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鼎盛：苏俄对华外交一贯作风

秘密档案披露苏俄对华一贯心狠手辣，所以毛泽东调整国际战略，决策联美抗俄。

凤凰资讯 > 港澳台 > 港澳新闻 > 正文

香港法治：穷人富人都有信心

2007年06月28日 16:34新世纪周刊投票数：顶一下【大中小】

-特约记者／李子昊发自香港

来自陕西的小珂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修读了一年多的法律深造文凭课程后，便进入了一家将亚太总部设在香港的全球性美资律师行，以学徒身分实习一年，准备返回北京，加入当地的法律事务所工作。

小珂在香港时间只有两年多，但是她非常珍惜这段期间的经验。她说，除了学习到香港司法制度下的法治运作外，更体会到所谓的法治精神最重要的是深入民心。

小珂说起对香港法治精神的印象时，先谈的不是制度安排，而是生活体验。“每次当我过了罗湖桥、踏上香港土地，就自然不会随地抛垃圾、不乱过马路，走在路上，总会依照道路规则，更不要说随地吐痰了……”

她说：“守法，是香港社会的最高道德观。”

小珂的话，正道出香港不变的核心价值。回顾多年来，香港经济一度低迷，直到四年前在内地发展的带动下，才开始扭转经济形势。香港持续繁荣，自不能离开内地因素；然而，当内地经济不断飙升，香港怎能继续为香港？香港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就是法治。

香港的法治，受到各方珍惜，除了像小珂这类大陆到香港接受司法训练的学生人数不断上升之外，香港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所独设的法律深造文凭课程，每期都有大陆法官到港观摩，显示大陆司法界也极珍惜香港的司法制度。回归后，香港特区沿用袭自英国的普通法制，与大陆不同。这项香港回归后的最大资产，如何善用还待细斟。

2007年6月中旬，坐镇香港司法界的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借着回归十周年纪念日在即，首次面对香港媒体，公开详谈对香港法治回归十年的观感。他铿锵有力地说：“法治和司法独立，是香港社会的基石，也是香港的优势，回归以来没有倒退，充分保障了市民的自由和权利。”

他还说，香港法治精神没有改变，连各级法院法官沿袭的假发长袍的制服，也完全保留，唯一改变的，只有终审法院的法官无须再戴上假发。

李国能这次破天荒面对传媒，明显是要趁十周年回归纪念大日子之际，摆出高姿态，捍卫香港的法治，并细心解释经过回归十年的推移，香港沿用的法律制度已出现一些改变，然而法治精神未变。

针对“一国两制”主权与特区沿用普通法制度之间的磨合，他强调，公众必须明白，两地法律制度不同，对解释基本法持有不同观点，这都是事实，但是人大释法是现行的法律制度、宪政安排的一部分，对此，香港人与法律界就必须接受。

回归以来，利用司法复核入禀法院，解决种种涉及自身权益问题的个案持续增加，有法律专家质疑，这种个案多数是针对行政机关的政策，影响到特区“行政主导”体制。

李国能则认为，司法复核案件持续增加，是健康的现象，是法治的体现。他认为，随着社会渐趋复杂，司法复核增加无可避免，这也不是香港独有的现象，他说：“这反映无论有钱和无钱、有权和无权、有势和无势，都对香港法治和法院抱信心。”

一如大陆到港的学者潘惠如说，香港今天的成功，离不开独立完善的司法制度，经过十年，“一国两制”下的特区法治，已经过摸索阶段而更为完备。显然，香港和内地之间即使在法律制度及精神上存在不少灰色地带，隐含着潜在不同，然而不论内地还是香港，对此地法治，始终是珍之重之。

重庆大厦：香港最诡异之地？

rabin和姐姐Chandra到港打工九年，一直住在尖沙嘴重庆大厦。对于这位来自尼泊尔的年轻人来说，来到香港，每天顶着日晒雨淋在建筑楼盘工作，就是为了平均每月5000多港元的收入，在香港只能算是最低收入阶层。

不过幸好，这幢位于香港市中心弥敦道头的大厦里，聚居着500多名尼泊尔同乡。所以，对于Prabin来说，重庆大厦俨如在港的家乡，可以天天叙旧、吃家乡菜，过得还算开心。

香港，作为全球闻名的亚洲金融中心，寸金尺土，房价持续飙涨，租金也是称冠全球，重庆大厦这幢位于尖沙嘴弥敦道黄金地段的46年建筑，四周也是商厦林立。西装笔挺的写字楼一族，每天在大楼前熙来攘往，但重庆大厦却意外发展成大量第三世界外籍劳工和旅客聚居地。

如果说，弥敦道是香港最精美的身段，那么，重庆大厦却是其中一个不好看的疮疤。也许是因其所在部位实在太特殊，竟也邀请了无数好奇的目光。

小人物们的“流动小区”

由于重庆大厦穿梭着黝黑皮肤的人潮，晚上更盘踞着语言、风俗都与港人格格不入的外来族群，加上由影帝影后梁朝伟和王菲主演的电影《重庆森林》深入民心，很多港人眼中，这里早已被抹上神秘感，走过此地，往往会“闪过”、“避过”，使之俨然成为香港黄金地段的小租界。

香港旅游界人士喜欢将这座建筑物比喻成“香港少数族裔的九龙城寨”。而在港人一片迷雾中，《时代》杂志却给重庆大厦加封上这个美名。《时代》说，重庆大厦是最能反映多元文化特色的地方，住客有住屋及商业往来的交易，像二手电话、衣履买卖，每天可达到一万人次。大厦内也有部分南亚地区人士，以过期居留身分逗留，在大厦内当餐厅工人或贩卖手表、手袋，务求以最快速度赚取金钱。

Prabin说，重庆大厦的人流不绝，而且来自五湖四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商环境。他说，这里的多元特质，聚集了各处到港经商的网络，不经不觉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流动小区”。

高级写字楼的沦落

重庆大厦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兴建后，曾是一座高级写字楼大厦，有过它的辉煌日子。最特别的是祖籍四川、60年前落魄到香港的新儒家大师唐君毅，当年就曾认购一个“E2”(与他的小名“毅儿”谐音)单位，原意是希望曾久居重庆的母亲入住，以慰母亲思乡之情。

随着时间流逝，四周新大厦林立，大厦名气逐渐衰坠，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重庆大厦里的白皮肤男女，逐渐多了起来，他们多半来自东欧及巴尔干半岛国家。这时候，午夜的重庆大厦多了些“特种行业”男女，随之而来的现象是非法居留、黑市劳工、兜售各式伪劣产品乃至毒品大麻等。很多大厦业主把单位出租为廉价旅馆，租客包括从第三世界如尼泊尔、印度及非洲等地方的旅客。

廉价旅馆又引来非法入境、色情业、吸毒、卫生、安全等问题，以致位于尖沙嘴中心的重庆大厦，市价一直维持在低水平。

我行我素的“恶之花”？

看着重庆大厦竟成为香港弥敦道这繁华黄金地段的不良地标，声誉受损，业主们其实也一直苦思良策，企图“洗底”，扭转大楼名声，但苦于业权过度分散，又没有能够整合业主的力量，于是重庆大厦多年来一直是我行我素、原地踏步的是非之地。

1993年，大厦发生供电房爆炸事件，大厦停水停电十个昼夜，一度唤醒了不少业主同心协力改善大厦的环境。然而一直到1999年，业主立案法团才终于有所行动，集资成立1300多万港元的维修基金，展开第一个五年改善计划。

重庆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在2004年5月底，曾举行拜神及舞狮仪式，庆祝第一个五年改善计划竣工，法团当时还高调邀请媒体采访“翻新”工程，一度初见成效，大厦环境大为改善，商铺生意明显兴旺，三百至四百港币每的单位售价上升超过三成,约为100万至120万元。

这价钱与同地段大厦价位相比，仍是“超低”，不过对于长期蒙受损失的业主来说，也寻回了久未泛起的希望。

可惜这希望只维持不多久。从近两年情况看，这里声名如旧，大厦犯案率仍令人心怵，对于很多港人来说，那股神秘、不安的气氛，仍笼罩着重庆大厦。

不止如此，由于物权分散，更引来莫名奇妙的争议。2005年，一个称为“重庆大厦居民协会”的组织高调成立，自称会成为业主立案法团与租客间的桥梁，以改善卫生环境与治安情况，甫成立便招收了约200名会员。然而就在成立当天，业主立案法团副管业经理高家乐联同高级保安主任闯进会场，当众质疑该会合法性。保安主任声称：我认得这里每一名住客，但我就从来没有见过自称为所谓主席的龙纬汶！谁是谁非，一时还难澄清。

都市丛林的探险地带

香港回归十周年，弥敦地段更畅旺繁荣，重庆大厦依然被港人称之为“香港少数民族的九龙城寨”。就是这两年，许多欧美自助旅客一下飞机，就会捧着英语世界极负盛名的旅游志《Lonely Planet》直奔重庆大厦，日本背包客更把重庆大厦探秘作为香港旅游中以炫耀的经历。重庆大厦中出没着形形色色意图不明、表情暖昧的人，各色招揽生意的人和牌匾在毫无预期的秩序下混成一团……而一般香港市民唯一感兴趣的，是这里的地道咖喱美食。

网上经常环绕着这里的咖喱美食，出现有趣的对话：

“地(他们)带左我去重庆大厦食咖喱,补祝我廿一岁生日,好开心呀!”

“我都想去,但睇(看)到D黑人,我好怕被人打劫呀!”

“我近日都慕名去过重庆大厦入边(里面)一间印度餐厅食咖喱，经过一些路和楼梯，转了几个弯，已有点害怕迷路了。”

对于很多港人和国际旅客一样，到这里抱着的是种猎奇心态。重庆大厦，已成为香港极特殊的地段，也象征着香港回归后更趋国际化的一个特殊指标。

附：重庆大厦

香港九龙尖沙咀的一座楼宇，位于弥敦道36—44号，于1961年落成，共17层、共770个单元。虽然理论上为住宅大厦，事实上却变成了混合型大厦，拥有很多廉价宾馆、商店、食肆、外汇兑换店及其他服务行业。

大厦内约4000住客中，以上海人、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南亚裔人士以及非洲黑人最多。据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家GordonMathews在该大厦进行一年的实地调查，发现这里居住者的不同国籍，竟达120个，独步亚洲。

这幢曾被王家卫拍成电影，形容为“重庆森林”的大楼，2007年5月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亚洲最能反映全球化的地方”，成为香港国际化另类地标。

九龙寨城

位於九龙城北边的九龙寨城公园，是清政府在九龙建立的军事基地。后来，因英国租借新界、清政府的管辖权、日军占领等历史因素，使九龙寨城变成无人管辖的地方。无人管辖的九龙寨城，充斥了罪恶、人口、环境卫生等多种问题。直到1984至1987年，随著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香港政府正式宣布清拆九龙寨城并兴建公园。1995年，九龙寨城公园正式开放。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专题导读

香港。660万人。祖国人口的万分之五。

香港。1070平方公里。祖国疆土的万分之一。

1843年6月26日,港英政府成立,她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

1941年12月25日,她沦于日本侵略军之手;

1945年9月16日,她重新成为英国殖民地;

1997年7月1日,她回归祖国。

香港是不寻常的——她承担了太多历史的悲情、国族的痛楚。她是一道无法回避的大国失败的创伤印记,揉着我们记忆中的苦味;她又有一个难以忽略的、妖娆丰美的芬芳身体,风情万种地诱惑着曾经苦难的祖国。

足足30年,她微小的“变”,皆足以兆示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风向。

整整10年,她一以贯之的“不变”,悄然考验着整个国家的政治智慧和复兴雄心。

然而,香港终究归于寻常。

我们也更乐意于去发现一个平常的香港。

每一次喜怒哀乐的香港。每一种酱醋茶盐的香港。每一个普通香港人的香港。

和祖国每个城市一样,她有着青春与衰老的痕迹,自信与遗恨的纠缠。她的命运,有时是十亿人的共业,有时,只是某一个人的或轻盈或蹒跚的命运。

一个寻常的香港,是从厚重的历史中走出,不卑不亢的香港;是与祖国大陆心心相映、相互守护的香港;是每个平凡个体都享有自由、尊严、法治的香港。

让这样的寻常香港,寄放着更多寻常中国人的更多幸福。

[1] [2] [3] [4] [5] [6] [下一页]

——梁文道的香港回归十年冷思考

-特派记者／杨一

光是“马照跑、舞照跳”够不够？

大多数人崇拜的都是富商李嘉诚，这样的社会心理是否健康？

老社区在逐渐被商业楼宇和超市所瓦解，是不是很可惜？

一个日趋贫富悬殊的社会，是不是应该反省其发展的路径？

2007年6月22日,香港牛棚书院,香江著名的“知道分子”梁文道畅话香港的历史、香港的市民、香港的希望。

底层疾苦应受关注

杨一：香港回归十年了，我们想探索些人们甚少关注与提及的议题。在没有开放“自由行”之前，多数大陆民众没有去过香港，想象中的香港，是高楼大厦、衣香鬓影、灯红酒绿、一片繁华。然而，来到香港自由观光后，在各处街头巷尾细细探访，会发现在流光溢彩的香港背后，其实还存在着一个非常庞大的底层社会，民众生活的艰辛与紧张程度，甚至并不低于内地。你认为，为什么大量媒介中，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呢？

梁文道：香港的底层社会，最近十几年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扭曲和掩盖。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那种最极端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很多国际机构每年自由经济体排名中，都排第一。诸多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激赏香港。为什么这样？就是香港向来奉行这样一种原则，号称“小政府大市场”。就是说政府不管那么多事，大部分事由市场决定。这样管治下就出现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处境、生活轨迹，都是个人责任。这种想法有一个假设，就是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原子化个体。过去那么多年，香港都相信这一套，这套大白话就是过去我们常常听说的：“香港遍地都是黄金，”只要努力就能发财。香港当年最流行的就是捧一些白手起家的神话人物，比如李嘉诚。香港人为什么崇拜李嘉诚呢？是因为香港人觉得李嘉诚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只不过是他有运气抓到了机会，但更重要的是他努力、有眼光。然而，正是在这种富商崇拜的意识形态底下，香港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现象，即贫富差距加大。

杨一：香港现在有种说法，即“边缘劳工”。他们应当是贫富悬殊社会的产物吧，现在他们的生存景况有什么特点？

梁文道：边缘劳工在香港指的是这样的一群人：有工作，但薪水非常低，仅比香港的综合援助金高一些，甚至差不多。那么综合援助金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社会保险金，一个月大概是三千多块，以内地角度来讲，实在就好得不得了，但在香港来讲就是吃饭都不够的。那么像这种劳工为什么会领到那么低的薪水呢？其实就是在全球化竞争下，这批工人被认为是负担，公司拼命压价，竟相裁撤员工。而且全球化另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公司比如麦当劳聘请弹性劳工，雇主对这些劳工没有相应责任，保险金、退休金、离职费等等都没有,等于是兼职打零工，薪水也是很低的。边缘劳工还包括香港的菲佣、泰佣、印佣，也包括性工作者，还有清洁工。香港在回归以前，就有十几二十万这样的劳工。

在香港搭公交时，你会发现不少人宁可多等20分钟，也要坐没有冷气的巴士，只为省下五毛钱。仅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到穷人也不少。

杨一：今天香港的基尼指数，也就是衡量贫富差距的系数，已经超过美国和新加坡。你认为，这一趋势有可能刹住吗？

梁文道：这个趋势我觉得还会更严重。因为，第一，现在香港的教育改革也有歧视穷人的倾向，为什么？因为过去填鸭式的教育大家都说不好，可起码是公平。现在，光成绩好没用，还要看特长、修养、口头表达啊，这都不是穷苦家庭的孩子拥有的能力，这批人升学出现了问题。结果贫穷变得像遗传一样，跨代传下去。

第二，香港现在一直想往金融中心方向发展，一个城市如果金融业特别旺盛，一定是贫富差距很大。因为金融业挣钱特别多，比如说做投行的，一年可以拿一千多万港币。由于高收入人群的增加，会使得整个城市生活成本也增加。他们抢高了地价，抢高了所有东西的价格，边缘劳工的生存空间就会恶化。

中产阶级出现下降危机

杨一：有一个普遍观点，就是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也就是说，巨富和极端贫困家庭，都是社会中的极少数，多少人生活较为富足、稳定，对未来有良好预期。在你看来，香港社会的中产阶级能否发挥稳定社会的功能呢？

应该看到，香港中产阶级现在面临着一种下降的危机，就是日本所说的“下流社会”。过去的社会走向是大家相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可是现在是反过来，向下流动的机会多了。举个最具体的例子，你原来在菜市场卖鱼卖菜，当然称不上是中产阶级了，但是起码有个小生意。可是最近香港的大型超市不断扩大，里边也卖鱼卖肉，市场都给超市垄断了。从政府或发展商的角度上来看，变成超市后，管理就方便了，可这同时意味着很多小贩的生意没了。他们靠什么为生呢？那么就只能为超市打工，一下子从小老板变成打工阶层了。因为垄断的力量越来越大，所以香港人往下移动，中产阶级也有危机感了。

杨一：据说香港民间社会的最大变化是，从前民间普遍推崇、敬仰李嘉诚这样的大富翁；现在，李嘉诚民望跌落了，甚至民众评价有些负面。这是垄断的结果吗？是否可以说，因为整个社会过度重商，使民间出现仇富心理？

仇富心理是有其基础的，就是大家开始发现贫穷不一定是某个人不努力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的问题，是环境的问题，是机会被掠夺的问题。那么，大家就不免开始反省与思考。虽然现在反省还不是很“主流”，但是起码开始了。从前我有些朋友搞NGO(非政府组织)，搞扶贫组织，常常被人骂，被人说，“你这混蛋，怎么帮着懒人”。但现在，很多人开始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我觉得变化正在发生。

城市的发展不应只靠地产

杨一：香港的民间社会活动一向公认是较为活跃的，而近年，比较显眼的事件则有天星钟楼事件、红湾半岛事件、保卫海港运动、湾仔利东街居民的抗议、保护中区古建筑行动等，大多数与抗议城市化改造有关。您是怎样看待这些事件？

梁文道：香港民间社会近年很关心的一个课题，就是城市空间规划的问题。

香港最大的产业就是地产业，也就是说，我们的楼房是最大的工业产品，而整个香港过去的城市发展的逻辑，挣钱的方法都与地产有关。

为什么香港的金融业很发达？因为不断地存款增加、投资增加，这些钱从哪里来呢？是从炒楼里赚来的。当地产成为龙头产业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首先让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很高。第二，市区面积那么小，怎样搭建更多楼房呢？前提必然是拆掉老城区，所以香港的旧房子是不断地被拆的。香港就像这样一只蛇，不断要蜕皮以获新生，它不断地盖新楼、不断地填海、不断地拆旧的东西，而每次盖的楼宇价格都会上升，但原住民怎么办呢？比如原来住在湾仔老城区几十年的居民，赔偿方法就是在同区找个面积差不多的房子，让你搬到那里去住。但是这样的待遇，只有业主才是这样，如果你是租户的话，政府就把你安排在边远地区的廉租房。于是，原有的社区网络就解体了，大量人口被赶到边远地区，而且因为打工、孩子上学都还在原来的地方，许多人往返要一两个小时，很多家庭问题都出来了。

在那些边远新市镇，孩子放学后，整天在街上乱逛，父母很晚才回来。这些劳作者甚至发明一种独特的睡眠方法，提早两小时起床，然后上车再睡，所以你早上常看见巴士上的人都在睡。

杨一：这种现象在大陆不少城市也正在出现。普通的市民，对城市改造的干预力度近于零，话语权都在地方政府和发展商那里。这种重商主义的发展路径，即使给城市的改造添加了表面的光彩，但是，却损伤了诸多市民的具体利益。

梁文道：香港市民要思考，到底是不是还是要靠老方法来挣钱来繁荣呢？还有没有别的工业、产业来带动经济？不能再光靠地产了！可是这种话说出来呢，一般人还是不大懂，也觉得很难适应。所以你看见，有一些公民团体在倡导老街保存和古迹保存，用的名义叫做“集体回忆”。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实质上是与生存相关的现实问题。

我认为，正是这些基于社区民生问题的抗议活动，使得这个城市不至于那样苍白。现在很多的民间团体都是最近发展起来的，正因为有一批年轻人很自觉地为城市的健康发展努力，才是这个城市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一线希望。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口述／梁文道记录／杨一

过去人们常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我说香港空虚，是从生存意义角度上说。

对于底层社会来讲，边缘劳工想的很简单，就是生存。这样的人，偶尔会抱一种幻想，就是往上流动。如果我在果栏打工，我就知道我再怎么流动，也流动不到半山去，但是可以把希望放在另一个地方，所以就赌博。这就是为什么香港的马会马场投注的都是劳苦百姓。他们赌得最狠，因为这些人最需要赌博，他需要那个希望。

很多社会主流媒体的人批评，说他们明明有机会存钱怎么不存。那也很容易理解的，我天天在果栏打工，好不容易在赌场赢了好几千块钱，会把它存起来吗？当然不！我立刻花天酒地当一回大款，又回头继续搬水果。

而那些高级打工仔(所谓的白领阶层)其实好不了多少。为什么呢？香港人过去这种靠地产带动的经济，使得香港人把楼房看成是人生终极目标。他们唯一想的就是：我攒够了钱，就能够“上车”。“上车”这个说法很妙，仿佛城市是一辆疾驶的列车，快速往前奔，“上车”的意思就是我赚了钱，买了第一个房子，哪怕再小一个房子，就上车了。上车后怎么办？我就努力一点，跳到更快的车。大家理想都是这个，可是最后你换到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那些中产阶级朋友，费了很大力气赚到了钱，有了个海景房，可他看不到海景，因为每天下班回来可能10点11点，累得不行了。香港豪宅广告很好玩，标榜几个东西：一、海景，就是说香港的楼房价格决定于你能看到的海景。越是豪宅，看到海景就越多。所以香港人的财富地位，是从楼房能看见多少海景的面积来决定的。维多利亚港湾两边的楼房跟地形，可以划一个财富与地位的等高线。住得越高，看到越多海景，财富地位以及权力就越高。李嘉诚在山顶，这就是最有地位的人。二、还有要有会所，五星级酒店会所。平时没人去用，大家没空，也就只是小孩呀家庭主妇偶尔用一用。

理想生活没得到那怎么办？大家就想另一件事儿，得提早退休，享受生活。

所以香港人是很空虚的一群人，大家要即时的刺激，我常常说，香港表面上是国际大都会，其实是个部落社会。

部落社会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想法都很接近，喜欢的东西都一样。而真正的国际大都会是分化的，有不同人群，有不同的次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香港大部分人要过的生活是同种模式，白领下班后最好的娱乐就是去吃自助餐、唱卡拉OK，到了卡拉OK唱的居然还是同一首歌。

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边，资本家不能够只有硬资本，他还要有软资本——文化资本。纽约的地产爆发户特朗普，发财后赶快去恶补一下怎样欣赏歌剧，以此增加文化资本。比尔·盖茨创办微软发了财，他也想办法显示文化，去买达芬奇手稿。但香港很怪，有钱人讲究的是买更贵的名牌。大家都买LV，LV这种名牌有特种服务的。人家都用那个，但我的是订购，和别人不一样。

许多香港人喜欢听容祖儿。只不过是劳苦大众听唱片，有钱一点的听演唱会，再有钱的老板就可以到后台去抱抱她。所以你看香港没有文化资本的差异，大家只是有硬资本的差异。

香港为什么那么多“奔驰”？欧洲人很有钱，也不见得满街“大奔”。但香港人喜欢这些东西，因为他们在文化上是缺乏依靠的。

香港经济：搭便车还是自赶路？

-特约记者/姚瑞伦发自香港

在世超过十年的人和事，都有着各自的不平凡。香港转眼回归十年，是不平凡中的不平凡。有幸见证这十年的香港人，大都感到“风雨同路”。

我们是“中国香港人”！

要客观评论香港过去十年的得与失，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香港人越来越爱香港。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句“香港人”，当中透着无奈、不情愿、惧怕，甚至还有真实的和想象的优越感，包含着说不清道理、难以理解的复杂内涵。当香港人从心底里说“我是中国人”或“我是中国香港人”时，才是真正的“香港回归祖国”。

香港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跟近年中国的经济奇迹有莫大关系，许多人都亲身感受到祖国越来越强大，能够向外国人说“我是中国人”，已成为一种光荣。

许多人坦言，已由香港回归初期的慌恐，到今天看见中国的经济奇迹，印象大大改观。

其中，一位身为1997年7月1日出生小孩的母亲说，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回归前总觉得自己是“香港人”，现在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因为，“经常听国歌，又看到国家运动员经常拿奖，航天员飞天，感觉很强烈”。

告别大香港心态

事实上，连外国人也对香港越来越羡慕。一位美国教授表示，近年来诸多北美人士关心的话题之一，在于“香港已死”的恶兆是否成立。显然，最新的评估告诉他们，香港并不是受害者，十年前的预言和恐惧并未来临。

2007年6月初出版的《时代》周刊亚洲版，以《香港回归十年》为封面专题，更指出香港很幸运，回归后正值中国迈向更自由开放，可以为香港提供梦想不到的机会。该杂志说，香港不但没有死，而且生命力越来越强。

总结香港回归十年，大部分政经界人士均承认，的确错失了很多机会。直至近几年，部分学者及政界人士，才开始将香港的未来发展聚焦在如何跟祖国共同发展，尤其是如何为中华文明带来示范作用。于是，产生了所谓“香港学”的研究。

一位学者引述美国加州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贾雷得·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分析指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失败甚至最终消亡的社会，往往是四种类型：第一种，它没有预见到问题的出现；第二种，当问题出现时，社会的决策层没有理解它：第三种，当这个社会决策层理解时，他们却不能作出努力去解决问题；第四种，当决策层做出努力时，却失败了。

由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理论，由于全无经验参考，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对执行者来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考验。

今天的香港，要参与全球化竞争，当然不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至于是坚持执行“积极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这个法宝，还是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适当的调控，是香港未来要积极思考的问题。

而另一项要作抉择的是，展望未来十年，到底香港是想挂靠“中国经济快车”，成为其中一列车厢，还是坚持要自己开一列车跟中国各大城市竞速呢？港人必须对“一国两制”作出深入的实践，尤其是必须放弃“大香港”心态。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特约记者／戴平发自香港

2007年6月23日，距离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还不到八天的时间，香港特首曾荫权突然宣布进行高层官员“大换血”，并一改前特首董建华偏好任用商界精英的特色，委任了过半数公务员出身的人士出任第三届政府司局长。对于这股浓厚的公务员治港色彩，本地政界人士不约而同地形容，未来五年香港特区政府将由“商人治港”摇身一变，成为“公务员治港”。

但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在华洋杂处、中西交融的香港，过去十年“风水先生”在“治港”方面，也颇具一定的影响力。

两任特首与风水的缘分

以流行香港的两则传闻为例。

早在上任之前，董先生就请了风水师替他看风水，之后嫌前港督府风水不佳，拒绝入住，坚持住在己家。被问到为何这么做时，董特首的助理就对传媒解释说“看了对香港也好”、“令可信其有”，之后此事不了了之。

到了2002年，董建华竞逐连任第二届行政长官时，虽然一早获得足够的提名人数，但他偏偏要择定良辰吉日，选择在2月19日正午12时到选举事务处提交报名表。作风“八卦”的记者为此访问了堪舆学家，才知道个中原因。原来董建华生肖属牛，当天为定日，五行属土，正午十二时属火，“火生土，会出现霸气现象，参政的人当天一出来就可以打败别人，很难再有其他人出来参选。”一名风水师分析说。果然，事后也证明，当年只有董建华一人竞选，并以高票当选特首。

时隔三年，轮到曾荫权在2005年上台。外界以为曾身为虔诚天主教徒，会令这股迷信风气减退，殊不知他一上任也自掏腰包找了一名风水师看礼宾府风水，指点迷津。搞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除了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收到匿名举报外，不少城中名人也收到一张把礼宾府的厅堂、睡房、花园、大闸都描绘得巨细无遗的风水光盘。天主教徒看风水的故事随即在香港社会引起热闹讨论，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最佳娱乐精品。

凑巧的是，不知道是不是风水师布下的风水阵发挥了作用，曾荫权上任后，香港经济就持续出现好转，失业率月月下降，股市则日日上升。“曾荫权运气好！”这一番看法也在香港政坛盛传出来。在一个讨论香港过去十年发展的论坛上，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李鹏飞就不无感叹地说：“曾荫权运气真好，他一接手香港便一切转好，可能是他手气不俗，令香港这几年来也无风无雨。”

两任香港特首及政坛人士对风水的认真，或多或少反映了风水这一行业在香港的受欢迎程度。

风水是港人生活的一部分

一直以来，风水术数根本就是港人生活的一部份。例如家中有人仙逝，香港市民总会想觅一块风水宝地让先人下葬，除了希望先人能够入土为安外，亦寄寓了福荫后人的深意。而在日常的生活中，风水之说更广泛应用，甚至成了人们下决定的一个托付关键，不少香港人置业之时，除了考虑价钱及地区之外，亦会考虑房子是否好风水。

在这方面，别以为香港是国际大都市，富豪思想西化，对中国传统术数那套不感兴趣，原来许多本地富豪比普通老百姓更迷信风水，每当做生意、买卖股票，以至设计家宅，风水师的意见都举足轻重。

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不少富豪如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就经常聘用不同的风水师，就不同项目给予意见，如聘用蔡伯励看墓地，另聘“陈伯”看风水。至于在香港富豪榜名列第二位的恒基主席李兆基，则笃信道教。他的师传是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李兆基曾透露，与任法融的关系“亦师亦友”，对方建议的风水摆设及卜卦“十有九中”，所以对方建议的风水摆设他均会采纳。

年老一辈的富豪相信风水，年轻西化如城中巨富之子李泽楷也一样相信。凡有重大生意，找风水师择日选吉时，不在话下。甚至相约生意朋友吃饭，李泽楷也一样要择日择时。

据了解，香港富豪每做成一笔生意，有份出力的风水师就可以获几十万港元红包，有风水师病危时，富豪更会以飞机接载医病，交通费等一切开支均由富豪支付。由于法力高的风水师屈指可数，供不应求，目前一些茅山道士也活跃于香港富豪圈，专事法事、“种生基”赚钱。这类法师通常先工后酬，替客人做法事(如使包二奶的丈夫回心转意等)后，“有效”才收费。

迪斯尼也听风水师

至于身在香港的洋人洋行，在耳濡目染下，也对中国文化传统之一的风水产生了偏爱。许多外国大企业在香港开张动土，除了烧猪拜神、上香祈福外，也要找堪舆家趋吉避凶，找风水师摆位挡煞，几乎已是指定动作。

在2005年9月启用的香港迪斯尼乐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谓入乡随俗，这家来自美国的公司，多处布局就是刻意根据风水而设计的，当中包括把公园入口大门改为斜线排列、迪斯尼站通往入口及码头的行人路亦改为微弯，以确保乐园启用后能够聚集乐园内的财气，不至流入大海。

位于乐园旁边的两家迪斯尼酒店也不例外。据香港迪斯尼高层透露，为了确保正能量可以流动，酒店内的餐厅及酒廊到处都可以见到以水为设计主题的装饰，例如水墙及水池等。此外，迪斯尼还按香港的风俗，尽量避免用“四(死)”字，两家酒店都没有四楼，其中好莱坞酒店每层房间的编号，亦以好意头的“628”开始，尽量避开“四”字。香港迪斯尼乐园酒店内的大礼堂，面积都充满中国人的智慧，总面积为888平方米，寓意“发发发”，而中菜厅“晶荷轩”内，亦设有2238(易易生发)个水晶荷花。

不过，讽刺地是，在香港，风水除了令人起死回生发大财，也曾经间接“害死”人。据香港媒体报道，今年香港政府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提倡研究发展、深信科学精神的“应用科技研究院”，竟然花费十多万港元在2002年至2006年四年半间，三度聘请风水顾问，就办事处迁址和办事处的环境提供意见。事件被揭发后，随即在社会上引起一股哗然，研究院有关负责人也因此被迫自动辞职。

风水师“前途”大好

中国古谚有云：“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在古人的观念中，风水占了很重要的位置，甚至较读书的排名更高。但风水学过去在香港一直难登大雅之堂。不过，自从1997年回归后，历经了亚洲金融风暴、非典等种种风浪，命运的无常和难以把握，使得不少港人转而求助超现实的力量，风水师行当也由此风生水起。近年来，香港风水行业的发展更开始趋于大众化，不再局限于家传或师徒相授。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上有关于风水的网站更是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

但风水行业在香港大热，仍然不能不提龚如心遗产一案。据不少已在风水行业打滚的风水师傅透露，经过早前龚如心遗产一事后(龚遗嘱将大部分遗产留给其风水师——编者按)，近期不少港人对风水师这行业趋之若鹜，愈来愈多人进修风水，甚至以此成为职业。

“讲风水讲到可以拿到1000亿港元财产，试问有哪条成功路比这条更吸引人？”有开班授徒的香港著名玄学家苏民峰表示，他现在每年开一个风水班，名额20名，每位学费高达15000港元。尽管收费不菲，仍吸引大批市民报读而竞争激烈。

除了坊间个别师傅开班授徒外，玄学也更成为校外进修的一个热门，如香港大学校外进修课程和工联会等就有举办风水。在大学任教风水班的风水师柏天心说，他现在的学生当中大约有5%最终会成为执业风水师，这种风气起码会再持续十多年。甚至有年轻网民在讨论区发贴，询问风水师的入行门坎，希望将大众知识化为照亮“钱途”的明灯！

身兼“杏花楼”甜品店老板的风水师周汉明，便是由普通人成功转型为风水师的一个成功个案。做制衣出身的周汉明，说话不转弯抹角，他接受记者访问时，坦白承认当年入行看风水，其中一个原因是收入吸引。

周汉明自小便钻研各类风水书籍，又报读大大小小的风水研习班，中学露营时，便轮流为各同学“睇相”。他笑说：“每次学校旅行，晚上都不能睡觉，因为同学排队要我替他们算命。”自此以后，周汉明便累积一个又一个客户，公余时便兼职看风水。1984年，他离开了熟悉的制衣业，全职当风水师。他一语道破风水师收入如何吸引人，周师傅说：“转行第一个月，收入已经多过制衣的时候。”

“风水热潮”说明了什么？

值得注意地是，近年内地地方政府官员大变动，更使得风水这个古老行业再次吃香，为香港风水师创造更多的商机。据报导，内地一些官员在找关系打通门路之余，也经常重金礼聘风水及算命大师看相、烧符、改名或迁改祖坟，以达到升官、保官目的，以致不仅内地风水师生意大增，香港知名风水师业绩也显著增加。

除了内地商机无限，香港的风水师近年也开始冲出国门。据了解，韩国政府数年前在迁都选址时，寻求了400名国内风水学家的意见，当中香港风水专家在内的一个风水顾问团，就应韩国政府国情咨询机构之一的大东风水地理学会邀请，前往勘察行政首都选址之一的公州郡，并将有关意见交韩国政府。该风水顾问团一行六人，包括香港风水专家麦荣耀。麦表示，顾问团总结迁都选址的风水地理，结论将呈交韩国政府参考。

一时间，回归十年来，“风水热潮”席卷香港，成为人人谈论的焦点。有香港立法会议员笑言，既然风水师如此重要，似乎下一届立法会功能界别的议席也应该加上风水师这一行，才能确保均衡参与。有高官更戏言，以前常说“发三师”，即逢做律师、会计师、医师必发达，但现在看来是“发”风水师。

然而，一个古老行业突然有了更高贵的称呼，那意味什么呢？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梁美芬认为，在一个社会中，光怪陆离的事情都会发生，对于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去看世界是可以互相包容及体谅的；但当一种形式失衡了，以至于扩大社会影响的层面，如政府、大学、富豪等做重大决定时每每倚赖风水师的意见，则这个社会是踏入检讨的时候了。

但也有人不是这么认为。香港《经济日报》今年2月24日社评指出，随着中国影响力上升，外国人对中华文化兴趣渐浓，风水近年大为流行，香港风水师出版多种语文的风水书籍，进军欧美、俄罗斯、希腊等，部分更在英国、德国、莫斯科等开班授徒。“中国目前正要在国际上发展软实力，例如广设推广中华文化的孔子学院，香港一向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正能做出贡献。关键是香港能否把握机遇，发挥创意与市场推广能力，满足外国对中华文化的兴趣。”

香港茶餐厅：靓仔的意思是白饭

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的国际大都市,一直是全世界公认的美食天堂。但说到底,起源于香港快餐食肆的茶餐厅,才是香港人的“大众食堂”。作为最草根、最本土的饮食场所,茶餐厅流行多年后仍深为香港人钟情。香港的电视节目、电影、音乐录像带等,往往都有在茶餐厅内拍摄的情节,例子有动画麦兜、梅艳芳和郑秀文2002年合唱《单身女人》的音乐录像带,由此可见茶餐厅的普及程度。

香港茶餐厅的兴起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据香港学者介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香港一些住宅区的附近有不少大排档。战后,香港受到西方饮食文化影响,但当时一来早期西餐厅为洋人所开,不招待华人,二来本地人也不愿与殖民者同室而坐,且这类食肆收费昂贵,故辗转出现华人开设的冰室。

冰室本来是以提供咖啡、奶茶等饮品为主,也出售三文治、多士等小食,但绝不卖饭。部分冰室还自设面包工场，制造新鲜面包、蛋挞等。后来,随着香港经济发展,冰室提供的食品种类增加,乃演变成为今日的茶餐厅,提供传统中国小炒及各种欧美食物。

香港茶餐厅充满着平民气氛,它承载着本土文化,给人一种“街坊”的亲切感。据业界人士透露,茶餐厅侍应替客人写菜单时,通常会使用一些速记符号,以节省时间。例如他们会用“反”代替“白饭”，又或者用“0T”代替“柠檬茶”(“零”与“柠”音近)。这是因为过去担任茶餐厅侍应的人,文化水平比较低；亦因为茶餐厅的步伐一般相当急促,侍应并没有太多时间每一个字写到单上交到厨房去。

在香港茶餐厅,还有一些经典暗语,不熟悉香港文化的人经常会闹笑话。譬如,在茶餐厅里听到“靓仔、靓女”,千万不要以为是在叫自己,因为伙计们实际是在叫“白饭和白粥”。在茶餐厅里,“靓仔”其实代表白饭；而“靓女”则代表了白粥。另外，在茶餐厅里,“下火”指的是皮蛋瘦肉粥,“06”指的是柠檬可乐,“206”是热柠檬可乐,“306”则是柠檬可乐加姜。

作为香港独有的饮食文化,茶餐厅亦自有其一套经营手法。与西餐厅不同,大部分茶餐厅在顾客坐好以后会先给客人每人一杯茶。这杯茶一般都是淡而无味,香港人通常都会将其用作清洗餐具之用。

由于茶餐厅方便快捷,与争分夺秒的港人生活节奏十分合拍。时至今日，茶餐厅在香港饮食文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大街小巷,无伦是繁华鼎盛的中环,还是僻静的屋村里,都必然有茶餐厅的存在。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不少政府高官如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更曾公开表示爱好茶餐厅食品,作为支持香港本土文化、贴近普罗大众生活的一种表示。而香港民政局局长何志平则只喜欢坐在庙街美都餐室的2号桌。

调查显示,近五成港人受访者称茶餐厅是他们外出午膳时最常光顾的地方;而“十个最代表香港的设计”评选中,茶餐厅得票排名第一,成为港人眼中“最香港”的设计。排名第四位和第六位的菠萝油(面包)和鸳鸯(饮品),两样都是港式“茶餐厅指定食品”。十项“最代表香港”,竟有三项紧扣“茶餐厅”主题,由此可见,香港人多么地喜欢茶餐厅。2007年4月,香港政党民建联要求政府申请把茶餐厅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随香港回归祖国,香港茶餐厅亦开始冲出罗湖桥,在内地遍地开花。现今珠三角,无论在大街小巷抑或大型商场内,港式茶餐厅到处可见。以上海为例,在短短数年间,茶餐厅由数间发展到数十间。

如今,港式茶餐厅文化已是中西荟萃、不分国界。“快、靓、正”之余,食客更期望在茶餐厅吃得健康,不变的大抵是一杯一件所散发的香气,和那幅在茶餐厅才看到的众生相。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特约记者／戴平发自香港

一个喜欢在街上四处涂鸦的老人,数十年后,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书法家、广告及电影界明星,甚至获得《COLORS》这本世界性杂志欣赏,以他的涂鸦为封面,作为香港这个现代文明大都市独特的市井风情代表。这个人,就是香港传奇人物“九龙皇帝”曾灶财。

大半世纪“告地状”

原名曾财的曾灶财,1921年出生于广东花县,在16岁才由广东来港定居,投靠舅父,以种花种菜为生,其后转任建筑工人。20多年前,曾灶财再转往垃圾站工作,但不幸在一次意外中,被巨型垃圾桶压伤足部,自此行动不便,依靠福利金过活。

这位原本平平无奇的老人家,竟然成为香港家喻户晓的小人物,个中缘因,则不得不提其遍布港九电灯箱、灯柱及墙壁的笔迹。

“我一出世已经是九龙皇帝,太公的子孙有一万几千人……香港这个地方是我太公的,九龙城土地也是我太公的,太公用来种花种菜……”对曾灶财来说,所有事情都可以糊里胡涂,但对于他的“显赫”身世,却绝不能含糊。尽管上述“事实”听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曾灶财仍然清楚记得,他年轻时一次回乡探亲,偶然翻阅族谱,发现一世祖曾广祯是周朝首相,亦是秀茂坪大山主及大地主;二世祖曾潮风是周朝驸马,住在九龙城;三世祖曾文孙是……他的四个太公都葬在秀茂坪,不过尸骸全在开矿时被掘走了。而根据曾家族谱的记载,“皇位”传到他应该是第三十五世继承人,整个香港原来都是他太公所有,却被当年的英国政府霸占,且无法收回。

为了宣泄心头积愤,曾灶财在30岁(1951年)开始“告地状”,他每天都一手撑着“龙杖”,一手提“御笔”,四出“颁下圣旨”——“九龙国皇曾灶财字曾东山庙生出……统一江山曾纪财字……”将自己祖先、亲戚、妻儿的名字和住处,以及他们拥有的土地范围,都一一呈现在街头巷尾,希望让别人知道这个“事实”。

不过,曾灶财每天用胶袋盛着几瓶墨汁和几支毛笔,到自己所拥有的“疆土”颁下“圣旨”的行为,却为本人带来不少麻烦,曾有市民不满他弄污公物,报警将他拘捕。曾灶财亦多次因为涂鸦而被检控。

为了避免经常被罚,曾灶财之后索性与市政人员“捉迷藏”,亦开始扩展他的活动范围,从他的秀茂坪居所附近的范围,扩展至牛池湾的坪石、斧山道一带,而部分在秀茂坪有巴士可达的地方如尖沙咀,也能见到曾灶财的涂鸦。地铁通车之后,活动范围甚至扩展至中环天星小轮码头。

但曾灶财的行为也惹起“皇室成员”的不满。曾灶财在开始“告地状”后,他的“皇后”、“公主”、“王子”都嫌他肮脏、怪异,开始和他分开吃饭,到1995年他住的秀茂坪公屋清拆,夫妻还分户,“皇后”领着“公主”、“王子”搬入将军澳,“九龙国皇”则被安置到观塘独居。自此之后,妻子和子女甚少和曾灶财联络,“九龙皇帝”每逢时节都是孤伶伶一个度过。就算是“皇帝”每年的寿辰,既没有满朝文武百官为他祝贺,更没有“皇室成员”举行盛大的寿宴庆祝,只能落寞地沉溺在满布其墨宝的凌乱居室中,或者上街写“圣旨”。

数年前,曾灶财因脚患复发入院。康复后,他在社工的安排下搬离居住九年的观塘,入住秀茂坪一间老人护理中心。目前,年届86岁的曾灶财虽然因为身体欠佳无法在老人院内随处涂鸦,但他偶尔亦会在纸上“露两手”、“过过手瘾”。

成为城中焦点人物

回顾过去40多年,曾灶财这个老头儿不顾世人的讥笑,从来就是我行我素,将自己的祖宗、亲戚、妻儿名字,以及住处写满街上,一直被不少人视为疯子。直至香港回归前夕,香港文化人刘霜阳为他办了个书法展览会,总结曾灶财的书法价值,曾灶财才开始走红。

“我很喜爱他的书法,跟儿子走在路上,见他(曾灶财)写在墙上、电箱或邮筒上的字都觉兴奋,停下来细看——那朴拙、天真自然、无所为而为的书法风格屡教人百看不厌,这是大部分受过训练、囿于法度的书法工作者都难以比拟的。”香港艺术工作者刘霜阳在1992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大谈对“九龙皇帝”书法艺术的感觉。

曾灶财的书法获刘霜阳赏识后,刘遂替他在1997年4月,于艺术中心及歌德学院举办了首次个人书法展,虽然在筹备过程中曾惹起不少书法家的争议,但结果不但吸引到大批市民前往参观,更获大批中外传媒争相采访。曾灶财也开始成为城中焦点人物,而他的生平故事、家庭状况、思想行为等,亦渐渐为社会人士所感兴趣。最后,由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成为人见人爱的阿伯。

作品拍卖价逾五万港元

至此,曾灶财的传奇故事,也逐渐多次被香港电视剧采用。最早的一次是于《流氓皇帝》里,以曾灶财的故事作为郑少秋饰演的主角“朱锦春”在满洲国灭亡后流亡香港的生活写照。其后在一个讲述记者及社会工作者的电视节目《无冕天使》,亦由刘江扮演“曾阿财”的角色影射他。一部名为《九龙皇后》的电影,也是以曾灶财的事迹作为蓝本。另外,2002年香港的一台以香港政局为题材的舞台剧《东宫西宫》的主角亦以“曾灶财”来命名。

2004年10月底,曾灶财的作品更被拿到苏富比拍卖,金额一半归曾灶财,另一半用作筹办艺术展览;底价10000港元,每口叫价1000港元,后因投标激烈而改为每口2000港元。最后作品以55000港元成交,由一名康姓太太投得。记者事后访问曾灶财,曾氏反问:“是康熙的后人吗?”令记者哭笑不得。

街头涂鸦在世界各地均被视为文化艺术。数十年来,“九龙皇帝”曾灶财坚持天天到街头涂鸦。他,根本不会理会其墨宝是否是艺术品。他,看似疯癫,冒着被检控的危险,风雨不改地“出巡”。他,只希望能尽一点绵力,向天下人声明“主权”所在。他的墨宝,改写了他的一生,成为香港传奇的一部份。

香港文化界人士指出,即使他的街头墨宝逐渐被清洗干净,但曾灶财朴拙、麦兜式的天真烂漫，不经意的字迹,已经长存于香港文化中,永不磨灭。

廖伟棠：一个诗人在香港的浪荡时光

-廖伟棠发自香港

1997年7月，香港回归没几天，我正式成为香港居民。那一年，正如陈果的电影名称：《去年烟花特别多》，我住在九龙的老区红北拱街某公寓25楼，小窗远眺，恰能越过维多利亚港窥见港岛上空一角，时有烟火璀璨。当时既失业，又怀念故乡，心中甚是寂寥，看着那远处的烟花和霓虹，只觉得那个香港并非我的香港。还记得那年十一国庆节，窗外更是火树银花，香港电视的英文台却在播放《阳光灿烂的日子》，不知是误读还是有意讽刺，我在空落的屋子中看罢只有苦笑。

1997年的7月阳光当然灿烂，我无所事事，终日背着我伯送我的一台老尼康相机闲逛，走遍九龙的老街、废旧的工厂和码头，累了就钻进香港无区不有的公共图书馆，享受空调和禁书。最爱留连的，是尖沙咀海旁的文化中心，它的美术馆和艺术图书馆我几乎每两天光顾一次，看着琳琅满目的名画、艺术品、外国画册，那些都是我以前求之不得的恩品，如今却徒添惆怅。看腻了这些和自己生活相去甚远的艺术，我会信步溜达去天星小轮码头，坐只需一块八毛钱的过海渡轮(也许是香港最便宜的交通工具，也是香港最怀旧的一景，60年代的遗物，木头的椅子、木头的窗子，由蓝色海魂衫老水手带领着，伊伊呀呀二十分钟才到达对岸)，到对岸湾仔艺术中心看看免费演出，然后又带着被音乐灌得醉熏熏的脑袋再坐渡轮回来。

一天下午，我在天星小轮码头售票处外面，碰见了我最热爱的香港“艺术家”曾灶财。他正在一个邮筒上面大肆涂鸦，用钝笔浓墨书写着他那份循环重复的家谱：“九龙国王曾灶财曾富堂曾荣华……”

那天我拍了两张他的剪影，其后多年却没有碰见他的机会，只能拍摄他各处的墨宝了。此后我在香港慢慢认识了一些诗人、前卫艺术家、作曲家、传媒名人等，却大都未如只见过一面的曾灶财可亲。在民间，年轻人中间，更难找到这种有至真艺术家性格的人。直到我认识了阿高和查理，才接触到一个更真实和我更贴近的香港。第一次见阿高和查理，在一个画家的画室派对上，阿高腼腆地坐在画室一角，查理则自顾自地一直在院子里玩滑板。我越看越觉得厚嘴唇的阿高除了肤色偏白一点，像极了我热爱的60年代吉他大师Jimi Hendrix，于是以此为由和阿高攀谈起来，原来他也极其喜爱60年代文化，自己画画和玩音乐，我们一下子谈得兴高采烈。

但那夜过去后，差不多一年我都没见到阿高和查理，其间我换了几个工作：婚纱摄影，书店店长……直到1999年冬，我和几个诗人朋友一起开了一间文学书店“东岸”，取“东方的塞纳河左岸”之意，书店位于旺角熙熙攘攘的西洋菜街“上空”，某老式唐楼三楼。西洋菜街值得一提，你会惊讶这个香港最繁华的地段怎能容下这么有书卷气的一条街，短短百米街道上见缝插针地挤了近十家书店，而且各有特色。更奇怪的是与这些书店比邻而居的，是海味店、服装店、小吃店甚至妓院，而就在这“食、色、性”之间，这十来家书店仿佛一个个得道鸿儒，风雨不动安如山。东岸书店曾是当时西洋菜街上最有特色的书店，它的主打项目竟然是诗！在东岸，你总会碰见一些诗人把书畅谈，仿佛忘记了一窗之隔就是带着浓浓脂粉味的红尘俗世。但东岸书店最终还是因为曲高和寡，在2002年停业了。

那时我天天在柜台伏案看书，一天抬起头，看见阿高很憨厚地对我微笑。原来他也在离旺角不远的大角咀上班，工作竟然是糕饼店的面包师傅。他每天在面包店工作10个小时以上，每周休息一天，而这一天，他会约上查理和我，到他们租的一间位于葵兴工厂区的房子玩，画画、玩音乐、看影碟，或是无尽穷聊。这样的厂房在九龙的葵兴、观塘一带非常多，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期最为繁盛，大多从事加工业——服装、印刷、电器组装等，自从90年代大量厂家北移到广东(因为那里相对香港廉价的劳动力)，香港原有的工厂区都没落了，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工厂大多空置，以极低租金出租，结果成了渴望自由的年轻人的乐土——比如说阿高他们租房子玩的那座大厦，起码有20支地下乐队驻扎于此。这些简陋的工厂可以让年轻人发挥无穷的精力和想象力，每一间“band房”都有它独特的设计，像阿高他们，就把房子漆上了60年代精神的象征：胡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海报、Beatles《黄色潜水艇》的色调。工厂的工人绝大部分都“下岗”了，只保留了几个“看更”的老保安，他们对这些乐哈哈的前卫年轻人都见怪不怪，有时还跟我们打趣几句：“今晚唱乜歌啊？猫王定披头四？”

阿高和查理并不是社会意义上的艺术家，查理还算干着和艺术有点沾边的工作——平面设计师，阿高却很神奇地一直在做面包。但是他们的心性却完全属于艺术，并通过他们在社会基层的生活，他们的艺术和曾灶财的相类，比学院里的更为可信和可亲。后来香港经济越来越不景气，查理的公司倒闭了，他失业了足足两年，阿高的工资也减了，但他们还是想办法维持着那个“band房”，因为那几乎是这个高速都市里他们唯一可以悠然飞翔的地方。

葵兴的“band房”是我们隐秘的乐园，但是仍有光怪陆离的冒险纪录在这个城市的角落等待着我们，我们平日最经常流连的是九龙油麻地的庙街和荔枝角的鸭寮街，那都是热爱寻觅这个城市的隐秘历史的人所热衷徘徊的地方。庙街名字来源于它中心的榕树头公园的一个小庙，从40年代起就是各色闲杂人等的聚脚地。庙街有廉价的小玩意、魔术师般的算命先生和专卖老照片和假画的摊档，满街的退休老人和买异国情调的尼泊尔人，到了傍晚，在街头还有专业的粤剧票友，唱起南音《客途秋恨》“凉风有信，秋月无边——”我在庙街最惊险的拍摄不是因为偷拍那些来自北国的妓女，也不是因为在一条条后巷追拍那些玩杂技般的流浪猫，而是一天我发现了一些隐蔽的地下赌局，中年人和老人们围成一圈赌“大小”、赌“鱼虾蟹”。我蹲着把相机裹在脱下的衣服里只露出镜头，小心翼翼地从人们的小腿中伸进去偷拍，幸好人们的叫吆声掩盖了快门声。

名字古怪的鸭寮街则都是卖二手唱片、二手乐器、二手照相机的地摊，足够让我们像一个沉醉于对发黄的旧时光的幻想的老先生一样，消磨整个下午。鸭寮街最厉害的人就是查理的好朋友，一个叫阿Paul的40岁独身男人，他的二手唱片“店”拥有数十万张老唱片，所谓的“店”都被这些没人买的黑色塑料塞得满满的，仅能容一个人出入。晚上阿Paul要把一些唱片搬到街上去，才能打开他的折叠床睡觉。阿Paul不怕唱片被盗，因为那都是早被遗忘的歌手、乐队的东西，如果有小偷识货，阿Paul还应有知音之乐呢。鸭寮街他的小店早被存货挤满，阿Paul又在新界的旧厂区租了两个廉价的大仓装货，不知他什么时候才能解决这些唱片严重的出入口失衡。阿Paul完全是一个生活在旧时代的人，永远穿着落伍的飞鹰标志皮衣(就像60年代歌坛偶像许冠英)，留着重金属长发，时有一些属于旧时代的浪漫行为——比如说，如果你在小店门口看不见他，而门上又插了一枝玫瑰的话，那就表示他的老相好：一个空中小姐又飞回香港啦。

我们自由的流连和消磨时光一直延续到2001年，那年我和查理去了北京，从此我成了一个在香港和北京来回飞的两栖动物；查理在北京呆了两年，做了两年广告公司的廉价劳动力，终于抑不住对香港的想念，去年回去了；只有阿高还一直在面包店做着一个个香喷喷的鸡尾包。

我写过两首诗：《查理穿过庙街》和《阿高在街上弹吉他，在BAND房睡觉》，值得在这里引用，因为它记录了当年像我们这样的香港年轻人的郁闷、愤怒和坚强。曾灶财、阿高、查理、我，还有许多也许可以称为香港的波希米亚人的人，曾经如此，画下了香港的浮世绘。

阿高在街上弹吉他，在BAND房睡觉

于是我们走吧，我们从大角咀

阿高的房间走下，就像今年无数个这样看完电影后

疲惫的黄昏，并没有麻醉的暮色在我们面前展开。

阿高扛着他的木吉他，扛着扛着

他就索性弹了起来。于是街道开始闪烁，

教堂和妓院都亮起了灯，当然，夜晚迫使我们明亮。

满街的箭头指引——和我们不一样的幽灵，

他们与垃圾同时迈进，奔向美丽……与夜的暗香。

我在心中追问：这就是这个世界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