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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电内容
12月16日 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季米特洛夫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等,被称作“莫斯科回电”。电报说:作为对你们来电的答复,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二)既然这个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1)改组政府,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与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执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实行合作;(4)和那些支持把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实行合作。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
共产国际的来电在对张学良的评价方面,与中国共产党有明显的区别;但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上,与中国共产党基本一致,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积极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不论是《真理报》、《消息报》和《国际通讯》发表的社论、文章,苏联外交人员发表的谈话,还是共产国际的电报,不管其侧重点有何不同,在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立场上有两点是共同的:
第一,坚决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第二,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当时,由于蒋介石并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如果不对他进行必要的斗争,联蒋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难以实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制定的逼蒋抗日方针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采取必要的逼蒋抗日手段是正确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分析和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批评是完全错误的。
回电影响
共产国际和苏联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起了有益的作用
但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起了有益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这个主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使中共中央的思想更加统一,对和平解决方针不再产生任何动摇,不去寻求其他解决事变的方式。同时,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这个主张还促使中共中央加快了和平解决事变的进程。在当时瞬息万变的形势下,迅速解决事变是十分重要的。第二,共产国际和苏联始终主张释放蒋介石,这对中共中央在确定如何处理蒋介石的方针时起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即提出“审蒋”、“罢蒋”,后来虽放弃了这一要求,但仍希望对蒋介石给予必要的处置。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中共中央于21日指示周恩来争取与蒋介石、陈诚谈判,当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要求得到相当的满足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从此,中共中央放弃了要处置蒋介石的考虑。
12月21日,中共中央电复共产国际:来电于12月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方针。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要他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与蒋介石、陈立夫、宋子文、阎锡山、于右任谈判。这封电报的基本精神与共产国际的来电是一致的。周恩来接到电报后,立即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磋商,双方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作了进一步修改,准备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宋子文等人举行谈判。12月25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回南京。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深感欣慰
由于各方面爱国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终于获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转变时局的枢纽。它迫使蒋介石基本上结束了反共的10年内战,出现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新局面。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深感满意。12月27日,苏联《消息报》发表题为《蒋介石获释之后》的社论:“由于张学良逮捕蒋介石所引起的中国的政治危机,已经迅速而顺利地和平解决了。……这种解决方针,使中国在全世界的友人感到欣慰。这些中国友人从事变的一开始就希望事变尽快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突发及和平解决是中国从内战走向抗战的转折点。在实现这一转折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联支持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对促进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者分别系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主任、国家博物馆馆员)
作者:
黄修荣 黄黎
编辑: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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