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战争不容乐观

许多人曾经错判阿富汗战争，认为它比伊拉克容易解决。实际上，伊拉克的最大危机是在2005~2007年间，因强权消失后的真空而突发一年多的民众宗教派仗，导致国际恐怖组织趁乱而入。尼苏尔事件就发生在这一阶段。最后，民众厌倦混战，憎恶恐怖组织谋害平民，国内两派主动联合，配合联军联防，积极加入被称为“伊拉克之子”的军警队伍，接管治安。国际恐怖组织失去支持，向阿富汗转移。2009年，伊拉克军警基本可以自己维护治安，联军退为后备。而阿富汗的塔利班是兼营恐怖战争、有相当实力和一定民众支持的武装，有山区和巴基斯坦可以回旋，使基地这样的国际恐怖组织可以长期安然隐藏。

早在一年前，伊拉克局势得到控制，国际恐怖分子大多转向阿富汗，那里的恐怖袭击就暴增40%。我遇到过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是刚从阿富汗撤到巴格达的英国军事记者，她说阿富汗的紧张程度远远超过巴格达。此后一年来，情况在恶化，根据联合国阿富汗事务部(UNAMA)发布的报告，2009年阿富汗平民死亡人数为2412人，较2008年高29.8%，是2001年秋季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2／3平民死于塔利班攻击，1／4以上由阿富汗政府军或驻守阿富汗的外国部队误杀。发生在尼苏尔的事件在阿富汗也常常发生，在伊拉克也远非仅此一桩，这一次之所以引起特别轰动，只是因为它发生在首都市中心。

当奥巴马还在试图说服国际社会接受抽象的“正义战争”概念的时候，尼苏尔事件的伊拉克民众反应，实实在在告诉大家，必须正视反恐战争的复杂以及战地民众的必然反弹。再退一步看，即便在法理上厘清，作出规范，战地民众仍然可能不接受现实。

尼苏尔事件中平民遭误杀，其根源是恐怖分子通过一系列兵民不分的袭击，使得草木皆兵的士兵非常容易出现战时误判。但是，任何人都休想让受害者及其家属、民众，绕过这个拐弯的逻辑，接受“罪责不在直接肇事者”的解释；任何人也都休想让反恐战地的民众接受奥巴马演讲中提到的反恐“战争是自我防御”的“正义战争标准”。因为反恐战争的“自我防御”不是直观上的防御，而是“以攻为防”，在战地民众眼中当然是“侵略”。塔利班很容易以此煽动民众，招募新人。

虽然从长远看，消除恐怖战争，能给所有国家的人民带来安全与和平，可是在漫长反恐过程中，在饱受战争威胁的阿富汗民众眼中，这仍然是“你们的”单边行为。所以，反恐部队即便有天大理由，也都非常容易形成与战地民众的对立。

尼苏尔事件的普适性

记得两年前去印度，我第一次在公共场所，火车上、博物馆和旅馆大堂，如此普遍地看到荷枪实弹的士兵(虽然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破枪)，感到非常惊讶。一年后，我从伊拉克回来，在美国机场看到荷枪警卫，突然意识到，这将是很多地区的常态。就连一些总体平静的国家也会有某些紧张地区，因为有过恐怖袭击和暴力冲突，使防范性的重兵警戒成为长期无法改变的状态。尼苏尔事件可能出现在任何紧张地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紧张中的一个强化因素是异族对立。我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看到，那里虽然长期有重兵防范恐怖袭击，但因是本民族部队，民众就没有“生活在枪口下”的抵触。一旦进入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混居区域，民众马上出现对异族武装人员的不信任和压迫感，更不要说冲突中的异族武装、异国军人。一些普通的反恐措施都严重影响了民众生活，例如宵禁、增设大量检查站导致交通堵塞，例如巡逻车为防止炸弹遥控器安装的信号阻断器，会导致巡经地段30米内的手机突然失灵，等等，都会引发民怨四起，更不要说误伤误杀了。

在一片反战声中，我曾经试图说明反恐战争逻辑上的必然。在今天国际社会对奥巴马的正义战争演讲鼓掌的时候，我更想强调这只是无奈的单边战争，是战地民众很容易反弹的特殊战争，尼苏尔事件是一个象征。反恐战争非常吊诡，很容易推出对立和仇恨来，而仇恨又是恐怖袭击的新来源。我们仅从战争大局层面切入，可以看到，常规战争的误伤可能被平民无奈接受，可能并不影响战局结果；而反恐战争的平民误伤，会被敌方利用为有效动员手段，动员起来的每一个恐怖战斗员的能量都不可忽略。“9·11”作为一场成功的恐怖袭击，只有19个战斗员。

之所以想把尼苏尔事件从伊拉克战争的争议中剥离出来，就是因为它具有极广的普适性。一些恶性循环的规律和危险性，不仅出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反恐战争中，也一样出现在宗教、文化、民族的暴力冲突中。

在“9·11”事件发生时，许多自以为能够置身事外的地区，此后都逐渐发现自己以不同原因和形式，置身于相似的泥淖之中。所以，国际社会抛弃偏见、切入具体问题，是迟早要做的事情。越晚，支付的代价越惨重。

尼苏尔事件在逼迫大家直面难题。（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