的石碧村。

根据当地人的讲述，村子的名字曾几经更改，现在官方说法是“石壁镇石碧村”。该村党支部书记说，与现在625户人家相比，新中国成立前的石碧村仅两三百户人家，但当时却是“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红军”。

今年8月下旬，北京青年报记者特意赶赴三明市宁化县的石碧村，去探寻“三明市革命烈士第一村”的故事。

纪念

90个英名与20名烈士

从石碧村村委会到烈士丰碑，只需几分钟的车程，过了一座小桥后丰碑便映入眼帘，它褐红色的主色调与其背后一大片的绿色形成鲜明对比。

丰碑面积不大，由5块石碑组成，最大的石碑高约2米，刻着“烈士忠魂千古”的字样。两侧刻有“二战时期革命烈士英名”和“纪念碑墓志”。

这座建于2001年10月的丰碑，5个台阶因为常年雨水的冲刷有些已掉了颜色，丰碑前用来供奉的香炉长满了草，隐约能看到其中插着几根香。

“每年都会有学校组织学生过来”，石碧村党支部书记张河斌说。

碑中所刻的90名烈士，除3人标有身份外，其余人只刻了名字，有些烈士只有乳名或小名。为什么不刻大名？当地人猜测，或许是因为参加革命时已没了家属，或许是因为革命年代太过动荡信息收集不畅。

在整个宁化县，纪念烈士的形式，不止在石碧村这一处。

宁化县党史室保存了一份《福建省宁化县革命烈士英名录》，这份由当地政府所编的英名录，着手编写时距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已将近五十多年，共记载了全县的革命烈士3301人，其中牺牲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烈士有3250人、抗日战争时期8人、解放战争时期7人、建国后牺牲的烈士36人。

根据这份烈士英名录，北青报记者了解到了石碧村那90名烈士更多的细节。

刻在丰碑上的90名烈士，有当时宁化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恩崇、红五军团十三师指导员张恩柱，福建军区独立七师师长张瑞标，但更多人的身份，只是一名战士。

张启远和张恩万，生于1918年，入伍时年仅15岁，是这90人中最年轻的战士。

他们两人入伍的时间，均在1933年。

1933年7月上中旬，红三军团作为东方军的主力部队，挥师挺近宁化，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公开揭露国民党罪行，唤醒民众紧跟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最终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新中国。张启远就是红三军团二十二师九团三营的一名战士，在入伍当年随军到江西省后便没了音讯。

红军长征后，宁化人民又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在战略上配合红军主力的行动，而张恩万，就是宁化游击队的一名战士，他入伍两年后的1935年，在与敌作战时牺牲。

这90人中最年长的两位，则是1885年出生的张恩伕和张恩朱，张恩伕入伍时46岁，是红五军团后勤部队战士，入伍当年5月便在江西会昌县与敌作战后失踪；而张恩朱则在48岁时入伍，担任红三军团二十二师九团三营炊事员，同样在入伍当年，便在随军开往江西会昌县后没了音讯。

根据《烈士英名录》，这90人中，最终在1981年7月被官方追认为“烈士”的仅20人。张河斌说，“官方追认的烈士有政策，给补贴，没有补贴的话，相当于官方不认可”。

中共宁化县委党史研究室的龚翠英告知记者，这样未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的不在少数，“当时如果要追为烈士，至少要两个团以上的证明才可以”。

但现实情况是，当时13万人口的宁化县，参加革命的共13777名，最终踏上长征路的约3000人，但经湘江战役一役后，宁化战士几乎全军覆没，到达陕北的仅58人，很难拿到相关的证明材料。

“当时，很多战士家属曾要求把家人追为烈士，但因为材料不全，根本没办法，很多人成了无名英雄”，龚翠英说，宁化共牺牲了6600多人，但仅有3301人记录在册。

这样的说法在张河斌那里也得到了证实，“湘江战役一役后，很多事情根本无从考证，很遗憾，很遗憾啊”。

为什么“家家户户有红军”？

“保卫苏区有责任，禾口淮土比参军。禾口扩红一千个，淮土一千多两人”，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馆长陈端用客家话轻轻哼唱着当年的扩红歌谣《禾口、淮土比扩红》。

“禾口”就是现在的石壁镇。

1929年3月至1934年10月，苏区积极响应中央关于“猛烈扩大红军”的号召，中央和省委曾派胡耀邦、陈丕显、毛泽覃、伍洪祥等人先后到宁化苏区指导开展“扩红支前突击运动”，先后动员组织1万多名优秀青年参加红军，宁化县是中央苏区福建省扩红重点县。在现在的宁化县革命纪念馆中，还悬挂着当年有关扩红的宣传方式。除了扩红歌谣，还有诸如《勇敢的贫苦工农热烈加入红军》、《敌人在红军面前发抖》、《送郎上前线》等宣传画。

红军宣传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1930年1月12日古田会议后，朱德军长率红四军一、三、四纵队进入宁化。那一天，在宁化县国民政府大门口召开了“千人群众大会”，朱德亲自上台演讲，号召劳苦大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还亲自接见了张志农、黄鸿湘、范祥云等宁化进步青年们。

“红军宣传力度好”的说法，张河斌也很认同，但除了“宣传”，他认为石碧村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当兵，还有其他原因。

这位1976年出生的男人，从父辈那里听到过很多石碧村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关于“吃”的故事。他说，那时候石碧村地少人多，少有人吃饱饭，甚至流传有“有一餐猪肉饱，拉我去砍头都愿意”的说法。

“最早参加红军的人，有些是因为思想觉悟水平高，但也有一些，就是为了省一口粮食”，陈端告诉记者，当时参加红军后也有人因为不放心家中当了逃兵，除了苏区开展“劝逃兵回部队”的活动外，这些逃兵也会自己回去，“（因为）苏区政府会派人到红军家中做农活，看到家中情况（很好），这些逃兵回去闹革命的决心就更强了”。

这些扩红宣传的成果最终用数字定格，宁化全县共13777名参加革命，再然后，这些人有人牺牲，也有人参加了长征。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分六路“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宁化苏区成为中央苏区东南战线的战略要地，也成为中央主力红军的主要驻守地之一，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广昌、建宁等战斗失败后，红一、三、七、九军团于1934年6月，从东北一线向南退守宁化、石城等地。长征前夕，驻守宁化中央主力红军部队约1.4万人，占总兵力的16%。

陈端在革命纪念馆告诉记者，1934年10月6日至8日，驻守宁化的中央主力红军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湘江战役中，宁化参加长征的3000多红军，大部分血染湘江。

关于“湘江战役”，陈端已经跟前来参观革命纪念馆的客人讲过很多次。

长征后，中央主力红军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在1934年11月下旬，到达敌人40万重兵设置的第四道严密封锁线湘桂边的湘江东岸，在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中，有大量宁化籍将士的红三军团第四师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分别负责前卫突破和后卫狙击任务。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那面写有“宁化将士血染湘江”的红色墙壁上，记载了那场战役的结果，“红三军团第四师牺牲近半，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除幸存一名团长和极少数失散流落民间外，全部壮烈牺牲”。在《湘江战役烈士英名录》上，记录了当时壮烈牺牲的烈士名单。在纪念馆墙上摊开的那一页上，这些士兵年龄跨度从17岁到40岁，职务从战士到排长、连长，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籍贯一栏，都是“福建宁化”。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红三十四师是那次湘江战役中，唯一成建制基本牺牲的红军主力部队。

党史办的龚翠英告诉记者，最终到达陕北的58名宁化籍子弟兵中，在之后又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到1955年受衔时，宁化只有3位少将——张新华少将、张雍耿少将和孔俊彪少将，“如果没有湘江战役，如果不是红三十四师作为总后卫，没有全军覆没的话，也许将军县不只是在湖北那些地方。”

在革命战争时期，宁化被载入历史的，除了男人，也有客家女人。

“我们宁化很多都是客家妇女，是小脚女人，一般不出去做农活”，龚翠英告诉记者，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因为多数男人上了前线，这些小脚女人便把裹脚布拆掉，自己学习下田耕地、插秧，“甚至有很多支前的东西，都是她们挑过去的”。

除了挑起半边天，这些妇女也为“扩红”做出了贡献。《送郎去当兵》、《割掉髻子当红军》这些当年脍炙人口的歌曲，如今都还展览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的墙壁上。

后一首歌曲，便曾被张伍秀演唱过。

1931年9月，红十二军到了宁化西南区，开始领导妇女斗争。1932年5月，禾口乡妇女张伍秀当选为宁化县苏维埃首届代表，当她在会上听了福建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的工作报告后，便立刻剪掉髻鬟，将银器献给了财政部，放开小脚，把裹脚布烧掉，并演唱了《割掉髻子当红军》。

在《宁化县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31年，宁化县委设立妇女部，1932年初，城关4个区成立妇女连，统一由妇女部和城郊局领导，随后编入红军独立第七师，隶属福建军区，而石碧村所在的禾口区苏维埃妇女连，共有103人，成立于1933年12月。

就在禾口区苏维埃妇女连成立的当年，中共中央发出了“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宁化县委党史室编写的《长征从这里出发》中写道，“宁化共1.37万人参军参战，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当红军、夫妻并肩上战场的情况。”

龚翠英告诉记者，长征出发后，在国民党反攻倒算的阴影下，不少妇女坚强不屈。在她的电脑中，就记载了一位名为罗家秀的妇女。罗家秀曾在宁化县城东门桥头面对刽子手一剪刀一剪刀的残害，奋力高呼“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

“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了”

“他当时只有21岁，带了二十几个人便出去了，至于去了什么地方，我们也搞不清楚，只是好像知道，他牺牲在江西瑞金县的围城作战中”。在石碧村，记者找到了张仁普，在回忆叔父张恩柱的事迹时，他说了上面这段话。

“哪一年牺牲的？”张仁普眯着眼睛想了一会，说道，“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了”。

张仁普说，关于叔父张恩柱在战争年代的更多细节，没有人曾跟他讲过，他根本“不晓得”，“那时候我还年轻，也不懂事”。如今已78岁的张仁普，也曾在1960年当过3年多的兵，记者采访中，他说的最多的字眼，便是“好像是”、“应该是”、“不晓得”。在张仁普看来，关于石碧村人参加长征的故事，以前应该有很多，“但时间长了，没有人把这些都写下来、流传下来，（要不然）肯定故事很多”。他感叹说，“好的东西是应该流传下来。”

对父辈记忆的逐渐模糊，在同一个村子的张河银身上也体现了出来。

记者推开张河银家的大门，迎面便是三张图：一张习近平画像，两张福建省政府过年时赠送给他的写有“光荣之家”的日历。“我父亲之前是个农民，共产党红军从我们这里经过时，他就参了军”，张河银用笔在纸上颤颤巍巍地写下父亲的名字——张清松。根据他的讲述，父亲张清松牺牲于1933年，而他，则在次年2月出生。“我的母亲只知道他是参加了红军，知道他是哪一年牺牲的，其他的就不知道了”，83岁的张河银，对父亲的细节知道的并不多，“那时候很穷，关于父亲的任何东西，一个都没有留下来”。

《烈士英名录》中对张清松的记载是，参军时28岁，是红三军团战士，1933年5月时，在本县衡锁被敌杀害。

值得一提的是，石碧村90名烈士中共有8个党员，张清松是其中之一，而他的儿子张河银，也是一名“老党员”，他于1966年入党，习惯把每届总书记的画像挂在墙上，每月2毛钱的党费会按时交。

“我还是优秀党员哩”，他放下手头的烟，为记者掏出了珍藏的荣誉证书，保存完好的荣誉证书颁发于2011年，那年7月1日，他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

这个“革命烈士第一村”究竟在时间的长河中遗失了多少长征故事，没有人给出答案。当地县宣传部门的一名负责人说，之前有媒体想去采访，但找了一天，都找不到合适的讲述人。

这样的“失落”不仅在石碧村一处。当北青报记者刚到宁化县时，当地县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8月2日早上4时许，记录在册的宁化县最后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谢和根，在深圳逝世，享年100岁。

目前，石壁镇政府正打算建造一个“长征文化主题公园”，宁化县也迎来了一批批媒体记者前往探寻革命年代的各种故事，更有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

但回到当时的战争年代，却很少有人敢公开宣称自己参加过红军。龚翠英说，1934年红军长征从宁化出发后，这里又再一次沦为了国统区。

根据官方数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对宁化革命群众进行了反攻倒算。烧光100多个自然村，被烧毁房屋近1.6万间，土地荒芜3.5万亩，灭户5506户（占总户数的六分之一），被敌人抓走2342人，被抢妇女500多人，下落不明3318人，全县总人口下降为3万多人”。

“国民党卷土重来，你家里如果有参加革命的人，全家可能都会遭殃。那些牺牲在外的人，很少在当时被写进族谱，有不少人甚至还要隐瞒参加红军的事实”。张仁普对北青报记者表示，“当时还没最终定局，国共局面不明朗，很多人不敢说自己的身份，也不敢讲当红军的故事，生怕受牵连”。

“很遗憾，在那个动荡年代，当时宁化很多资料都没来得及收集。如果能早十多年，很多见证者都还健在，我们也许能抢救到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但现在很多亲历者见证者已一一去世，就算当时刚刚出生的人，现在也都已经八十多岁了”，党史室的龚副主任面对资料的缺乏，也用了“遗憾”二字。

但种种细节，却能体现出这个村庄的不同。

在石碧村，每年年底都会向烈士家属发放福建省政府的慰问壁画，虽然只是看似简单的一张纸，但村党支部书记张河斌却格外重视，“我们会在开会时特意交代，一定要把慰问壁画发放到他们本人手中”。

在石碧村村委会的大门两侧，有几张红色的纸，上面用毛笔写着，“传承强军势如虹，参军报国更光荣”、“心系国防应征来，情注军营当兵去”。这样的纸张，也张贴在宁化县城的墙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