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邀请了很多日本政界人士在奥运会期间访华，其中还包括以反华“著名”的石原慎太郎。

马挺:奥运应该排除政治。这正是一个范例。至于石原本人，我不予评价。只是看到，以前张口闭口“支那人”的他，最近，在记者问到有关问题时，却含混支吾:我在两边（中国的大陆与台湾）都有友人……云云。

刘军红

:因为东京也在申办奥运会，作为东京都知事要了解和参与北京奥运会，非常正常。至于他自己有什么政治主张，和奥运本身没太大关系。

国分良成

:如果在国际关系中仅仅凭意识形态或什么主义行事，那么必定要碰壁。不管是什么意识形态还是什么主义，必须以差异的存在为前提，维持起码的交流。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体制、思想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之处。我们不必试图通过交流来改变对方，但是通过交流来增进理解，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交往是可能的。也就是说，重要的是如何互相尊重对方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开展现实主义交流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很现实地邀请各国的重要人士，而各国的重要人物也不管所持的立场如何而前来参加中国首次举办的奥运会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现象。

请允许回到历史问题上。您认为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可以预测一个彻底解决的方式与时间表？

国分良成

:我认为日中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环顾世界，没有一个地区能够干干净净地解决历史问题。但是互相承认并理解差异的基础上，拉近距离是完全可能的。目前日中两国的有识之士正在实行历史共同研究。预计年内会公布部分研究成果。我对那些在两国国民的注视中，从事艰难的研究活动的双方委员致敬，对他们的勇气与决心表示赞赏。不过话又说回来，历史不应该是各个国家代表讨价还价后达成的结果，它本应是在严肃的学术气氛之下进行的学术研究的对象。今后，应该多开展民间学者为中心的历史共同研究活动，在不设时间表的前提下，明确更多的历史事实，力求达到更多的共同认识。关于历史认识问题，我认为重要的是日本不应忘却，同时中国也不该过分强调。

刘军红

:历史问题是一个认识问题。现在双方并没有回避，而是在积极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尽管历史原本是不需要重新认识的，但是既然双方有认识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影响到两国关系和民族感情，那么后代就需要对它有一个尽可能客观的认识，有一个正义的认识。不管是什么时代，中日关系怎么发展，正义的历史观都是中日关系顺畅和健康发展的前提。

马挺:首先，必须明确，历史、历史认识、历史教育是分属不同范畴和层次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之所以产生并存在至今，就是因为混淆了上述三者的界限。而所谓“共同历史研究”，还是这一混乱的延长。要想由此产生什么有建设性的结果，那是天方夜谭。所以，“中日历史认识问题”无所谓解决到什么程度，也不可能设想一个时间表。

作为长期居留日本的中国人，我只想说，从整体来讲，日本人“对历史的反省”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一般中国人的相像。比如:遇到大型自然灾害，日本自卫队没有地方行政首长（如县知事）的要求，即使有最高司令官的首相的命令，也不能走出营门一步去救灾。原因是防止历史上日本军队曾发动军事政变，导致军部统治，走向军国主义的历史重演。据说，这一规定直到1995年阪神大震灾后才有所缓和。

您个人对中日关系今后的发展是否持乐观态度？能谈谈理由吗？

刘军红

:是的。我觉得世界在变，地区在变，中日双方也都在变。在这个过程中，战略互惠、政治互信、政策协调，有利于双方维护共同利益。顺畅的两国关系，是保证双方稳定发展的共同前提，这是大家基本上已经有的共识。有了共识，才能很好地协调发展中的矛盾，对中日关系就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