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和战争不一样

2009年最后一个震惊国际社会的新闻，是圣诞节由也门基地组织训练的尼日利亚青年爆破客机未遂。奥巴马被迫回应前副总统切尼和一些共和党人士称他“不明白反恐是一场战争”的指责，再次明确表态自己深知这是在“作战”。有小布什例子在先，他的后任或许本能地不愿因为现实世界的无奈，逆民众舆论潮流而承担恶名。

小布什从现实操作进入，一开始就触及反恐战争特点。他作出了一些定义和应对:例如，“9·11”是战争行为；本·拉登及其恐怖组织成员是战争敌方，而非应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捉拿的罪犯；庇护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被定义为战争敌方的盟军；受到恐怖战争入侵的国家，有权以战争还击打入敌方及其盟军的本土(这是阿富汗战争的依据)；在交战中被捕获的恐怖分子，不定义为战俘和罪犯，而是“敌方战斗人员”，羁押地点不是常规监狱系统和战俘营，而是特别监狱(这是关塔那摩的来历)；建立特别军事法庭审理，等等。这些“布什式改变”大多是针对具体问题作出的无奈应对，事实上，面对没有先例的战争形式，亟须国际社会提出一整套类似《日内瓦公约》的规范。

在没有规范的情况下，小布什被迫进行的匆忙应对很可能有错，兵者，凶器也，它本身没有完美答案。关键是，对这种错误的批评必须在同一现实层面进行，应该确定威胁，并使提出的新应对措施能有效消解威胁，而不是跳过现实威胁，对有缺陷的应对方式作抽象的道德评判。例如，奥巴马在斯德哥尔摩获奖感言时称:“这就是我重申美国坚决遵守《日内瓦公约》的原因。我们为保卫自己的理想而战，如果我们放弃这些理想，我们就会自取其咎。”发言引来一片掌声，但这段话里有一个明显的逻辑上的偷梁换柱，它谈论的是反恐战争的“战俘”处理，但恐怖战斗员根本不是《日内瓦公约》的涵盖对象，就连我们习惯上正面描述的反侵略战争的地下武装抵抗组织成员，都不是《日内瓦公约》的保护对象。《日内瓦公约》只面对常规战争。这个设置并非疏漏，而是对非常规战争的拒斥，是避免常规战争变异、避免平民更大伤亡的一个精心设计。100年前，这已经是一个有关战争议题的常识。

辨不出敌人的战争

恐怖战争是游击战的一个恶性变种，必须先承认它在《日内瓦公约》之外，才可能制定一个合适的新规范。例如，在常规战争中，根据“公约”，战俘是不审判的，应该尽早遣返。这显然不适合反恐战争的以下现实:被洗脑的个人会成为可反复使用的超级杀人机器，被遣返的第二天，就可能带着大杀伤力的炸弹卷土重来。涉及成千人生命的袭击，往往只系于一个“恐怖战俘”掌控的情报。这次圣诞节发生的未遂炸机案的也门主谋，就是关塔那摩的遣返囚徒，根据最近情报追踪，将近20%的关塔那摩遣返人员重返恐怖战斗岗位。

回到尼苏尔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反恐战争中士兵与民众的双重困扰。案件虽然发生在黑水公司的保镖身上，但它可能同样发生在反恐军队，发生在任何反恐战区。事实上，同类事件已经发生过很多起。奥巴马在获奖感言中说:“‘正义战争''概念符合几个具体条件时，战争是正义的:如果战争是最后手段或是为自我防御；如果武力程度适当；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不对平民使用暴力。”问题是，以《日内瓦公约》的限定条件来衡量，恐怖战斗员全部是平民，反恐军队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根本无法把他们从和平居民中区别出来。

在常规战争中，士兵的敌方是士兵，只要遇到穿敌方制服的士兵，你有权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立即开枪射杀而不受法律制裁。这是士兵的战争豁免权。但是士兵无权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对平民开枪，否则就会犯战争罪。

尼苏尔难题是:在反恐战争中，士兵面前只有平民，恐怖袭击者在拉响匿藏炸弹那一刻才“表明身份”。军队攻击的敌方据点绝大部分是民房，恐怖袭击不惜为达到政治目标大规模屠杀平民，甚至包括自己一方平民。在巴格达，许多炸弹都是两三重爆炸，也就是恐怖分子在等待救护人员到达时引发的第二、第三颗炸弹，以造成更大伤亡，阻吓未来的人道救援。

在这种战争环境下，黑水保镖的反应是反恐战争中的士兵正常反应。假如以常规战争标准，要求士兵在受到平民攻击之后再反击，显然是对反恐士兵的生命不负责任。尼苏尔事件后被起诉的保镖，全部是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其中3名是前海军陆战队员，针对他们个人历史的调查显示，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曾经是不负责任的军人。事件发生时是巴格达最危险的阶段，每月恐怖袭击超过400次，假如尼苏尔事件确为误判误杀，他们的反应只是长期处于恐怖袭击中，以及在财政部汽车炸弹袭击刺激下，遇到违规行车时的本能反应。

士兵是被公众指定，去一个大家不愿去的地方，为公众安全，去做我们都不愿做的事情。因此，对士兵的行为规范、豁免权，应该有非常清楚的法律界限，否则是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双重不公正。但现实是:人们还在以常规战争应对恐怖战争，以常规军队应对恐怖战斗员。士兵们没有可在实战中遵循的国际新规则。这种无规则作战，是把常规军人和民众都置于极度危险之中。要知道，仅在阿富汗一个战区，就牵涉43个参战国家的军人。

无规则的困扰

尼苏尔起诉也传达了规则缺失带来的各方概念混乱。在反恐战争中，假设确实是因为对汽车炸弹误判而射杀了平民，这究竟是不是刑事犯罪，并没有一个国际共识。按照伊拉克政府的理解，黑水保镖应被按谋杀罪或恐怖袭击罪起诉。在美国的起诉过程同样表现出巨大困惑，联邦司法部本来以过失杀人罪起诉了6名被告，但在起诉被撤销时，被告只剩5名，因为其中一名被告确认自己的误射造成一名平民死亡，他自认有罪，并在此前与检方达成协议，认罪，交出另一名误射者姓名以免于刑事处罚。结果，当法官对全部被告撤销指控时，这名“认罪”被告是否包括在内，就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相反，在起诉撤销后，一名律师对媒体说，他们本来都是参战英雄，起诉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显然这名律师依据的标准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在此案的刑事、民事预审过程中，遇难者家属从巴格达前来作证，他们从常规战争的规则要求，或从刑事罪角度切入，当然认为这起事件是证据确凿的“尼苏尔广场大屠杀”。刑事诉讼撤销消息传来，伊拉克政府和民众，尤其是巴格达人，包括死难者家属，他们的愤怒再合理不过。

是否应该以常规战争规范来要求反恐士兵，至今没有一个国际说法，而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2008年7月21日，黑水公司宣布，他们将逐步从保镖业务中撤出，公司创建人普林斯对记者说:“我们的经验对任何其他试图涉足这个行业的公司都是一个挫败，因为整个公司都要为此承担风险。”

只是，面对如此概念不清的战争，私人保镖可以撤出，军人无法随意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