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伊朗的古代交往历史悠久 中国曾礼遇三代伊朗国王

原标题：中国与伊朗的古代交往历史悠久 中国曾礼遇三代伊朗国王

中伊交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既有锦上添花，也有雪中送炭。历史上中国曾在伊朗最困难的时候厚待伊朗，礼遇三代伊朗国王，留下扶危济困、情深谊长的千古佳话。

著名历史学家彭树智先生认为，仅仅从伊朗同中华文明之间的广泛、悠远和互动的往来而言，就是经久不衰、开发不尽的历史研究资源。

源远流长

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西周的丝绸经伊朗进入埃及，说明三千年前中国与伊朗已有经济交往。公元前7世纪，一条从中国经西伯利亚草原到黑海北岸的贸易线兴起，这就是所谓的“斯基泰贸易之路”。中国丝绸经该线路西段黑海东岸南下，进入伊朗，也经中亚草原进入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时（公元前520-前485年），中国阿尔泰山的黄金进入伊朗，接着柑橘也传入伊朗。安息帝国时期，中国的商品由蜀入印，然后转销中亚、伊朗。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派副使访问安息，安息王令两万骑兵迎候，礼仪极为隆重。东汉末年，安息王太子、佛教高僧安世高携带梵文佛经来到长安、洛阳等地访问，并在中国生活多年，学会了汉语，指导和帮助中国学者翻译梵文佛经，为佛教后来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波斯派使节到中国北魏王朝友好访问十多次。随着双方友好往来，汉文化传递到西域，西域文化东传中国，丝绸之路全面畅通，为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纪元。

达到顶峰

中伊两国古代的交往在公元七、八世纪达到顶峰。公元7世纪，波斯萨珊王朝持续遭到阿拉伯人入侵。萨珊王朝出于对唐朝的信任，其亡国之君伊嗣侯三度遣使来华求援。伊嗣侯被杀后，唐朝立其子卑路斯为波斯王。卑路斯三度遣使来华，两度亲自来华。公元674年来华后居住在长安，唐高宗授予他右武卫将军。卑路斯死后，唐朝于公元678年立其子泥涅师为波斯王，他在吐火罗二十年，三次遣使来华，公元707年亲自来长安，唐中宗授予他左威卫将军，后病死于中国。泥涅师死后，唐朝又封其子蒲桑为波斯王。公元744-747年的四年中，里海南岸泰伯里斯坦的国王五度遣使来华。在波斯亡国之后一百多年，唐朝对其中央和地方政权一视同仁，礼遇有加，可谓患难之际，诚信亲善。

唐朝时，大批波斯移民来华，有的入仕朝廷，荣升将军。据«新唐书»记载，安息人后裔李元谅官至镇国军节度使、其他波斯人有的经商、行医，有的传教。有的波斯商人来华后在通商口岸设店经营。唐宋时，波斯商人多居住在广州和扬州。据«明一统志·哈列国记»记载，明朝时以赫拉特为首都的哈烈国七次遣使来华，郑和七下西洋，三次到达伊朗的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甘省）。忽鲁谟斯国王也四次遣使来华。

互通有无

中伊两国人民以丝绸之路为纽带，克服千难万险，跋涉千山万水，顽强地进行着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广泛交流，这种平等的双向互动丰富了两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开阔了彼此视野，架起了理解和友谊的桥梁。

公元751年，阿拉伯帝国的军队在恒逻斯打败唐朝军队。被阿方俘虏的中国人在撒马尔罕建立造纸作坊，此后造纸术逐渐传入伊朗，又经伊朗和阿拉伯再入欧洲。波斯人将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传入长安，中国人将孔孟之道和龙凤文化传入波斯。13世纪末，中国的印刷术传入伊朗。据法籍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考证，荷兰国花郁金香也是从中国传入伊朗，后移植于伊斯坦布尔，再传到荷兰的。

伊朗的苜蓿、胡麻、阿月浑子、波斯枣、茉莉传入中国，中国的桃、杏、桑树传入伊朗。伊朗的珠宝大量运销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肉桂、黄连、大黄、土茯苓、木患子、硝石也销往伊朗。

另外，中国的铸铁术、裁剪术、熨斗、衣橱、火镰、小刀、钢针、水磨、钢刀、桌子、碾磨、泥浆术、小米、高粱、樟脑、麝香、麦黄、杆秤等也是先传入伊朗，再传入欧洲的。

元代中国与伊朗的关系十分友好，这种关系既有一般国家之间的正常外交往来，又保持着宗主与藩王的特殊关系。作为伊朗国王的伊尔汗将作为中国皇帝的蒙古大汗视为宗主，大汗对伊朗国王有册封的权力。

相互影响

法籍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认为，伊朗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具有很多相似性。首先，两国文化都是迄今未中断文化传统的古老文化；其次，和古代中国面对匈奴和蒙古人一样，伊朗也面对阿拉伯人的入侵；最后，中国在16-20世纪面对“西方海盗”，伊朗也在同一时期面对“地中海海盗民族”。伊朗人同他们种族上的堂兄弟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有一条精神上的鸿沟，但在思想上与中国人相差不远。伊朗的重要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传统，使它在吸收、传播、影响中国文化方面具有连续性的特点。

早在公元七世纪中叶，中国画法就已经西逾帕米尔，传入粟特，萨曼王朝的诗人菲尔多西（约公元940-1020年）在«王书»中多次称赞中国绘画的优越，谓为“不可跻及的完善的标准”。萨珊王朝时，摩尼撰写的«阿尔章»，其中插图受中国佛教画的影响。拉施特丁的«史集»中的细密画取法于中国画，德莫特本的«王书»中的细密画把中国画法和伊朗画法融为一体。16世纪的伊朗艺术家已成功掌握了中国绘画的精神和技巧。

一部分中国字直接进入波斯文，并流传下来，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篇»曾列举出来，如“牌子”（paizah）,“王”（wan）、“大王”（taiwan）、“高王”（kaowan）、“太后”（taihu）、“夫人”（fuzen）、“公主”（kunchu）、“丞相”（jinksank）、“筝”（chank）、“钞”（chao）等。这再次印证了中国文化对伊朗的影响。同样，在中国10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中，他们的伊斯兰教用语保留了大量的波斯语，汉语里也有一些源于波斯语的词汇。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和伊朗都遭到西方列强侵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两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的艰苦环境中，彼此声援，相互同情。但是，由于国弱民贫，双方的交往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上。

1920年6月1日中国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和伊朗驻意大利公使伊萨刚在罗马签订了«中波友好条约»。«中波友好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签订的第三个平等条约，是中国同西亚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是中伊友好的见证。

1971年8月16日，中伊两国正式建交，两国关系揭开了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