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 “新工人”与“新穷人”

原标题：这个时代的 “新工人”与“新穷人”

汪晖认为：“新工人数量巨大，但没有借助媒体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在消费主义的文化氛围中，许多‘新工人’分享着‘新穷人’的梦想，而在‘新穷人’的梦想、甚至政治性诉求中，几乎不存在‘新工人’的身影”

日前，由破土工作室主办的“新穷人”与“新工人”讨论在北京言几又书店举行，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和来自高校的青年学者以及学生，就改革开放后期工人阶层的变迁以及贫富分化、城乡分化环境下工人阶层的现状进行探讨，除去讨论农村外来进城务工者在政治及文化领域不断被边缘的现状外，嘉宾还就“新穷人”群体的形成进行了探讨。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曾对“新穷人”这一概念做过定义，在国内学界，汪晖是较早讨论“新穷人”这一概念的学者，此前，汪晖在《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一文中做过详细的分析，他认为，从消费角度来看，“‘新穷人’通常接受过高等教育，就职于不同行业，聚居于都市边缘，其经济能力与蓝领工人相差无几，其收入不能满足其被消费文化激发起来的消费需求”；从思想角度来看，“‘新穷人’常常拥有较高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他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与消费社会的运动密切相关。”

汪晖曾探讨研究“新穷人”群体角色与命运的必要性——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变迁的动力并不仅仅是由生产领域的劳动者推动的，“现代阶级政治事实上产生于阶级边界的重叠地带，也可以说是穿越阶级边界的产物。”

谈到“新工人”与“新穷人”的连接与区隔，汪晖认为：“新工人数量巨大，但没有借助媒体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在消费主义的文化氛围中，许多‘新工人’分享着‘新穷人’的梦想，而在‘新穷人’的梦想、甚至政治性诉求中，几乎不存在‘新工人’的身影。”他表示，这种区隔的存在是值得关注的。

除此议题外，几位学者从历史及思想的角度分析工人阶层的形成以及当今这一群体的政治及文化诉求。汪晖认为，工人群体的客观存在并不等同于政治性的工人阶级已经存在。对于这一群体的文化诉求边缘化的话题，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赵志勇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他一直关注并深入外来打工者群体，与之一起进行自发的戏剧艺术实践，他发现了这一群体中产生的“文化孤岛效应”，“在集合工友的文艺机构，工友们关注自己的前途会怎样，大家觉得相聚在一起是有力量的，但是当这些在阶级意义上有主体意识的工友回到工厂的宿舍里，面对的是数量更多的主流消费逻辑里玩手机游戏、下载流行歌曲的同事，他们觉得自己和其他人没办法交流。”

一方面是现实的问题，另一方面，理论研究也相对较少，而为数不多的研究还被公众及学界忽视。据青阅读记者了解，在“北京工友之家”调研的学者吕途的著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以及《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分别出版于2013年及2015年）遭遇销售难题，出版社告知作者，这两本书面临库存压力，如果年底销售不出去，将被销毁化浆！近日该书作者及一些学者在网上发布“为新工人和学生赠书倡议书”，作者吕途告诉记者：“一些学者已经自费购买该书送给工友及亲友，但目前有近千册面临销毁。”据了解，赵志勇老师已自费购买70册书送给学生阅读，他说“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新工人研究成果遇冷，如果一旦销毁这一话题就很难再有出版的可能。”

在现场，汪晖还提到了技术对与“新工人”阶层处境的影响以及通信技术给社会造成的分割：“微信让每个人变成一座孤岛，它是你的交际的工具，同时又是你的牢笼，很难设想这样的工具如何构成有机的社会互动，产生出更为广阔的政治文化。”言及此，他提到应该把社会技术的进入纳入新工人群体的研究中，这是很多学者忽略的话题，“要探讨今天的新工人、新穷人这些问题，需要把生产过程跟技术变迁，尤其是在金融化条件下的生产过程和技术变迁放到我们的研究的重要的中心点上面。”

来自IT行业一机构的构架师熊节佐证了这一观点，“随着技术的变革，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危机感，社会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朝向一个机器在不断地替代人的方向发展，甩向新工人阶层的是无可逆转的推动力。”他认为，必须找到调整这种社会矛盾的根本性方式。除了技术带来生产方式变革可能给新工人造成的危机外，熊节还提到互联网技术本身带来的异化：“过去技术是用来让每个人了解外界的工具，然而现在，特别是互联网已经变成纯粹的消费主义的体现，一些流水线上的工人下班之后就进了网吧打网游。”他分享了看到的一篇关于基层网游玩家的采访，玩家把闲暇时间交给网游，是因为没有其他事情可做。“网游就是在工人工作之外，另一个剥削工具，剥削他们仅有的时间和金钱。”

摄影/陈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