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恋桃花源 北上广青年破碎的大理梦

作者:许晔

2015-12-08 第436期

有人还在最后坚守。有人已经选择离开,涨租、税费、文化差异,又成了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新导火索。“这世界上根本没有桃花源。”他们说。

洱海岸边。拥有苍山洱海的大理成了很多人的“世外桃源”。(摄影/许晔)

两千万个游客一路向西,涌向被称为“世外桃源”的大理。这个西南边陲小城意味着洁净的空气和蓝天,一种慵懒浪漫的生活状态,和某种蠢蠢欲动的自我放逐感。初来乍到的人们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他们立刻融入人流之中,披着民族风的披肩,换上棉布裙子,在阳光和花丛中举着手机自拍。

但是客栈老板陈阵决定回到北京。这座远在北边的巨型城市刚刚经历了106个小时的重度雾霾,2151.6万人戴着口罩拥挤在高楼和17条地铁线路里,几百万辆车在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道路上艰难挪动。回归意味着放弃大理的一切,转身投入喧嚣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中,末日一般的景象可能会成为未来生活的一部分。陈阵在朋友圈里上传了一张照片--“北京精神”,底下写着:“终点又变回起点”。

11月的倒数第二天,陈阵回到双廊镇。他来这里向朋友们告别,在一个漫长的假期之后,他就要北上,离开双廊,离开大理。

陈阵和他的朋友们在2010年前后来到双廊镇,建起了这里的第一批民宿客栈。他们几乎都曾在一家叫做“沧海一粟”的客栈住过,洱海边有个帐篷,还有条警醒的狗。“那家客栈的老板叫林灿,他把全家都带到这边来了。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才是生活,真的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们开起了玩笑:“我们是‘沧海一期’,沧海一粟的‘黄埔一期’。”

于是他们陆陆续续也来了,辞去了大城市里的工作,卖掉了城里的房子,带着资金来到这个不为人知的小镇上,甚至有人把户口也迁来了。在当年“中产阶级逃离北上广”的大潮之下,这样的聚群足以引起媒体的关注,在2012年《南方周末》发表的《“金领”进村》中,记者这样写道:“在大城市,他们大多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和收入,过得颇为体面,可以被称为”高级白领“或”金领“;但糟糕的交通、拥挤的住房、污浊的空气、不安全的食物、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们充满厌倦。之后,他们或是旅游,或看望朋友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处景色怡人之地,便留下不走了。”

三年后,有人选择离开,坚守的人却在面临新的挑战--自去年开始的毁约涨租之后,11月21日,一份名为“洱海资源保护费”的文件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如果这项政策实行,这些小型客栈可能会面临灭顶之灾。陈阵有些感慨:“原来以为是个桃花源,没想到里面全是刺,扎得我遍体鳞伤。”

时代下的小镇

在如今的双廊镇,除了亘古不息的洱海潮水声,还有工地上的电钻声,熙熙攘攘的人群,市场上的叫卖声。卖工艺品的小摊用音响循环播放着“就在这一瞬间,才发现,你就在我身边。就在这一瞬间,才发现,失去了你的容颜。”这是一首曾在丽江驻唱7年的女歌手的歌,从丽江火到了大理。洱海边,街道旁,都有正在建造的房子,路边堆着渣土,水泥和砖。屋子还没有被鲜花和装饰品填满,傍晚昏暗的灯光下,像一双双黑洞的眼,盯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

2006年的双廊是个只有17699口人的小镇子,218.28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着祖祖辈辈打鱼种地为生的白族人。到了2015年7月,这座洱海北部的小镇已经拥有了499家客栈,每天会迎来将近5万名游客,相当于2006年常住人口的2倍。几条进入双廊的道路上车辆拥堵10多公里,很多游客选择下车拖着行李走进镇里。受到电影《心花路放》和习近平1月洱海考察的影响,这是生意最火爆的时候,但也是最让到访者心感厌倦的时候,于是微博上多了许多对双廊的骂名--“大工地”,“脏乱差”。“有客人说,进了客栈才是天堂,一出门就是地狱。”

资本和商业最终还是袭向了这个小渔村,它不可避免地被时代裹挟着奔跑,在短短5年内几乎呈直线式的发展。外乡人感到无可奈何--用以逃离喧闹城市生活的小镇子,依旧抵挡不住时代的洪流。“挺矛盾的,一方面你发现了一个这么美的地方,都希望别人知道它。但另一方面,来的人太多了,你又觉得不像是之前想的那样了。可你得适应,得接受。”一个客栈老板说。

2010年,当第一批外来开拓者抵达这个小镇的时候,正值微博兴起,而后是微信。自媒体的兴起让旅游也突破了传统的团体方式。这些逃离北上广的人们,非常清楚大城市里的白领们在忍受什么,渴求什么。于是双廊出名了,连带着大理再次出名了。2013年左右,大量投资客携带资本进入这个弹丸小村,酒吧、更加高端精品的客栈随之而起。当年怀抱着情怀而来的人,在路过酒吧时会听到“酒干倘卖无”,心里暗骂:“这唱得都是些什么呀。”

今年,大理的旅游人数首次超过了临近的丽江,后者在高度商业化的路上最终显现出颓势,人们担心大理会步丽江的后尘,成为下一个旅游空城和“艳遇之都”。

然而时代终究没有放过他们。老熟人见面吃饭聊天,话题除了拍月亮,就是如今大理的房价,自己那套房首付是多少,哪个小区价格又涨了,你家的房子卖了能赚吗。一人之后警醒:“这还是我们原本想要的生活吗?”

无论是双廊还是大理,随处可见正在建造的房子。(摄影/许晔)

契约与人情社会

金钱改变了双廊的容貌和物价,也让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可是这几年,这种微妙逐渐显露,露出了强硬面孔。

在2010年第一波投资到来时,当地农民把自家的宅基地租给这些“城里人”,租金多半是6-7万/年,租期长达15年-20年,通常租客会先一次性付掉5年-10年的租金。无论是房东还是租客,谁都没能料到市场强大的能力--两年之内,同样洱海边的宅基地,租金就涨成了十几万。分歧就此埋下。

陈阵的房东七六要求涨租,每隔几个月就要求涨几十万,他受不了这样反复纠缠,没有答应。房东曾经拿着刀上门威胁过,还曾经跑进客栈里妨碍生意。陈阵说,他们到这里来是寻找确定性和安全感的,所以才签十几二十年的约,现在租期一半都没到,不确定性造成的压力又开始如影随形。他觉得自己“憋屈”:“我过来不是来受气的。”“我们涨的不是房租,是欲望。”

七六是一个造船好手,穿着灰色西服,皮肤黝黑,指节粗大,说起造船来滔滔不绝,会客气地问你喝果汁还是喝茶。他对涨租有着自己的逻辑:“外地人在这里‘找钱’,要做到问心无愧,有良心的人会给当地人回报,不要失去了人心。”他随后举了两个例子,一位新建客栈的老板主动向他的房东提出涨租;另一位客栈老板没有提出涨租,但逢年过节会按照当地人的习俗,给他的房东送礼,给小孩包红包。“你要保护我们当地人,我们就是一个家庭,如果你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全村都会来帮你的。”

当地有声望的人曾为他们俩调解过。有一次在酒桌上,那位调解人对陈阵说,你们一直犟着不给房东涨房租,是不是脸皮太厚了。陈阵一下被惹毛了,他说自己很委屈:“我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会被人当成是无耻?”

涨租毁约在丽江、大理都有发生,据媒体报道,丽江的房东毁约程度高达八成以上,有的房东甚至采取了剪电线、泼粪、强拆房子等各种暴力手段。金钱再次展现了魔力,撕开了这些边陲小城原本温情脉脉的面纱。厌恶了城市规则的人们被农村里的温暖人情所吸引,却忘记了人情社会的另外一面--关系有时候比契约更重要。

陈阵觉得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不仅限于是否遵守合同的契约精神,这些细小琐碎的差异夹在两方之间,让裂缝越来越大。他举了个例子,曾经有一些人慕名而来,他当时不在,于是房东七六请这些人吃了一顿,转头把账记在了他的头上。他告诉七六,这些人他根本不认识,下次别随便请人吃饭了。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一次。七六解释说:“他们说是陈阵让我们过来找你的,如果不是你的朋友,他们怎么会有我的联系方式?”七六觉得他抠门,陈阵觉得委屈。

陈阵客栈里原先有个员工,干了三年,表现一直都挺好,虽然从来不笑。有次他做错了些事,陈阵说了他几句,于是他就辞职了。“这在现代管理里是一件多让人崩溃的事啊。我作为老板,都不能直接批评下属。”朋友们哈哈大笑,立刻指着陈阵说:“看,这你就不懂当地人了吧。你要私下里告诉他,如果是当众,他们会觉得没面子。”“在我们家帮工的大姐,如果同时有亲戚邀请和工作加班,”他们又补充了个例子:“城里的白领会怎么选择呢?肯定要加班啊,总不能因为朋友来就不干活了。但他们不,对他们而言,一份工作和别人的邀请同等重要,他们宁可冒着失去工作的危险,也要去赴别人的约。”

就某种程度而言,本地客栈老板杨金鱼的观点与陈阵有些类似。这位只有小学学历的大理生意人曾经在外经商多年,见多识广,时常担任外地租客与本地房东的矛盾调解人。“这两种人思想都是反着走的,你要把他们都调一个头,然后坐下来慢慢谈。”他在桌子上摆弄一只打火机和一包烟,让它们背道而驰,而后转了个头,又让它们慢慢接近。“你们城里人讲合同,契约精神,但有时候合同对农民来说不起作用。这里人基本都是渔民,没有见识,不知道外面世界有多大,刚签合同时一下拿那么多钱,也不知道怎么用,也不会拿去投资。到现在花的差不多了,也没有其他经济收入,看到这些外地老板赚这么多钱,心里不平衡,有些急了。我就会跟他们讲,这些外地人过来投资是有风险的,这间客栈给你,你都不一定能做这么好。然后再跟客栈老板说,这几年经济情况毕竟不一样了,物价涨了,房价也涨了那么多,适当给这些村民一些补偿,也是可以的。只要双方想通了,商定的价格差不多,这事就解决了。”

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规则逻辑。在法理上占据优势的客栈老板们需要考虑的是边陲小镇的现实--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个封闭的渔村。这些热情好客的渔民们既不懂合同,也不懂法。

“化学反应”

杨金鱼说自己“夹在中间太难做”,他还有别的烦恼--淡季生意变冷清了,逐渐增加的税费让他觉得压力倍增,还有商业给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小镇带来的巨大变化。“玉几岛上已经三年没出过一个高中生了。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他们的父母有了钱,也没给孩子养成正确的观念。现在不会有人出去打工,他们也不去上学。如果有一天旅游业不行了呢?”

他开始说起岛上的年轻人:“我们白族人传统是晚上串门,大家一起喝茶烤火,我在城里住过,你们城里人有时候对门都互相不来往的。但这边35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开始跟着城里人学了。我们原先女人都穿白族传统服装,现在年轻人都学城里人穿衣服了。”杨金鱼突然停了下来,隔壁的酒吧已经开始响起节奏欢快的舞曲,在幽静的白族院落里显得有些突兀。“他们要要营业到11点。”

太过激烈的变化确实引起了一些本土精英的顾虑--在2012年5月,他们举办了一个名为“一个白族村落的更新阵痛”的论坛。当天的《大理日报》这样写道:“商业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双廊,正面临着剧烈的更新阵痛:无序开发带来的‘大工地现象’日益凸显,白族建筑立意和造型逐渐丢失……

开发还是保护?发展旅游还是沿袭传统?主客不颠倒的更新之路怎么走?如何既能保持生活传统又能从容应对外来文化的沟融?通过怎样的更新得到成熟完善的白族格局?这不仅是双廊的困惑,也是中国在近三十年来继城市化浪潮的困惑。”

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最佳答案。外乡人携带着大量的资金,像是在一个细小试管的水里扔进了一大块活泼金属,它们开始剧烈反应。外乡人和本地人之间,就如同这些剧烈撞击的原子一般,无限接近,但互相有微弱的斥力。

有人察觉到“排斥感”--来源于当地人对环境污染的指责,上涨的租金,政府在今年增加的税费,和本土精英对当地白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在2012年的论坛上,当时的“双廊乡村建设促进会”会长赵八旬说:“许多城里人来双廊租用海边农户的地,按各自的印象碎片建造各种房子……当建造的尘埃落定,双廊还是双廊吗?双廊还是双廊人的吗?”

他们也在努力融合着。在客栈老板的群里,曾经有人发表过略带优越感的发言,认为当地人没了外来者就会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立即遭到两方的反驳。在很多情况下,本土与外来的客栈老板们有共同的利益,比如促进双廊旅游业发展,比如促进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反抗“洱海资源保护费”。

熙熙攘攘的大理古城。(摄影/许晔)

“洱海保护费”

“洱海资源保护费”或许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云南省物价局一位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了这份提案的真实性,虽然它目前仍处于“内部讨论阶段”,但早已在大理乃至全国舆论网上掀起了滔天巨浪。

这份11月21日曝光出来的文件激起了客栈老板们的愤慨,他们算了一笔--以10间房计算,每年将要缴纳“保护费”最高达24万,这将极大压缩客栈的盈利空间。“杀鸡取卵,卸磨杀驴。”他们用这样的词来形容这项“保护费”。

出于某些顾虑,接受采访的客栈老板们不想透露真实姓名,也不愿透露客栈的相关信息。这些老板们提供了数据,认为洱海边的10万多头奶牛和上游企业才是洱海污染的源头。他们甚至拿出了两张卫星云图,一片浅绿深绿标明了污染的源头。这是一种极其文明的抗争--他们查阅大理县志,搜集卫星云图,参与本地微信公号的投票,写文章,和当地政府开座谈会。

除此以外,今年当地政府要对这些客栈重新核定营业税标准,以及征收房产税和土地税。“这就像你站在最底下,突然要跨上三个台阶。”有位客栈老板说,更有人称:“如果这样收,客栈都要死了。”

11月30日下午,他们和政府在办公楼里开了个座谈会。他们把会议室的桌子挪动,拼成一个大会议桌,一边坐着当地政府官员,着装都是标准中国县级干部风格,土,皮肤黑黝黝的;一边是城市中产精英,穿着风衣、棉布衣,脸白白净净的。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双方关于税费问题不断拔河,言语温和,但互不相让。

男人们在不断抽烟。新任书记站起身来,抽出一包烟,然后一根一根的递给坐在对面的老板们,距离远的就扔过去。双方交换意见之后,最后书记做了总结,而后又开始安抚眼前的客栈老板们,说“洱海保护费”还不是个正式的政策,仍可以协商,让他们别钻牛角尖。

座谈会结束后,几个操着广东口音的老板在楼下等人。有位是2014年才来的,他戴着金链子,全身散发着商人的气息。“我在全国那么多地方做生意,哪个地方不会给优惠政策?我想赚一笔就走人,谁会待在这儿。”

这块由民间资本自发发展起来的地方,基础设施相当薄弱,直到2013年当地政府才花费400万修建了排污管道,其后多次出现问题,甚至被当地人称为“豆腐渣工程”。而那些远道而来的客栈老板们,也被当地的行政效率感到无奈:“2013年5月1号开始整治,抽掉了200多号人过来查,说年底没有排污证的就关停整治,可我一个排污证就办了4个月。”

“双廊刚开始发展时是一种‘无政府状态’,那个时候税费有的都不收的。现在政府开始正规征收了,有些人可能觉得心理上有些接受不了。”一位本地知识分子说,同样出于某些顾虑,他希望在文中隐去姓名。他不同意这些人会逃离大理的观点:“谁会真正走?客栈现在还是现金奶牛,每天都还是能产奶的,谁会真的舍得走?他们顶多是人离开,搬去大理古城住,店还会在这里,交给当地管家管理。”

有人已经开始考虑迁往他乡,江浙的地方政府已经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大理政府没这个条件,没钱。江浙那边经济条件好,算是吃饱了饭,可以做点风雅的事。”他说,大理整治污染有巨大的资金短缺,无法如同江南的同僚那样,给这些客栈老板开出那么丰厚的条件。

有人还在最后坚守。有人已经选择离开,涨租、税费、文化差异,又成了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新导火索。“这世界上根本没有桃花源。”他们说。但无论如何,现在的大理仍是那个属于城市白领的乌托邦童话。他们在古城人民路的酒吧里喝酒,大笑,忘却城市的雾霾和烦恼。民谣歌手低沉的嗓音在唱着流浪,远方和姑娘。

深夜11点15分。门外突然来了一辆警车。音乐声停了。随后是一声大喝:“别唱了!”乐队离开舞台,迷醉在酒精里的人们相携而去,回到打着“远离尘嚣”广告的客栈里。于是第二天早晨八点,准时响起的电钻声会把这些人们从梦中唤醒。大理的一天又开始了。(凤凰网许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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