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货大王”方液仙的“国货抗战”

原标题：“国货大王”方液仙的“国货抗战”

方液仙

上海中国国货公司

周璇演唱《何日君再来》，红极一时，“三星”之名也深入人心

□雷辉志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人生能有几回醉，不欢更何待？”由周璇演唱的这首《何日君再来》风靡中国近百年，但鲜有人知的是，这首被无数人吟唱的情歌，其实最早只是一首广告歌曲，并且跟民国时期为振兴国货捐弃身家性命的“国货大王”方液仙有关。

1创办“中化社”：从年年亏损，到绝处逢生

方液仙，祖籍浙江镇海，1893年生于上海。先辈世代经商，在上海、宁波等地广开钱庄、银楼，仅钱庄就多达25家。至其父方选青一代时，因经营不善，加之外商倾轧，钱庄纷纷倒闭歇业。方液仙出生时，家中只剩下几家钱庄。

方液仙少年时曾在上海中西书院就读，后因有兴趣于化学，拜公共租界工部局化验师、德国人窦伯烈为师钻研化学。他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频遭外敌欺凌，国内工业凋落，遂萌生兴办化学工业，以实业救国的心志。他自己出资，在住所设立了化学实验室，白天听老师教授，夜间闭门潜心试验。在此基础上，他与亲友合资开办了鼎丰珐琅厂、龙华制革厂、硫酸厂及橡胶厂。这些企业，均属国人首创，只可惜资金薄弱，又因洋货充斥而销路滞塞，先后倒闭。

挫折接踵而来，但方液仙仍砥砺奋进。鉴于市场上舶来化妆品倾销，他考虑再三，决定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下简称“中化社”），试制化妆用品。其父因他接连办厂败北，不予拨款。方液仙转而向母亲求援，母亲被感动，拿出私蓄1万元给儿子垫本。1911年，“中化社”在上海圆明园路安仁里挂牌。这年，方液仙才18岁。 方液仙与工人、学徒，夜以继日奋战在车间。他亲自配料、操作，每晚中夜而眠，风雨寒暑不避，终于试制成功了牙粉、雪花膏、生发油、花露水等产品，并雇人挑着产品穿街走巷叫卖。但由于销路打不开，亏损颇多，只三四年，1万元本钱又蚀光了。

亲友均劝他停业，他却回答说：“古往今来，凡成就大业者，绝无不先作牺牲者。”之后，仍想方设法自筹资金，甚至不惜典衣当物，又苦口婆心，以民族大义说动其舅父李云书等投资。凑满5万元，他又继续生产化妆品，并附带生产皮鞋油、果子露等，还设置了发行所，雇用推销员，使情况稍有好转，但仍年年亏损。至1919年初，“中化社”又面临资金困境，方液仙不无感慨地说：“我们的产品是香的，生意却是臭的！”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给民族工商业带来了生机。同胞均以买国货为荣。各商店、摊贩纷纷向“中化社”订购国货商品，“中化社”发行所里，订货批发者纷至沓来，即使加班生产也供不应求。

“中化社”绝处逢生，方液仙深受鼓舞，立即着手研制新产品，并要求其叔父、上海钱业巨子方季扬投资。方季扬见“中化社”生意兴隆，遂投资1.6万元。方液仙于是将“中化社”改组为股份两合公司，自任总经理，由方季扬出任董事长。生产发展，利润增加后，方液仙审时度势，又建立厂房，雇请技师、工人，专门生产化妆品及牙膏。1923年，续建第二厂，专门制造味精、酱油精，与吴蕴初的天厨味精一起，把日本的“味之素”挤出了中国市场。1928年，方液仙建立第三厂，制造蚊香，附带生产淀粉等。在方液仙的苦心经营下，“中化社”面貌日新月异。1935年，资金增加到l00万元，方液仙将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会，并自任总经理。3年后，增资为200万元，遂再建第四厂，制造肥皂、甘油、薄荷油。其设备、规模在当时上海滩均属首屈一指。

为能配套生产，降低成本，形成原料加工、成品包装一条龙，方液仙又兴建了一批直接为“中化社”服务的工厂，如生产玻璃的晶明玻璃厂、生产牙膏软管的中国制管厂，以及碳酸钙厂、盐酸厂，并设立总管理处，下设六部三室九科，在天津、南京、汉口、青岛、重庆、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发行所，还向南洋各埠派出专职推销员，产品源源运销全国各地及南洋诸国。至此，“中化社”业务蒸蒸日上，成为旧中国日用化学工业规模最大的公司。

2蚊香大战：钻研技术，自产原料，站稳脚跟

20世纪初，日本的野猪牌蚊香独霸中国市场。早在1915年，方液仙业已着手制造国产蚊香，但当时日商对蚊香制造技术严格保密，只知其主要原料为除虫菊，其他一无所知。方液仙于是以学得的知识验析蚊香的配料比例，琢磨其制造方法。然后从日本购进少量除虫菊，请来了一位香烛店老师傅，反复试验，终于用手工注压出了盘型蚊香。点燃后，驱蚊效果尚可，但香体松而脆，极易断裂，运输、贮存、使用均不方便。

方液仙决心把日本机制盘型蚊香技术引进国内，便选派得力助手李耀斌东渡日本，通过“中化社”驻日专员郭永康多方活动，入野猪牌蚊香厂充当苦力工人。李耀斌不负重托，悉心揣摩钻研，终于掌握了全套技术，带着机器图样回国。方液仙拨出专款置办机器，作机制试验，终获成功。随即批量生产，并命名为“福禄寿三星牌蚊香”。从此，国产蚊香开始跻身市场。

三星牌蚊香一问世，立即受到野猪牌蚊香的倾轧。日商凭借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等优势，采取降价、送赠品等手段招徕顾客，欲把三星牌蚊香挤垮。面对强敌挑战，方液仙以“国人爱国货，请用国产三星牌蚊香”作号召，收到了良好效果。

同时他也在生意经上下工夫，方法一是优待批发，货先发而后收款。每年5月蚊子出现时，向批发商发货，待中秋节过后方才结账收款，且剩货可退。因见推销三星牌蚊香有利可图，一些小本摊贩，甚至无业者都来批发。三星牌蚊香销售网点遍及大街小巷，“国货三星牌蚊香”的招贴到处可见。方法二，是对推销员采取分级累计销售奖励制，推销1万元以上的，给3％奖励；2万元以上的给4％；3万元以上的给5％……以鼓励多销多得。方法三，退盒有奖。顾客购买三星牌蚊香后，将盒子退回，可得一份奖品，诸如手帕、毛巾、牙膏等，这既增加了消费者的实惠，又降低了生产成本，更能招揽顾客。

生产三星牌蚊香的主要原料除虫菊，初时均向日本购买。方液仙认为不应向日人进口原料，遂召回了常驻日本的采购员，改向美国进口除虫菊，以解决抵制日货与原料供应的矛盾。不料从美国运来的除虫菊里，发现有日文说明书，经问询得悉，美国也不生产除虫菊，只能购自日本后转手卖给中国。方液仙认为：日本与中国地理位置相同，彼能种植，我亦应能种植，遂在上海苏州河畔的安浪渡和虞姬墩创设种植场，聘请农学专家俞成如负责试种。试种成功后，又在浙江温州、临平，江苏南通、海门的农村推广种植。考虑到菊农缺乏资金及担心赔本，他主动借给钱款，又通过银行向他们提供免息贷款，还与他们订立契约，除虫菊价以米价折算，以不使他们因货币贬值而吃亏。为使多产多收多卖，方液仙又请来技师，去菊农处作指导。菊农因此积极性倍增，种者请求扩种，未种者要求种植，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终于使原料完全自给，不再向日本进口。

几经努力，三星牌蚊香终于站稳了脚跟，原处于垄断地位的野猪牌蚊香每况愈下，至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几乎已在中国市场上绝迹。

3广告出奇招：

电影插曲《何日君再来》竟是广告歌

方液仙除了对产品质量严格把关、推销有道，还非常重视做广告。比如规定每年从营业额中提取0.3%作为广告费，又高薪聘请资深媒体人专门为三星牌产品撰写报刊广告文稿，还特设“福禄寿”三星奖——凑齐“福禄寿”三星的幸运消费者算中头奖，可以获赠一所住房。

另外，“中化社”还专门组织“国货广告旅行团”，从上海到西安、四川，甚至到云南，每到一处，都竖立“中化”的路牌广告。

上世纪30年代初，音乐家刘雪庵创作了一首探戈舞曲。1937年2月，上海艺华影业公司受“中化社”资助拍摄故事片《三星伴月》，导演方沛霖请刘雪庵写片中插曲，刘雪庵就将5年前创作的曲子交给了导演，并由编剧贝林(笔名)填词，于是就有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何日君再来》。

这部电影讲述实业救国、开办化工厂的实业家与女歌星的相爱故事，剧中女主角的饰演者是大名鼎鼎的“金嗓子”周璇。在周璇的演绎之下，这首歌红遍上海滩，而嵌入片名中的“三星”产品名也深入人心，成为绝妙的广告。

4国货商场在“九·一八”纪念日开幕：

土特产品，顾客能点出，就能买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强占了我东北三省，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席卷全国。方液仙与上海的黄炎培、胡厥文、蔡声白、蒉延芳等素有交往，他们常聚会一堂，议论时局，探索振兴实业、救我中华的途径。为进一步打开国货厂商产品的销路，反击日本侵略，方液仙采纳“中化社”总务科长李康年的建议，决定集合部分国货工厂专售国货。他联络了胜德织造厂、中华珐琅厂、美亚织绸厂、中华第一针织厂、三友实业社、五和织造厂、华福帽厂、一心牙刷厂，连同“中化社”共9家上海较大的国货工厂，在原绮华公司旧址举办“国货临时联合商场”。

方液仙特地选择1932年“九·一八”一周年纪念日，作为国货商场的开幕日，意在唤醒民众毋忘国耻。

9厂国货商场廉价销售18种名牌国货，如绣花手帕、人造牙筷、美味观音粉（味精）、香皂、被单、袜子、卫生衫、牙刷、高等呢帽、面盆、纯丝双绉织物等等。由于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宣传及国货商品的质量能与日货抗衡，因而顾客盈门，原定廉价销售7天，根据广大消费者要求，延期一天，以酬答爱用国货同胞。为向民众表明，国货商场并非只为赚钱，而是心在国家民族利益，经方液仙提议，9厂一致同意，把营业额总数的5％提出，由顾客投票决定，捐献于某项公益事业，如慰劳前方抗日将士、创办伤兵医院、赈济难民等。

8天廉价售卖后，按原价销售，依然购者踊跃。9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虽然只开办了两个月，却给各国货工厂销售了不少国货，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一次收效巨大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上海人都知南京路有个国货商场，无不以亲临游览购货为快事。

9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的兴旺景象，使方液仙看到，国货市场前途无量，遂萌生了开设永久性国货商场的念头。经多方奔走接洽，由“中化社”、美亚织绸厂、五和织造厂、鸿新布厂、华生电器厂、中华珐琅厂等国货厂家集资10万元，租借南京路大陆商场为公司营业处。

1933年2月9日，正是元宵佳节时，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隆重开幕。总经理方液仙满面春风，向各界来宾及观礼民众致欢迎辞：提倡国货，这口号虽已喊了一二十年，然进口洋货却是年增一年，为何抵制洋货功效甚微？是因为没有结合的团体，没有销售的机关，所以国人对国货了解浅微，不识国货与洋货之分别……他的讲话，引得全场掌声雷动。剪彩过后，人流蜂拥而入，国货柜前参观购货者熙熙攘攘。

方液仙在上海各大报连续刊登中国国货公司开业公告，以“国人应用国货”相号召，并将营业宗旨8条公之于众。

为使中国国货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国货总库”，方液仙打出了“推广中国国货，运销各地土产”的响亮旗号，派出精干的采购队伍，奔赴全国各省区，选购当地的土特产品。公司商场中，陈列有各国货厂家的名优产品及各地特产，可谓琳琅满目，荟萃精华。当时流行的名牌商品、著名土特产品，只要顾客能点出的，就能买到。

方液仙特别强调营业员的服务质量，规定营业员上柜时，一律佩戴印有编号的公司徽章，以便接受顾客监督；对顾客笑脸相迎，有问必答，即使生意不成，也应点头微笑目送；必须熟悉各种商品的产地、特性乃至食用、使用方法，以便随时备问。公司还开设了方便顾客的服务项目，如邮售代寄、送货上门、发行礼券、代送婚嫁礼品且免收车费……

由于中国国货公司商品繁多、服务优质，又采取廉价销售、薄利多销等方针，使供需双方各得益处，且人心向往爱国，无不视购买国货为爱国行动，故而货如轮转，产销两旺。

为了向外地扩展国货业务，方液仙联络吴鼎昌、蔡声白、吴蕴初、王志莘等工商界知名人士，于1937年5月在上海创办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向各省区推销各国货厂家产品，先后在南京、郑州、西安、青岛、镇江、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桂林、汉口、成都等大中城市设立了中国国货公司。这不仅为弱小的民族工业厂商提供了销路，还推动了全国各地抵制洋货、振兴国货运动的发展。由于方液仙在国货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他被社会各界誉为“国货大王”。

5严词拒绝“合作”，惨遭日伪杀害

方液仙致力于提倡国货、实业救国的同时，还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被推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委员，参与组织领导募集救国捐、慰劳十九路军将士、救护伤兵、调剂金融、维持商业。鉴于前方将士受伤者甚多，医院难以容纳，方液仙遂在厂里腾出房间，开办伤兵医院。“八·一三”事变发生，日军再度进攻上海时，方液仙在胶州路的申园再度开办伤兵医院，并聘请著名外科医生主持救治伤员。

上海沦陷后，“中化社”及中国国货公司的日益壮大，成为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一大障碍，于是日方软硬兼施，对方液仙频频施压。

日本人知道方液仙在工商界深孚众望，以“合作”为幌子，多次提出与“中化社”联合经营，并许以重金，欲租借“中化社”的机器设备。方液仙不为利诱，一次又一次托故拒绝。日本人不肯罢休，又以没收工厂相威胁，方液仙严词指责。

汪伪傀儡政权粉墨登场时，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遵照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的指令，往访方液仙，以同乡之谊，邀方液仙出任伪实业部长。方当即拒绝说：“只会开厂做生意，对于做官，既不愿也不会，更当不来大官。”傅筱庵威吓他说：“日本人非常了解方先生，知道方先生一向关心政治，先前曾两次办过伤兵医院，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方先生如此固执己见，难保不无后患。”方液仙神态严肃地说：“我虽然是搞实业的，但也知道‘国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对于抗日救国，大的贡献说不上，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是最起码的。”他反过来劝导傅筱庵：“傅先生原本也是搞实业的，何必涉足政界，与日本人同流合污，劝傅先生还是晚节自重为好，以免落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傅筱庵讨了一场没趣而退。

其后，方液仙不断收到警告信、恐吓电话。他抱定宗旨，利诱不为动，威逼不就范；宁为玉折兰摧，不为瓦砾长存，为民族大业死而无怨。

1940年夏，孤岛上海的恐怖气氛日甚一日，宪兵四出，警车呼啸，日伪昼夜搜捕爱国人士，众多的爱国志士遭绑架暗杀。为防敌人陷害，方液仙听从了亲友的劝告，深居简出。7月25日，他因多日未曾外出，耳目闭塞，执意要到“中化社”的几个厂去看看。他于10时50分许乘自备汽车离家。车从大门缓缓驶出，至马路刚要转弯时，突然有4名大汉，拔出手枪近前，喝令司机停车。随车保镖陈浦生见势不妙，拔枪打了一枪，4人一齐发射，轮胎穿破，陈浦生身受重伤死去。方液仙急忙侧身躺在座位上，幸未中弹。4名大汉拉开车门，将他拖出后，推上停在路边的黑色汽车，向越界筑路方向疾驶而去。方液仙大呼“绑票”，用力挣扎。一名大汉用枪抵在他背后，不许他乱喊，不料手枪走火，方液仙背部受伤，血流不止。

绑架方液仙的主谋，是汪伪在上海的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及警卫总队队长吴四宝，两人因方液仙不与汪伪合作，又因为垂涎其家财，遂派特工顾宝林等4人逮捕方液仙。

方液仙先被绑架至警卫总队第二行动大队队部，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偷偷转移至特工总部。吴四宝见肥肉到手，大喜过望，立即进行审讯，要方液仙疾速写信回家，称自己与重庆方面有联系、反对汪精卫而被捕，让家属前来商谈了结。所谓让家属来商谈了结，实际上是出钱赎票。方液仙生性倔强，对吴四宝的要挟断然拒绝，大骂吴四宝无耻之尤。吴四宝恼羞成怒，加之要钱心切，竟然以皮鞭猛抽，并浇灌冷水。方液仙几度昏迷，奄奄一息，然仍拒不写信。

方家自方液仙被绑架后，四处寻找，均无音讯。吴四宝的妻子余爱珍有个姘夫，名李祖莱，在特工总部专门负责拉拢金融界人士，他从余爱珍那儿听到方液仙被绑架特工总部的消息后，因与方家既是同乡，又是亲戚，便将此事透露给了方家。方家央求他代为疏通，将方液仙放还。不料因受伤后只作了草草包扎，流血过多，又遭吴四宝毒打，三日后，这位以毕生精力贡献于振兴国货的实业家方液仙竟因伤重去世，时年仅47岁。

李士群、吴四宝见方液仙已死，考虑到传出去影响太大，便干脆不认账。他们要李祖莱通知方家，方液仙被绑架与他们无关；至于方液仙的尸体，经由他们帮忙打探，已知放在某殡仪馆，家属可前往领取，但须交10万元疏通费。方家无奈之下，忍痛拿出10万元，这才将方液仙的遗体领回安葬。

雷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