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岁的杨绛先生走了

原标题：105岁的杨绛先生走了

日期:[2016-05-26] 版次:[A07] 版名:[热点] 字体:【大中小】

■1935年杨绛与钱锺书结婚。1998年,钱锺书先生去世。现在,这一对才子佳人又可以团聚了。图为上世纪80年代夫妻两人在北京南沙沟家中阳台的合影。新华社发

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

“她希望安静地离开,不惊扰大家,不麻烦大家”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钱锺书先生评价爱妻杨绛

5月25日凌晨,105岁的杨绛先生走了。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25日对新华社记者说:“杨绛先生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不麻烦大家。我们感谢大家对杨先生的关心,同时呼吁媒体和全社会尊重她的意愿。请让杨先生安静地离开,和她挚爱的丈夫、女儿在另一个世界幸福团聚。”

杨绛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正直敦厚,正如她评价自己译作《吉尔·布拉斯》的著者勒萨日一样:“一身傲骨,不肯迎合风气,不肯依附贵人。他敢于攻击时下的弊端,不怕得罪当道。他不求名位,一生只靠写作谋生。”

■杨绛

1911年7月17日 杨绛出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是家中第四个女儿。

1928年 杨绛考入苏州东吴大学,后转至清华大学借读。

1935年 杨绛与钱锺书结婚,同年夏季一起赴英国、法国留学。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

1953年 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谈读书:学得失意勿灰心,得意勿忘形

杨绛先生从小热爱文学,一星期不看书,就觉得“一星期都白活了”。杨绛先生觉得读书好比“隐身”的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先打招呼求见,翻开书面就闯入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来,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另找高明跟他对质。还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如果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声关上大门,就是说合上书,谁也不会嗔怪。经常在书里‘串门儿’,可得到丰富的阅历,可以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读书如阅世,多读书可以变得更聪明更成熟,即使做不到宠辱不惊,也可学得失意勿灰心,得意勿忘形。”

爱读书,杨绛先生也希望更多人读书。2001年,杨绛把夫妻二人一生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截至2016年,该奖学金捐赠累计逾千万元,惠及学子上千人。

论创作: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

在对文学的热爱中,杨绛自己也提笔创作,她的几则短篇小说生动形象地勾勒了各种人物,长篇小说《洗澡》更是描摹了三反运动中惯见的“嘴脸”。这些作品中充满了机智幽默,又渗透着洞悉世情的练达。不过,杨绛常说:“我不是专业作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我写的小说,各色人物都由我头脑里孕育出来,故事由人物自然构成。”常常有读者把杨绛小说里的人物情节当成真人真事,但杨绛认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就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她的先生钱锺书就曾推许她写小说能“无中生有”。

有人曾评价杨绛先生的小说靠点滴人事映照人生真相,笔触风趣幽默,带有喜剧色彩,令人想到奥斯丁的小说;而她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创作的戏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登上剧坛后,也被誉为是“喜剧的双璧”。这些剧作以小资产阶级青年为中心描摹世态百相,善开玩笑又不尖酸刻薄,幽默之处不失温柔敦厚,而且,隐藏在幽默和嘲讽背后的是深深的严肃和悲哀,让人联想到她翻译的几部作品:《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和《堂吉诃德》。正如她父亲让她学习自己“性相近”的专业,她在从事翻译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选择了自己喜爱的描写小人物的笑中带泪的作品。

谈翻译: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

杨绛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除了撰写学术论文,她最花工夫、也最为人称道的就是翻译水平极高的这几部译作。她常说,翻译是件苦差使,译者“一仆二主”,得同时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主子就是译本的本国读者。他们既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文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

杨绛先生的早年翻译受到傅雷先生的鼓励,后来朱光潜先生对她的翻译也是倍加赞誉。外文所的美国文学研究专家董衡巽先生回忆道,朱光潜先生曾说,翻译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散文(即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散文翻译杨绛最好。但杨绛很谦逊,她说,虽然自己的翻译得到前辈的称赞,比如在外文所的《世界文学》上分期发表的《吉尔·布拉斯》,受到主编陈冰夷同志的表扬,但她总觉得自己翻译得很糟。有次,她求钱锺书帮她校对一遍,钱锺书拿了一枝铅笔,把她的稿子划得满纸杠子,说:“这些看不懂。”杨绛说:“书上就是这样说的。”但钱先生强调说:“我不懂。”杨绛明白这是她没把原文转换成能理解的中文,所以继续重译,直到钱先生点头表示看懂了,她也由此摸索到一个较高的翻译水准,并说:“要说我的翻译技巧,就全是从这些失败的经验中摸索出来的。”

1998年钱锺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以近90高龄翻译柏拉图《斐多篇》,这篇苏格拉底赴死前与弟子探讨“灵魂”的文章寄托了她最深切的哀思。看过《我们仨》的人无不为其中浓浓的爱情、亲情所震撼,笔锋机智幽默的杨绛在这篇散文中哀而不伤地追忆了她和先生钱锺书、爱女钱瑗的点滴生活,谈的虽然都是些琐事,但读过的人无不动容。

先生女儿均去世后,独自一人与保姆一起生活的杨绛依然乐观、强健,工作量惊人,她一边整理钱先生留下的文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钱锺书手稿集》;一边自己还在努力创作。2007年出版的《走到人生边上》借探讨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命与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自问自答生老病死;之后的姊妹篇《坐在人生的边上》是在百岁时回答读者的各种问题。“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新华社)

■更多关于杨绛先生的作品报道详见A3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