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恋桃花源 北上广青年破碎的大理梦

洱海岸边。拥有苍山洱海的大理成了很多人的“世外桃源”。（摄影/许晔）

两千万个游客一路向西，涌向被称为“世外桃源”的大理。这个西南边陲小城意味着洁净的空气和蓝天，一种慵懒浪漫的生活状态，和某种蠢蠢欲动的自我放逐感。初来乍到的人们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他们立刻融入人流之中，披着民族风的披肩，换上棉布裙子，在阳光和花丛中举着手机自拍。

但是客栈老板陈阵决定回到北京。这座远在北边的巨型城市刚刚经历了106个小时的重度雾霾，2151.6万人戴着口罩拥挤在高楼和17条地铁线路里，几百万辆车在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道路上艰难挪动。回归意味着放弃大理的一切，转身投入喧嚣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中，末日一般的景象可能会成为未来生活的一部分。陈阵在朋友圈里上传了一张照片--“北京精神”，底下写着：“终点又变回起点”。

11月的倒数第二天，陈阵回到双廊镇。他来这里向朋友们告别，在一个漫长的假期之后，他就要北上，离开双廊，离开大理。

陈阵和他的朋友们在2010年前后来到双廊镇，建起了这里的第一批民宿客栈。他们几乎都曾在一家叫做“沧海一粟”的客栈住过，洱海边有个帐篷，还有条警醒的狗。“那家客栈的老板叫林灿，他把全家都带到这边来了。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才是生活，真的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们开起了玩笑：“我们是‘沧海一期’，沧海一粟的‘黄埔一期’。”

于是他们陆陆续续也来了，辞去了大城市里的工作，卖掉了城里的房子，带着资金来到这个不为人知的小镇上，甚至有人把户口也迁来了。在当年“中产阶级逃离北上广”的大潮之下，这样的聚群足以引起媒体的关注，在2012年《南方周末》发表的《“金领”进村》中，记者这样写道：“在大城市，他们大多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和收入，过得颇为体面，可以被称为”高级白领“或”金领“；但糟糕的交通、拥挤的住房、污浊的空气、不安全的食物、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们充满厌倦。之后，他们或是旅游，或看望朋友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处景色怡人之地，便留下不走了。”

三年后，有人选择离开，坚守的人却在面临新的挑战--自去年开始的毁约涨租之后，11月21日，一份名为“洱海资源保护费”的文件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如果这项政策实行，这些小型客栈可能会面临灭顶之灾。陈阵有些感慨：“原来以为是个桃花源，没想到里面全是刺，扎得我遍体鳞伤。”

时代下的小镇

在如今的双廊镇，除了亘古不息的洱海潮水声，还有工地上的电钻声，熙熙攘攘的人群，市场上的叫卖声。卖工艺品的小摊用音响循环播放着“就在这一瞬间，才发现，你就在我身边。就在这一瞬间，才发现，失去了你的容颜。”这是一首曾在丽江驻唱7年的女歌手的歌，从丽江火到了大理。洱海边，街道旁，都有正在建造的房子，路边堆着渣土，水泥和砖。屋子还没有被鲜花和装饰品填满，傍晚昏暗的灯光下，像一双双黑洞的眼，盯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

2006年的双廊是个只有17699口人的小镇子，218.28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着祖祖辈辈打鱼种地为生的白族人。到了2015年7月，这座洱海北部的小镇已经拥有了499家客栈，每天会迎来将近5万名游客，相当于2006年常住人口的2倍。几条进入双廊的道路上车辆拥堵10多公里，很多游客选择下车拖着行李走进镇里。受到电影《心花路放》和习近平1月洱海考察的影响，这是生意最火爆的时候，但也是最让到访者心感厌倦的时候，于是微博上多了许多对双廊的骂名--“大工地”，“脏乱差”。“有客人说，进了客栈才是天堂，一出门就是地狱。”

资本和商业最终还是袭向了这个小渔村，它不可避免地被时代裹挟着奔跑，在短短5年内几乎呈直线式的发展。外乡人感到无可奈何--用以逃离喧闹城市生活的小镇子，依旧抵挡不住时代的洪流。“挺矛盾的，一方面你发现了一个这么美的地方，都希望别人知道它。但另一方面，来的人太多了，你又觉得不像是之前想的那样了。可你得适应，得接受。”一个客栈老板说。

2010年，当第一批外来开拓者抵达这个小镇的时候，正值微博兴起，而后是微信。自媒体的兴起让旅游也突破了传统的团体方式。这些逃离北上广的人们，非常清楚大城市里的白领们在忍受什么，渴求什么。于是双廊出名了，连带着大理再次出名了。2013年左右，大量投资客携带资本进入这个弹丸小村，酒吧、更加高端精品的客栈随之而起。当年怀抱着情怀而来的人，在路过酒吧时会听到“酒干倘卖无”，心里暗骂：“这唱得都是些什么呀。”

今年，大理的旅游人数首次超过了临近的丽江，后者在高度商业化的路上最终显现出颓势，人们担心大理会步丽江的后尘，成为下一个旅游空城和“艳遇之都”。

然而时代终究没有放过他们。老熟人见面吃饭聊天，话题除了拍月亮，就是如今大理的房价，自己那套房首付是多少，哪个小区价格又涨了，你家的房子卖了能赚吗。一人之后警醒：“这还是我们原本想要的生活吗？”

无论是双廊还是大理，随处可见正在建造的房子。（摄影/许晔）

契约与人情社会

金钱改变了双廊的容貌和物价，也让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可是这几年，这种微妙逐渐显露，露出了强硬面孔。

在2010年第一波投资到来时，当地农民把自家的宅基地租给这些“城里人”，租金多半是6-7万/年，租期长达15年－20年，通常租客会先一次性付掉5年－10年的租金。无论是房东还是租客，谁都没能料到市场强大的能力--两年之内，同样洱海边的宅基地，租金就涨成了十几万。分歧就此埋下。

陈阵的房东七六要求涨租，每隔几个月就要求涨几十万，他受不了这样反复纠缠，没有答应。房东曾经拿着刀上门威胁过，还曾经跑进客栈里妨碍生意。陈阵说，他们到这里来是寻找确定性和安全感的，所以才签十几二十年的约，现在租期一半都没到，不确定性造成的压力又开始如影随形。他觉得自己“憋屈”：“我过来不是来受气的。”“我们涨的不是房租，是欲望。”

七六是一个造船好手，穿着灰色西服，皮肤黝黑，指节粗大，说起造船来滔滔不绝，会客气地问你喝果汁还是喝茶。他对涨租有着自己的逻辑：“外地人在这里‘找钱’，要做到问心无愧，有良心的人会给当地人回报，不要失去了人心。”他随后举了两个例子，一位新建客栈的老板主动向他的房东提出涨租；另一位客栈老板没有提出涨租，但逢年过节会按照当地人的习俗，给他的房东送礼，给小孩包红包。“你要保护我们当地人，我们就是一个家庭，如果你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全村都会来帮你的。”

当地有声望的人曾为他们俩调解过。有一次在酒桌上，那位调解人对陈阵说，你们一直犟着不给房东涨房租，是不是脸皮太厚了。陈阵一下被惹毛了，他说自己很委屈：“我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会被人当成是无耻？”

涨租毁约在丽江、大理都有发生，据媒体报道，丽江的房东毁约程度高达八成以上，有的房东甚至采取了剪电线、泼粪、强拆房子等各种暴力手段。金钱再次展现了魔力，撕开了这些边陲小城原本温情脉脉的面纱。厌恶了城市规则的人们被农村里的温暖人情所吸引，却忘记了人情社会的另外一面--关系有时候比契约更重要。

陈阵觉得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不仅限于是否遵守合同的契约精神，这些细小琐碎的差异夹在两方之间，让裂缝越来越大。他举了个例子，曾经有一些人慕名而来，他当时不在，于是房东七六请这些人吃了一顿，转头把账记在了他的头上。他告诉七六，这些人他根本不认识，下次别随便请人吃饭了。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一次。七六解释说：“他们说是陈阵让我们过来找你的，如果不是你的朋友，他们怎么会有我的联系方式？”七六觉得他抠门，陈阵觉得委屈。

陈阵客栈里原先有个员工，干了三年，表现一直都挺好，虽然从来不笑。有次他做错了些事，陈阵说了他几句，于是他就辞职了。“这在现代管理里是一件多让人崩溃的事啊。我作为老板，都不能直接批评下属。”朋友们哈哈大笑，立刻指着陈阵说：“看，这你就不懂当地人了吧。你要私下里告诉他，如果是当众，他们会觉得没面子。”“在我们家帮工的大姐，如果同时有亲戚邀请和工作加班，”他们又补充了个例子：“城里的白领会怎么选择呢？肯定要加班啊，总不能因为朋友来就不干活了。但他们不，对他们而言，一份工作和别人的邀请同等重要，他们宁可冒着失去工作的危险，也要去赴别人的约。”

就某种程度而言，本地客栈老板杨金鱼的观点与陈阵有些类似。这位只有小学学历的大理生意人曾经在外经商多年，见多识广，时常担任外地租客与本地房东的矛盾调解人。“这两种人思想都是反着走的，你要把他们都调一个头，然后坐下来慢慢谈。”他在桌子上摆弄一只打火机和一包烟，让它们背道而驰，而后转了个头，又让它们慢慢接近。“你们城里人讲合同，契约精神，但有时候合同对农民来说不起作用。这里人基本都是渔民，没有见识，不知道外面世界有多大，刚签合同时一下拿那么多钱，也不知道怎么用，也不会拿去投资。到现在花的差不多了，也没有其他经济收入，看到这些外地老板赚这么多钱，心里不平衡，有些急了。我就会跟他们讲，这些外地人过来投资是有风险的，这间客栈给你，你都不一定能做这么好。然后再跟客栈老板说，这几年经济情况毕竟不一样了，物价涨了，房价也涨了那么多，适当给这些村民一些补偿，也是可以的。只要双方想通了，商定的价格差不多，这事就解决了。”

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规则逻辑。在法理上占据优势的客栈老板们需要考虑的是边陲小镇的现实--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个封闭的渔村。这些热情好客的渔民们既不懂合同，也不懂法。

“化学反应”

杨金鱼说自己“夹在中间太难做”，他还有别的烦恼--淡季生意变冷清了，逐渐增加的税费让他觉得压力倍增，还有商业给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小镇带来的巨大变化。“玉几岛上已经三年没出过一个高中生了。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他们的父母有了钱，也没给孩子养成正确的观念。现在不会有人出去打工，他们也不去上学。如果有一天旅游业不行了呢？”

他开始说起岛上的年轻人：“我们白族人传统是晚上串门，大家一起喝茶烤火，我在城里住过，你们城里人有时候对门都互相不来往的。但这边35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开始跟着城里人学了。我们原先女人都穿白族传统服装，现在年轻人都学城里人穿衣服了。”杨金鱼突然停了下来，隔壁的酒吧已经开始响起节奏欢快的舞曲，在幽静的白族院落里显得有些突兀。“他们要要营业到11点。”

太过激烈的变化确实引起了一些本土精英的顾虑--在2012年5月，他们举办了一个名为“一个白族村落的更新阵痛”的论坛。当天的《大理日报》这样写道：“商业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双廊，正面临着剧烈的更新阵痛：无序开发带来的‘大工地现象’日益凸显，白族建筑立意和造型逐渐丢失……

开发还是保护？发展旅游还是沿袭传统？主客不颠倒的更新之路怎么走？如何既能保持生活传统又能从容应对外来文化的沟融？通过怎样的更新得到成熟完善的白族格局？这不仅是双廊的困惑，也是中国在近三十年来继城市化浪潮的困惑。”

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最佳答案。外乡人携带着大量的资金，像是在一个细小试管的水里扔进了一大块活泼金属，它们开始剧烈反应。外乡人和本地人之间，就如同这些剧烈撞击的原子一般，无限接近，但互相有微弱的斥力。

有人察觉到“排斥感”--来源于当地人对环境污染的指责，上涨的租金，政府在今年增加的税费，和本土精英对当地白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在2012年的论坛上，当时的“双廊乡村建设促进会”会长赵八旬说：“许多城里人来双廊租用海边农户的地，按各自的印象碎片建造各种房子……当建造的尘埃落定，双廊还是双廊吗？双廊还是双廊人的吗？”

他们也在努力融合着。在客栈老板的群里，曾经有人发表过略带优越感的发言，认为当地人没了外来者就会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立即遭到两方的反驳。在很多情况下，本土与外来的客栈老板们有共同的利益，比如促进双廊旅游业发展，比如促进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反抗“洱海资源保护费”。

熙熙攘攘的大理古城。（摄影/许晔）

“洱海保护费”

“洱海资源保护费”或许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云南省物价局一位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了这份提案的真实性，虽然它目前仍处于“内部讨论阶段”，但早已在大理乃至全国舆论网上掀起了滔天巨浪。

这份11月21日曝光出来的文件激起了客栈老板们的愤慨，他们算了一笔--以10间房计算，每年将要缴纳“保护费”最高达24万，这将极大压缩客栈的盈利空间。“杀鸡取卵，卸磨杀驴。”他们用这样的词来形容这项“保护费”。

出于某些顾虑，接受采访的客栈老板们不想透露真实姓名，也不愿透露客栈的相关信息。这些老板们提供了数据，认为洱海边的10万多头奶牛和上游企业才是洱海污染的源头。他们甚至拿出了两张卫星云图，一片浅绿深绿标明了污染的源头。这是一种极其文明的抗争--他们查阅大理县志，搜集卫星云图，参与本地微信公号的投票，写文章，和当地政府开座谈会。

除此以外，今年当地政府要对这些客栈重新核定营业税标准，以及征收房产税和土地税。“这就像你站在最底下，突然要跨上三个台阶。”有位客栈老板说，更有人称：“如果这样收，客栈都要死了。”

11月30日下午，他们和政府在办公楼里开了个座谈会。他们把会议室的桌子挪动，拼成一个大会议桌，一边坐着当地政府官员，着装都是标准中国县级干部风格，土，皮肤黑黝黝的；一边是城市中产精英，穿着风衣、棉布衣，脸白白净净的。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双方关于税费问题不断拔河，言语温和，但互不相让。

男人们在不断抽烟。新任书记站起身来，抽出一包烟，然后一根一根的递给坐在对面的老板们，距离远的就扔过去。双方交换意见之后，最后书记做了总结，而后又开始安抚眼前的客栈老板们，说“洱海保护费”还不是个正式的政策，仍可以协商，让他们别钻牛角尖。

座谈会结束后，几个操着广东口音的老板在楼下等人。有位是2014年才来的，他戴着金链子，全身散发着商人的气息。“我在全国那么多地方做生意，哪个地方不会给优惠政策？我想赚一笔就走人，谁会待在这儿。”

这块由民间资本自发发展起来的地方，基础设施相当薄弱，直到2013年当地政府才花费400万修建了排污管道，其后多次出现问题，甚至被当地人称为“豆腐渣工程”。而那些远道而来的客栈老板们，也被当地的行政效率感到无奈：“2013年5月1号开始整治，抽掉了200多号人过来查，说年底没有排污证的就关停整治，可我一个排污证就办了4个月。”

“双廊刚开始发展时是一种‘无政府状态’，那个时候税费有的都不收的。现在政府开始正规征收了，有些人可能觉得心理上有些接受不了。”一位本地知识分子说，同样出于某些顾虑，他希望在文中隐去姓名。他不同意这些人会逃离大理的观点：“谁会真正走？客栈现在还是现金奶牛，每天都还是能产奶的，谁会真的舍得走？他们顶多是人离开，搬去大理古城住，店还会在这里，交给当地管家管理。”

有人已经开始考虑迁往他乡，江浙的地方政府已经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大理政府没这个条件，没钱。江浙那边经济条件好，算是吃饱了饭，可以做点风雅的事。”他说，大理整治污染有巨大的资金短缺，无法如同江南的同僚那样，给这些客栈老板开出那么丰厚的条件。

有人还在最后坚守。有人已经选择离开，涨租、税费、文化差异，又成了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新导火索。“这世界上根本没有桃花源。”他们说。但无论如何，现在的大理仍是那个属于城市白领的乌托邦童话。他们在古城人民路的酒吧里喝酒，大笑，忘却城市的雾霾和烦恼。民谣歌手低沉的嗓音在唱着流浪，远方和姑娘。

深夜11点15分。门外突然来了一辆警车。音乐声停了。随后是一声大喝：“别唱了！”乐队离开舞台，迷醉在酒精里的人们相携而去，回到打着“远离尘嚣”广告的客栈里。于是第二天早晨八点，准时响起的电钻声会把这些人们从梦中唤醒。大理的一天又开始了。(凤凰网许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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