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70年日本经济的发展轨迹

原标题：战后70年日本经济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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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日本频道北京11月27日电　题：战后70年日本经济的发展轨迹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徐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徐梅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6期发表《战后70年日本经济的发展轨迹与思考》（全文约2.7万字）。

徐梅认为，在梳理战后70年日本经济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思考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能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战后的日本经济，并从中探寻经济发展的某些规律，分析和把握未来日本经济的走向。

在中国经历了30余年改革开放的今天，回顾战后70年来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重新审视日本曾经创造的“经济奇迹”、高速增长时期累积的问题以及“泡沫经济”的产生与崩溃等，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一）关于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再认识

二战后，在遭受战争破坏、国内能源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日本实现了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1956～1970年，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为9.7%，跃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雁”。海内外各界一度热衷于探讨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奥秘”，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学习和效仿日本。

战后日本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外因素，既有传统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文化因素，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因素，归结起来不下几十条。综合经济增长理论及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资金、劳动力、技术、制度环境、资源、市场等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资本积累持续增加，不同层次的高素质劳动力供应充足。（2）引进和改良国外先进技术，较快地缩短追赶欧美的进程。（3）政府专心于发展经济，为企业打造竞争有序的制度环境。（4）工业现代化与对外贸易相互支撑，解决资源和市场问题。（5）企业内部形成命运共同体，外部构建起稳定的合作关系。

（二）石油危机后的经济减速与显现的问题

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原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日本受到很大冲击，制造业成本大幅上升。1974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从上一年的8%骤降至-1.2%。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开始调整能源结构，推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开发的同时，促进产业结构从资本密集型向耗能少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以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经过一段调整后，日本率先走出危机，但从此经济增速明显放缓，1975～1990年，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4.5%。（1）贸易摩擦不断升级。（2）日元呈升值基调。（3）人口日益老龄化。（4）环境问题凸现。（5）技术引进效应逐渐消失。

有所不同的是，当时的日本没有充分意识到支撑经济增长的条件已发生变化，对高速增长中累积的问题和矛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为日本经济仍会像以往一样惯性增长。这一点在1970～1975年和1973～1977年的日本经济计划中可以得到印证，当时政府所设定的计划增长率目标远高于实际增长率。

（三）日本“泡沫经济”与不良资产问题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不仅是世界经济强国、贸易大国，也成为对外投资大国、援助大国和债权大国，后发效应趋于消失，市场日益饱和。在这种情况下，本应进行全面体制改革的日本，仍陶醉于战后巨大的成功之中。

1.“泡沫经济”的产生与崩溃

“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大幅度升值，给日本对外出口及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为消除“日元升值萧条”，日本政府开始放松银根，于1986年1月、3月、4月、11月和1987年2月先后五次降低基准利率，从5%下调至2.5%，并持续到1989年4月。这期间，由于日元升值、原油等商品进口价格下降，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没有引起通胀率上升，物价依然稳定。

于是，日本央行继续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日本，控制M2+CD是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1987～1990年度，日本M2+CD连续以超过10%的速度增加，释放出的大量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推高了股价和地价。日本的资产价格飙升到近乎荒唐的地步。当日本政府意识到资产价格过度膨胀后，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先后五次上调基准利率，从2.5%提高到6.0%，并且1990年3月27日，大藏省发布“金融机构房地产融资总量限制”的通知，开始对房地产融资进行限制，这通常被认为是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引擎”。

在政策引导下，日本各大银行纷纷提高贷款利率，减少有关房地产贷款，对抑制股价、房价上涨产生了效果。1990年6月，日本房价出现拐点，但制造业设备投资、对外出口及国内销售依然活跃，无论政府还是国民都没有意识到经济泡沫开始走向破灭，更没有想到的日本经济从此会陷入长期低迷。1991第二季度以后，日本实体经济开始转入萧条，国内失业人数增加。1992年，M2＋CD货币增长率仅为0.1%，日经平均股指比1989年下跌近五成，几大城市圈的地价均下跌，“泡沫经济”趋于崩溃。

“泡沫经济”留下的最大后遗症是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政府对银行不良资产规模迟迟没有进行认真清查，也未能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使问题越拖越严重。巨额的不良资产，不仅导致金融机构破产案接连发生，打破了日本“银行不倒”的神话，尤其北海道拓殖银行、拥有百年历史的山一证券公司倒闭案，使日本金融机构的信誉等级大跌，而且导致银行出现“惜贷”现象，严重制约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复苏。为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注入大量公共资金、建立专业机构、促进银行业重组、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等。日本的银行不良资产在2002年达到顶峰后逐渐减少，到2006年大银行基本完成相关的处理工作。

2.“泡沫经济”及不良资产问题的教训和启示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海内外各界就其成因展开了广泛探讨。有观点认为，日元大幅升值是“泡沫经济”产生的主要原因。然而，“广场协议”后，除日元升值之外，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国英镑相对于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都明显上升，有的升幅不亚于日元。这说明，日本“泡沫经济”及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1）缺少监测预警机制，资金过多流向虚拟经济。（2）政府过于保护金融业，金融监管存在疏漏。（3）过度追求经济高增长，宏观调控政策失误。（4）过多涉足泡沫相关产业，银行不良资产风险积聚。

（四）90年代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萧条，政府采取了诸多对策，制定有关扩大内需、简政放权、结构改革等方案和计划，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加快了改革步伐，每三年推出一个放松规制计划，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意欲“寻求日本经济社会彻底的结构改革”，给日本经济注入活力。然而，日本经济依然不景气，1992～2012年，每年实际GDP增长率大都在2%以下，年平均增长率为0.8%。1999年以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通缩。同时，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趋于下降，一些知名电子企业经营业绩不佳。

1.经济体制改革滞后，难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由于日本是一个官僚体制国家，改革计划由官僚制定，同时官僚本身又是实施改革的主体。减少政府干预意味着官僚的权力会受到削弱，“对某些团体来说，在政治上维持现状不变，是十分重要的事，因为他们可以由某些特定的计划得到巨大利益”。官僚们很难真正热衷于改革，反而会抵制和设置阻力，加之日本经济业已成熟，在改革方面每向前迈出一步，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制度中的深层问题，很多情况下是在形式上实施了改革措施，而实际仍以其他方式进行变相管制。因此，日本的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缺乏彻底性，与其成熟经济体制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2.政局动荡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执政党不再专注于发展经济

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经济发展又有利于保持政治稳定。二战后，日本正是在这种政治、经济的良性互动中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界走向分化组合。直到2001年4月，高举改革旗帜的小泉纯一郎就任首相，并执政五年有余。此后到2012年期间，出现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等多位首相。政权更迭频繁，不利于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与此同时，伴随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的提高，日本对政治大国地位的诉求不断增强。可以说，安倍政府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在安保外交方面走到今天这一步，是90年代以来的一个量变过程，只不过安倍迈出的步伐更大。

3.传统的刺激经济政策难以奏效，反而压缩了宏观调控的余地

“泡沫经济”崩溃后，在应对经济不景气问题上，日本政府制定政策的总体思路陈旧，主要通过降息、扩大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1991年7月到1995年9月期间，日本将基准利率从6.0%一直下调到0.5%，并屡次出台综合性经济对策。这些措施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加重了政府债务负担，致使通过利率、财政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余地越来越小。

4.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劳动力市场相对封闭

1990～2000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从12.1%上升到17.4%，2005年进一步升至20.2%，到2013年则高达25.1%。这期间，7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也持续提高，已超过10%，日本医疗养老方面的需求持续扩大。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日本劳动力人口数量相应呈减少趋势，2012年为6555万人，比1998年减少了238万人。在这一形势下，日本在劳动力市场开放政策上有所松动，但进展缓慢，日本在开放劳动力市场问题上的态度依然谨慎保守。国内劳动力的萎缩，会影响家庭收入、消费支出及金融、科技创新能力，进而削弱经济增长潜力，这已成为日本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大困扰因素。

5.外部市场复杂多变，外需拉动经济的作用减弱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在日本经济萧条的情况下，日本对外贸易规模仍不断扩大。除1992年贸易增速因景气跌落而略有下降外，1993年日本对外贸易额超过6000亿美元，1994年和1995年贸易增长率均达到两位数。这期间，日本贸易顺差居高不下，1994年创下1208.6亿美元的纪录。但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日元汇率频繁波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IT泡沫破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致使日本对外贸易发展呈不稳定状态。

（五）结构改革与日本经济的未来

当前，改革与创新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源泉。2012年底，再度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推出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受此影响，2013年日本经济有所复苏，股市上涨，消费趋于活跃。以2014年4月提高消费税率为转折点，日本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前两支“箭”的作用减弱。日本将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希望寄托于“第三支箭”——结构改革。

1.安倍结构改革

2014年6月，安倍政府公布修订后的《日本复兴战略》报告，阐述了今后的结构改革方案，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

第一，应对人口老龄化形势，挖掘国内外劳动力潜力。由于《日本复兴战略》报告出台于少子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之下，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安倍政府鼓励女性就业，提出在2017年底前增加幼儿园、保育员数量，提高女性育儿休假补贴，到2020年将管理层的女性任职比率从不到10%提高到30%，并扩大老年人就业，在一些领域引入机器人。同时，日本将实行和普及多样化的正式员工雇用方式，以缓解国内劳动力不足及相关社会问题。在挖掘国内潜力的同时，日本还试图通过重新审视已有EPA中的劳动力市场准入条件、留学生制度等，引进外国人才，弥补国内劳动力供需缺口。

第二，以“国家战略特区”为改革突破口，激发民间资本活力。安倍政府提出创设“国家战略特区”，减少政府限制，构筑世界一流、开放的商业投资环境，并计划到2020年将引资余额从2013年末的18.0万亿日元提高到35万亿日元。日本先在“东京圈”（东京都九区、神奈川县、千叶县成田市）、“关西圈”（大阪府、兵库县、京都府）、冲绳县、新潟市、兵库县养父市及福冈市建立“国家战略特区”，针对每个特区的不同优势和特点，实施不同的改革内容。

第三，促进农产品市场开放，使农业从被动变主动。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大潮愈演愈烈的形势下，日本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农产品市场开放问题，尤其大米、牛肉、乳制品等敏感领域已成为日本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以及双边自贸区谈判的最大障碍。农产品市场自由化的滞后，给日本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实施经济战略乃至国家总体战略带来负面影响。

此外，日本自2015年度开始逐步降低企业法人税率，在改革社保制度、重建财政、推进TPP等经济合作、强化公司治理、改革研发体制等方面推出一些措施。

总之，安倍政府的结构改革内容广泛，并设定了一些数值目标。从内容上看，有的政策仍处于探讨之中，有的尚缺少明确的时间表和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也有的因缺少新意而受到质疑。譬如，特区制度并非安倍首创，在小泉内阁时期日本曾创设“结构改革特区”，并由内阁总理大臣亲自担任结构改革特区推进本部长，足见当时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之大。但由于改革触及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以及特区只能获得各种宽松政策而缺少资金上的支持，最终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更为关键的是，要落实结构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需要资金支持和相应的配套措施，而《日本复兴战略》报告中很少提及财政和资金来源问题。众所周知，日本的财政赤字在发达国家中最多，而且在社会保障、防务、灾后重建、奥运场馆建设等支出增加的情况下，又推迟提高消费税率、降低企业法人税率，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面对处理经济增长与财政重建关系的难题。

2.日本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

基于各种因素分析，预计今后日本经济将呈以下发展趋势。

第一，经济保持低速增长，通胀率和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劳动力供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日本少子老龄化形势加剧，劳动力市场改革滞缓，导致劳动力短缺问题日趋严重。同时，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美国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今后几年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年均约2%，低于历史平均值。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日本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减弱。

据内阁府2015年7月发布的预测结果，在“安倍经济学”取得预期效果的情况下，2014～2023年度，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1.7%，反之则可能为0.8%，低速增长将是日本经济的常态；劳动力供给不足，不利于扩大内需，但会改善就业状况，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将维持在年均上涨2%左右，失业率将保持在3.2%～3.5%的较低水平。

第二，努力重振制造业。制造业在日本经济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规模占GDP之比高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近年来，日本面临制造业技术人才短缺、信息技术渗透缓慢等问题。根据总务省的调查结果，2013年日本制造业从业人员从1993年的1530万人减少到1039万人，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也从23.7%降至16.5%，20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一。

目前，主要国家纷纷提出振兴本国制造业的相关战略或规划。日本在2015年版《制造白皮书》中强调，将着力于培养制造业相关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提高信息化程度、推动制造业不同行业间的融合等，以保持日本制造业的活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推进财政重建。日本财政形势严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日本经济的发展。2015年5月27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2015年“全球竞争力排行榜”，在6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日本位居第27位，已连续三年下滑。在诸多评估的指标中，日本的财政状况、移民政策等处于较低水平，导致国家竞争力下降。

日本政府背负巨额的财政赤字，却没有出现像希腊那样的债务危机，主要在于其国债持有结构是以国内为主。这种情况在逐渐发生变化，截至2014年末海外投资者持有的日本国债所占比重上升到9.4%，比2005年末增加了五个百分点，为近十年来最高。如果这种态势持续发展，债务风险将会增大。日本政府提出到2020年度实现财政平衡的目标，而在社会保障、灾后重建、国防、奥运场馆建设等财政支出需求增大的情况下，达到这一目标的难度较大。尽管如此，要使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日本政府将不得不努力促进财政收支的健康、均衡发展。

第四，经常收支大量盈余状况难以为继。长期以来，日本贸易收支和经常收支保持大量顺差。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贸易收支连续四年出现逆差并且规模不断扩大，经常收支也持续减少，其占名义GDP的比重已从2%以上降至0.5%。

在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相对下降、海外生产转移及经营本地化削弱日元贬值促进出口的作用、核电恢复缓慢以及天然气等能源进口需求仍将持续等情况下，日本以往的经常收支大量盈余状况将会改变。

第五，对外进一步开放市场。日本在开放市场方面，比较受到关注的有几个方面。首先，劳动力市场开放是大势所趋。现在日本已经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截止到2014年10月，在日外国劳动者人数将近80万人，同比增长9.8%，创最高纪录。据预测，到2025年，日本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30%，2040年将进一步升至36.1%。在这种趋势下，即使增加女性和老年人口就业也很难弥补劳动力的供需缺口。日本政府相关部门提出警告，到2030年，日本将有近四分之三的农民超过65岁，建筑工人严重不足，甚至有研究显示，人口减少很可能会造成896个市镇和村庄消失。为此，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团体——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近期呼吁日本要打开国门，放松移民政策，以应对人口的加速减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现实，将迫使日本逐渐开放国内劳动力市场。

其次，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农产品市场相对封闭，是阻碍日本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及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一大障碍。日本已经开始调整农业政策，减少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取消大米等生产政策，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随着农民日益老龄化及其在政治上影响力的衰退，农民传统“票田”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这将有利于减少日本开放农产品市场的阻力。

再者，继续深化对外经济关系。只要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不止，日本将会积极推进和参与双边EPA及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FTA等多边区域经济合作，以避免被排除在外的被动和损失。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将在多元平衡发展、分散风险的同时，注重加强与印尼、泰国、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及非洲等地的经贸关系。

展望未来，日本依然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资金储备、较完善的营销网络及丰富的海外运营经验。目前，日本拥有个人金融资产约1600万亿日元，仅次于美国；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仅次于中国；海外纯资产余额为366万亿日元，已连续24年居于全球首位。在劳动力素质、研发投入方面，日本具有一定优势，比如：2010年日本用于研发的经费支出占其GDP的比重为3.44%，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尖端型人才也明显增加。这些因素都将继续支撑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新华网日本频道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为“新华网日本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