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在看巴黎，而巴黎气候大会就靠这四人了

图片：2012年多哈会议上的美国首席代表斯特恩和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

一个可能是世界上“责权比”最大的女人；一个被“中国难题”困住的美国人；一个被时时被拿来与强势前任作对比的大胡子；还有一个不时被外媒记者偷偷问“他还能话事吗”的中国人。

巴黎气候大会能否成功，就看他们四个人了。

世界上“责权比”最大的女人

“她的工作也许是这个世界上‘责权比’最大的，”《纽约客》如此形容59岁的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

她的责任，是敦促全球195个国家达成协议；但她却几乎没有任何权力。

来自中美洲哥斯达黎加的她，是联合国气候变化署的“一姐”，正式头衔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长”。

她长着一头棕色短发，一只眼睛蓝色，一只眼睛淡褐色。身高仅152厘米的她，常被下属形容为“小火山”。她经常笑，也经常哭。

图片：联合国气候变化署“一姐”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图片来自AFP

她家境显赫：父亲曾三次当选哥斯达黎加总统，哥哥1994-1998年也是总统。她自己是人类学家。

1997年，她曾作为哥斯达黎加代表团的一员，参与过《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成为一场失败的闹剧之后，她于2010年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为负责气候变化的最高级别官员。挽救气候谈判的颓局，成为她的任务。

如今，这已经是她第五年主持气候大会。五年来，她小心翼翼地当着“掌舵手”，热情宣讲气候变化，通宵达旦在各国间沟通协调，回答记者各种尖锐问题，在最后时刻“发飙”向各国施压，经常精疲力竭而又目光炯炯。

她是一位敢言的公众人物，也常常在报刊上撰写评论。2013年，她就曾在中国的《南方都市报》上撰写评论称：“全球气候变化协议是必要并可能的”，“我们可以从互相指责的政治怪圈一起走向共同寻求机会的政治合作”。

她肯定是一位女强人，但近几年伴随她最多的，可能却是无力感。就在去年华沙会议前，在伦敦的一场会议上，谈到全球变暖对下一代人的影响，有两个女儿的她，突然忍不住潸然泪下。

“我们不能达成减排协议，就注定了下几代人的不幸，而他们还没有出生哪。这真是特别特别不公平，特别特别不道德。”

“一谈到‘孩子’、‘未来’这样的话题，她就忍不住要眼泪汪汪，”一位在她身边工作多年的联合国官员告诉凤凰网。

在接受采访时，菲格雷斯也不掩饰自己的焦虑心情。

“一直以来，对谈判进展缓慢，我都觉得十分沮丧。我生来就不是一个耐心的人。我们的进展太慢太慢，但好在我们还是在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给了我勇气和希望。”

今年，她似乎胜利在望了。巴黎会议开幕当天，身着黑衣、脖子上绕了一圈红围巾的她，早上七点多就等候在会议中心，逐个迎接150位国家领袖，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普京等。

图片：菲格雷斯迎接奥巴马

“全世界都在看着你们。全世界都指望着你们，”她说了一遍又一遍。

被“中国难题”困住的美国特使

一份美国杂志说，对64岁的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Todd Stern）来说，最困难的任务就是“中国难题”。

“要说服发展中国家减排，斯特恩必须展示出美国有诚意减排；为了让美国国会配合，他得让他们看到发展中国家愿意减排。”

从2009年被时任国务卿希拉里任命为“气候特使”以来，斯特恩一直在这个“死循环”中。

对斯特恩来说，在美国国会接受严酷拷问，几乎是家常便饭。

“凭什么有2万亿外汇储备的中国，不需要跟美国一样马上减排？”

“中美联合减排声明，要我们美国的碳排放马上下降，但中国的碳排放却可以仍然上升，这是为什么？” 

头发花白、戴着无框圆眼镜、瘦长脸、永远穿西装打领带的斯特恩，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中国还有4亿人口活在贫困中”；“如果你的经济在以8%、9%的速率增长，你不可能砰地一声刹车然后就直接减排”……

图片：2011年德班会议上，斯特恩与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图片来自IISD Reporting Services

“斯特恩先生，你真可怜，你要去说服发展中国家减排，但你自己身后却是一个根本不相信气候变化的美国国会。这是多难堪的事情啊！”去年，在一个电台节目中，有美国听众打电话来对斯特恩表示同情。

斯特恩的反应一如既往地谨慎：“我并不为代表美国感到难堪。当然，国会经常拷问我……我们需要面临挑战，但我并不感到难堪。”

这是一个滴水不漏的男人。“斯特恩”这个姓氏在英语中的意思是“严肃”，简直是名如其人。他很少会露出笑容，经常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他44岁才结婚，妻子是希拉里的助手。

“其实他人挺好的，很真诚，而且他是真心希望应对气候变化能有进步，”一位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外交官如此评价。

2011年在德班会议中，斯特恩正在讲话，突然一个来自美国的女大学生站起来，打断了他。

“这位美国代表不能代表我！……你必须现在就行动，否则你将威胁下一代的生存！你必须丢掉政党政治那一套，听听科学家的！2020年才行动，太晚了！”

这位年仅20岁的姑娘随即被保安人员带走。不过她的话引起一阵掌声。

台上的斯特恩看起来又震惊，又尴尬。

《纽约时报》报道说，随后，美国果然改变了谈判姿态。

数年后，斯特恩参与电台节目时，主持人把这段视频再一次放给他看。

让人惊讶的是，对那个女学生，斯特恩表示了理解。

“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动作太缓慢了，我同意。这个体制很难撬动，对不对？……全球协议很重要，这也是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件事的原因……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进展的，”他的语气从温柔转为坚定。

“有些媒体把他描写为一个根本不在意小国利益的政客，但其实他是在意的。他只是不爱流泪、引用诗句、威胁自杀或者发表长篇演说，像近年很多谈判者那样，”一位曾与斯特恩共事多年的同事说。

时时被拿来与前任对比的大胡子

65岁的欧盟气候专员卡尼特（Miguel Arias Canete），最显眼的特征是他的大胡子。

“相比他的前任康妮，他显得有点闷，”一位长期报道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资深外媒记者告诉凤凰网。

图片：卡尼特与其前任康妮

以往，在每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康妮可是媒体追逐的中心。她性格强势，经常组织小型记者发布会“放话”，对谈判对手毫不客气。2013年华沙会议上，康妮直接指责包括中国在内的“立场相近国家集团”阻碍谈判进展。同样强势的委内瑞拉女代表克劳迪娅·萨勒诺则反唇相讥，称欧盟的指责“难以置信、厚颜无耻”。这场被媒体称为“南北双姝对决”的大戏，一时称为媒体焦点。

与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的康妮相比，去年11月上任的卡尼特，性格则显得比较模糊。

来自西班牙的他，其贵族身份引人注目。西班牙报纸揶揄他“一直处在利益冲突的边缘”，因为他在欧洲议会农业委员会任职期间，在好几个大农场都有股份。欧盟宣布他的任命后，不少欧洲关注气候变化的NGO团体都提出抗议。

英国《卫报》以“前石油大亨当上了欧盟气候专员”为题，报道他任命的争议。报道称，卡尼特曾是两家石油公司的总裁，甚至有50万人签署联名信要求他下台。

随后，在应对欧洲议会的“拷问”之前，卡尼特出售了他在石油公司的股份。

上任后，卡尼特显然努力要确保欧盟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领袖”作用。在去年的利马会议上，仅上任两个月的他，态度强硬。

在发布会上，他抱怨协议文本“没有任何一段能取得共识”：“仅三天，文本就长了一大截：原来的第11段出现在第二页上，现在这一段已经出现在第52页了！”

今年，当全世界都对巴黎会议寄予厚望，他却还是要泼点冷水。他认为各国都提出减排目标是“值得肯定的”，但努力仍然“不够”。

“如果只是签订个协议，只是多了张纸，那可没什么用，”他说。

被外媒偷偷问“他还话事吗”的中国人

今年的巴黎会议上，不时会有外媒记者偷偷来问：“你们中国代表团的团长解振华，他还话事吗？”

66岁的解振华，今年2月已卸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成为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通常，这被视为“退居二线”。

图片：解振华

不过，今年4月，解振华首次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的身份，出席公开活动。

“卸任后不久就有被赋予全新使命，可以看出中央高层对于解振华能力的肯定，”微信公众号“时局眼”如是分析。

解振华于1998-2005年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2005年底因松花江污染事故引咎辞职。一年后，他低调复出，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至今已连续多年担任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去年公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获得世界一片赞誉，背后就是解振华与美国特使斯特恩长达大半年的合作。

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之前，中美在气候大会上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不过，2014年出现了转机。

斯特恩后来告诉记者：“我跟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先生，发展了很好的关系。他是个好朋友，我们都带对方参观了自己的家乡，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我们都早就不记得已经会面了多少次，我们之间的合作非常愉快……我想中美关系正在逐步改善。”

今年在巴黎大会第二天，解振华与斯特恩就会谈了三个小时。“这种时间长度，可以说是非常罕见，”一位长期追踪气候变化谈判的专家告诉凤凰网。

近年来，解振华在气候大会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希望达成“大家都不满意，但都能接受”的协议。

此次巴黎会议的第四天，解振华首次面对中国记者时说，中国的立场是“原则不能让步，但具体措施可以灵活”。

解振华所称的“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有不同义务。

至于“具体措施可以灵活”，比如在资金上来说，由发达国家出资1000亿美元，是发达国家的义务；但中国也宣布出资200亿人民币投入“南南合作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这不是我们的义务，是我们自愿的，”解振华说。

（凤凰网：孙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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