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透露国务院调查：全国新城区规划人口3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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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院士透露国务院调查：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34亿，严重失控

“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34亿，这是严重的失控。”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巡视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说。

在9月20日于贵阳举行的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年会，郭仁忠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透露，中国城市规划存在严重失控问题，国务院一项关于12个省会城市和144个地级市的调查显示，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规划4.6个新城（新区），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巡视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年会上作报告

大城不断兼并小城，全国城市数量减少

近年来，一些地方集中力量发展大城市，使得一些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并由此引发了各种城市病。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顾问周一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20世纪90年代，全国建制市有660多个，而此后由于大城市兼并周边的县级小城市，使全国城市的数量不增反减，这是因为不少地方更习惯于从小城市到中等城市再到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这样一个发展模式。

“通过兼并，资源、人才等各种优势集中于大城市，但却忽视了与周边小城市的协调发展，没有很好地辐射和带动小城市的发展，而是使得经济发展成果更多集中到大城市中。虽然城市化不一定会带来城市病，但发展大城市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很好的管理应对措施，使得城市病愈演愈烈。”周一星说。

在大力发展大城市的过程中，不少城市“摊大饼”、热衷于规划新城、新区的简单扩张，导致“空城”、“鬼城”的出现。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巡视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透露，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其中一个关于12个省会城市和144个地级市的调查显示，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规划4.6个新城（新区），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某一个西部省会城市提出建3个新区、5个新城，总面积是现有建成区面积的7.8倍。“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34亿，这是严重的失控。”郭仁忠说。

周一星认为，解决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拉大等问题，未必要强调大城市的发展，可能是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县级城市，因为它们与农民联系更密切。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他觉得要把力量放在北京以外的地方去更好一点，北京不应该再继续集聚更多的功能。

部分城市交通偏向小汽车

交通拥挤已经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正在向二、三线城市蔓延，而为了方便汽车出行，不少城市建造了环路。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分院副院长戴继锋透露，在对全国288个地级市调查中发现，有164个城市建有环路，“有些地方原本没有环路，却把几条道路连接起来成为环路，好像‘无环不成市’。环路对小汽车来说是可达性最高的一种道路形式，但这往往忽视了其他交通出行方式的需求，这也使得很多人在选择出行方式时有着难以割舍的小汽车情节。”

小汽车并没有能真正缩短出行时间，让城市中的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我很忙，我没有空”，成为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中山大学中国城市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艳玲教授认为，这不是一个私人的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急需反思的城市公共议题。

她认为，如果一个城市没有让人可以有闲暇的设施，没有人可以产生闲暇的感受，这一定不是一个美好的城市。但我们的城市缺少闲暇的空间设计，也体现在无闲暇的政策设计上，“我们都是城市中的‘无闲阶级’，不自由、不健康、也不舒适，没有家园感，也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

城市规划面临转变

“城乡规划工作面临人地关系紧张复杂的新常态，城乡规划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在9月20日举行的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年会上，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副主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十三五期间，我国城市规划将面临着如何向更加适应自然规律、如何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政府管理体制如何适应社会矛盾的变化等方面进行转变。”石楠认为，解决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最根本的是城市规划中指导思想的转变。

“过去城市发展中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压倒一切，要快上，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石楠表示，现在要考虑在什么支撑条件下能满足发展需求，注重的是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型。因为这牵涉到工作的思路、建设的方式、开发的强度、规模等，都可能进行一些大的调整。要把城市放在自然中，回归到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当中，让城市发展符合自然的规律。第二个转变是如何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而且要考虑到个体，每一个人的需求，需要个性化的关怀，这种社会学的考虑可能是接下来面临的挑战。过去是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但现在基本生活需求已经解决，最关键的基本的社会矛盾是各阶层、不同背景的社会人群之间如何更好地包容，比如市民化的问题、各地频频发生的物业纠纷等。

此外，石楠认为还需要考虑政府管理体制如何适应社会矛盾的变化，如何适应城市发展方式的变化，考虑如何让市场起到决定性的配置作用。因为现在各种规划很多，相互之间也不协调，而城市是一个系统，不能因为政府部门的诉求就把城市整个系统割裂。

他透露：“十三五期间这方面肯定要有所考虑，对规划体系进行系统的梳理，更好地从政府和市场的角度来界定整个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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