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相信农民？

徐闻生产了中国40%以上的菠萝，是中国最大的菠萝生产基地。徐闻县是广东省湛江市下辖县，位于中国大陆的最南端，有着生产菠萝的优良外部环境：年均气温23.5℃，雨量充沛，光照充足。以火山熔岩台地及火山丘陵为主的缓坡台地地貌，其土壤的有机质结构非常适合菠萝种植。
第734期

【导语】

4月22日，媒体报道称广东徐闻的八万亩菠萝滞销，价格降到1毛多。5月8日，一家生鲜店把滞销菠萝摆上网络平台，以29.9元/10斤的包邮价，1天卖了60万斤。但紧随其后的，是大量用户投诉收到腐败变质的菠萝。
该生鲜店称他们仅为了帮助万亩菠萝找到销路，让果农不会因滞销而流泪。但是农民坐地涨价、掺杂低品质菠萝。经营者表示，最后直接经济损失不低于50万元，面临破产。
而由于媒体、电商的助力，徐闻的菠萝价格回升，“我们这里一级菠萝鲜果已卖到一块七八一斤啦，现在果农有钱赚了，搞流通销售的老板也都有钱赚了……”5月20日，徐闻县曲界镇委书记黄堪远说。
事件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农民成了指责的主要对象。网友@开水族馆的生物男说：“除非你敢下狠手（黑）且背景足够硬（白），否则不要轻信跟农户签订的任何协议/合同，即便找最可靠律师把违约责任、赔偿金额顶天写也没卵用……凡是租过农居别墅、玩过民宿、做过农庄农家乐、外来户在农村办厂/搞养殖的盆友们，几乎个个都有血泪史。”不少网友通过自身的亲身经历，称中国的农民并没有什么法律意识，也没有契约精神，他们只看重眼前的利益，也不相信陌生人。
也有人认为这家生鲜店并不值得同情。专栏作家@王小山说：“商人不好好做生意，拿自己事业当慈善，赔了不要叫苦，一点不值得同情。慈善不是这么做的。”当地一家合作社的理事长说，出了问题多少大家都有问题，但是最后把责任全都推到农民的头上来，我觉得真的是不太公平的。
如何看待农民坐地涨价和以次掺好的行为，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契约精神，该不该相信跟农民签订的协议？

在各方合力帮助下，徐闻菠萝价格连涨多日。13日，记者从徐闻县曲界镇菠萝交易市场了解到，徐闻菠萝一级果最高卖到每公斤2.8元，最便宜的每公斤1元。交易市场人员透露，一级果非常抢手，还没运到市场就被代理商预定。各地客商、散户、爱心企业、爱心市民纷至沓来，抢购徐闻菠萝。图为徐闻农民运送菠萝。
乡土中国是人情社会，缺乏契约精神

媒体人@王志安认为，乡土社会没有法治，契约只在内部人圈子有一定效力。这里面说的内部人圈子，也就是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里的一种现象。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指出，中国人常被认为有私德，没公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成了很多人奉行的价值观。这是因为乡土社会网络是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了一种差序格局。与西方的团体格局不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在这个次序中, 波纹最深、与每个人最切身、而且最被看重的是每个人“己”的利益，其次是他的“家”，然后是他所在的更大一个范围的团体，这样一层一层推出去，最后到“国”和“天下”。
这种格局其实是从儒家的道德体系中衍生而来，牟宗三对比了中西方文化后认为，博爱是从上帝而来，孔子的仁，则从自己的生命而来。中国人对仁、智、诚的表现，“出现远近亲疏的层次观，由家庭的父母兄弟，推至家庭外的亲戚朋友，以至无生命的一瓦一石，由亲及疏的层次井然不乱，依顺人情而不须矫饰。”
在差序格局中，“家”和“国”这两个在西方非常重要的团体，在中国就没有明确的界限，可以不断伸缩，最核心的是个体的私利。所以，“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乡土中国》）
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身份社会，和一种自私的文化。儒家极力倡导忠信原则，就是看到了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非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是很难建立信任关系的。
但几千年来，信任几乎都不是一个大的问题。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关系都发生在家族或者村落，彼此之间是熟悉的，因此，隐瞒和欺骗都是困难的。
身份社会是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传统乡村秩序中形成的“约”也不是真正的契约行为。日本学者寺田浩明认为，以“一君”为中心的“国法”体制与中国乡村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契约”传统不足以解释中国基层社会的形成。“约”的形成靠的是某个中心的“首倡”和其他人的“唱和”来构成。

费孝通用水面上泛开的涟晕来比喻中国人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这种格局与血缘 、地缘 、经济水平 、政治地位 、知识文化水平等等都有关系。
契约取代亲属信任，造就了美国的繁荣

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信任可以降低经济成本，提高效率，对经济生活的运转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信任》一书中，他把中国划分在低信任度的社会中。表面上家庭成为社会纽带的核心，实际上信任从未超过家庭范围之外，一旦处于陌生人的环境，中国人就往往缺乏充分而必要的信任。
与之相对的，美国与日本等西方国家则是高信任度的社会。在这些国家，家庭成员和血亲团体内自然存在着信任感，但是更重要的是，契约、法律制度可以成为亲属信任感的代替品。因此，社会中的陌生人也可以合伙做生意，也能在市场上顺利交易。在这些国家，自发性的社群组织比较多，社会信任也超过了血缘关系。
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团体格局，道德约束着团体中的每个人。费孝通认为，这与他们的宗教观念有关，“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还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福山也认为美国的社团主义来自于清教传统，清教徒因为不能接受英国教会的权威，并且信仰遭受迫害，而来到新大陆。
除了宗教，法治也可以扩大信任半径，自近代以来,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通过产权法、民法、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实现了原本并无信任基础的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进而推动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政治的发展。
由于存在普遍的社会信任，美国人可以在巨大的社会资本的帮助下降低进行大规模复杂生产的成本，从而使整个经济系统得以顺利运转。福山说，日本、德国、美国都有由民间自动发展出强大而向心力高的大规模组织，这些国家从一开始工业化到今天为止，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社会。

福山认为，美国政治权力比较分散，使大量的自发性社群组织能够在无干扰和阻碍的情况下繁荣发展，其社会信任也就往往超越了血缘关系，因而美国拥有更多中间阶层创立的大企业。图为沃尔玛超市。
现代社会充满风险，更该建立信任机制

基于契约、制度建立起来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脆弱的社会，风险与信任是相互交织的。学者吉登斯和贝克都认为，这是现代性的后果。现代工业化文明在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处处产生和遗留了不可胜数的“潜在的副作用”。
社会秩序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任何一种靠人际关系来获取信任的方式都变得越来越无效了。对于不断出现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人们只能选择信任，这成了一种风险的投资。
比如，人们选择坐飞机出行，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了解飞机安全，而在于他们相信飞机是由一批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制造与操控的。同样的，人们对于疫苗、食品、学校、医院等等的选择，并不在于他们对这些有多了解，而是在于信任它们能够给自己提供安全、有效的结果。
但是风险除了来自于现代社会本身可能带来的问题外，还有对于这一现代制度的反对和破坏，这样的风险主要来自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也就是说，假设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契约社会时，一旦在这一制度外的人进来时，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力。

今年年初，山东济南某母女涉嫌非法经营二类疫苗被查出，涉案金额达5.7亿元，流入了全国18个省市。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看来，这样贩卖疫苗等于是在“杀人”。事件也引发了社会的一次信任危机。

差序格局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处在社会转型之中，社会流动加快，经历着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的过程。但更为严重的是，传统的差序格局仍然根深蒂固，市场的全球化又使得中国步入了风险社会。这就意味着，信任机制在中国还未建立，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一方面，市场经济建立在市场主体平等的基础上，传统的宗法血缘纽带被斩断，人们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世界”，契约理念是社会运作的基本理念。
城市中生活的人，彼此间几乎都是陌生人，就必须建立起一套信任机制，必须靠契约、法律约束行为，这个社会才能持续地运转下去。
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公民教育，很多的农民一开始就在这个现代化发展建立的脆弱的契约体制之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契约精神。但是，社会流动的加剧又使他们进入了这个体制。这时候，传统的差序格局中以跟人为中心的意识遭遇市场经济对人的物质欲望的刺激后，基本的道德性都被瓦解了，在追求个人权利时，人们往往忽视别人的权利，变成无公德的人。
对徐闻的农民而言，他们并不对买他们菠萝的每个人负责，也不对那家破产的生鲜店负责，他们只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对他们而言，也觉得十分委屈，并没有赚到什么钱，但却收到了一大片骂声，或许他们连大家真正在骂什么都不知道。
电影《光棍儿》中，河南农村的光棍老杨在城里卖西瓜被不良贩子敲诈殴打，但回到村子里后，遇到远道而来的城里收瓜人时，老杨们马上变得蛮不讲理，要求把村里的瓜都收走，还集体殴打了城里人。
老杨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缩影。一方面，他们处在弱势地位，遭受到各种不公平的对待；另一方面，他们又愚昧蛮横，唯利是图。
那么，你还会相信一个向你卖菠萝的农民吗？

电影《光棍儿》截图，因为收瓜起冲突，顾家沟的村民集体殴打城里来的收瓜人。
凤凰新闻客户端 子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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