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岛时代，我们的大目标是废除党禁、报禁、戒严令和万年“国会”，坚持司法独立，前4个我们都达到了，而到今天还没法说台湾司法独立已实现。检调人员的基本心态跟台湾的司法制度，我想都有调整空间，也都是妨害司法独立和司法品质提升的很重要因素。
记者:目前蓝、绿两位参选人都有案在身，您对台湾未来的政治清明乐观吗？
施明德:他们两个不能代表台湾，只能做4年、8年而已。绝望是人最大的危机，所以我一直保持信心。
我看2008年“总统大选”要面对台湾的重大议题:第一，能不能化解内部仇恨跟对立，蓝、绿对抗这么久，仇恨和对立已撕裂台湾。第二，能不能分享利益跟权力，威权时代国民党一党独吞，民进党也一党独吞，社会动荡不安，权力不能平衡，所以必须主张社会大和解、政治大联合。第三，能不能用全球化观点思考台湾经贸问题、两岸问题。
但我比较担心的是，陈水扁是个不能输的人，2008年选举前会不会发生大问题，没人敢保证。现在论输赢太早，不管民调认为马英九赢了多少，2004年连宋赢得最多，结果怎样？
记者:对民进党，您的感受怎样？
施明德:中兴比开创更难。去年反贪腐运动，我已跟民进党把革命的温情主义切掉了。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我就退出民进党，我应该从民进党的施明德变成台湾的施明德，我看台湾问题，不会基于一个党的利益。
最怕的是，执政党不好、在野党也很烂，台湾现在不幸就这样。国民党在野七八年，言行、作风还像执政党；民进党作为执政党，竟然还像在野党一样横冲直撞。
记者:您如何看待两岸的和平？
施明德:示弱是强者的美德，示好是长者的风范。两岸之间，大陆是长者，要了解台湾人民的感受。
记者:您对政治抱有怎样的态度？您还会在政界发展吗？
施明德:我是一个人权工作者、和平主义者、反战分子，我是一个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我不是一个政客，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政治人物会考虑利害关系，我考虑的是原则跟是非。
我目前没有具体计划。虽然一直有人讲，台湾蓝绿对立这么严重，应该有股新力量改变状况，我赞成，但我说，你们不要期待我领导，党主席我当过，没兴趣了。我也担心(台湾被撕裂)，但应该要有新的人尽力量，不能老叫我去做事情，你叫一个迟暮美人再假扮花枝招展，像样吗？老生要有老生的装扮！(笑)
记者:您对政治是否疲倦？
施明德:去年“反贪腐”是我意外的人生最后一战。我必须站出来反贪腐，时势造英雄，时势其实呈现给每个人。
我没有疲倦，我一生完成很多我阶段性任务，我是20世纪为民主自由、人权奋斗的人，结果21世纪竟然还活跃街头，我那个年代的民权运动工作者大概当“总统”了，要不就退休了、死掉了，我却跨世纪地还存活。(笑)
很多事我不需要再参与，我不愿红衫军组织化，我绝不当无党籍候选人，我不愿再对台湾人说，拜托，请你投我一票！我不需要再委屈自己做这个事情。
记者:对台湾族群被撕裂、两极对立的状况，您痛心吗？
施明德:我非常难过。这让我有切身痛苦，我出去就碰到、看到、听到这些问题。我不客气地讲，拜托，你们都没被关过、折磨过，你们怎么充满了那么多怨恨呢？很奇怪！你们在折磨自己，你们影响整个社会的愉悦！
目的不能美化手段，不能因为你的目的很崇高、神圣、伟大，就认为你可以不择手段完成你的目的，卑劣的手段就是卑劣的。
情创无痕，却能碎心
记者:坚持信仰，让您失去太多，您是否也有不能承受之时？
施明德:我可以无畏死刑的审判，也不怕权势，但1976年我在牢里，我的家庭破碎时，我也痛不欲生！所以我才会讲，“情创无痕，却能碎心”。会有哪方面刚强、坚定、无敌铁金刚，但某些方面也可能很脆弱。
麻糬(施先生用闽南话读作“麻吉”)是糯米碾成粉做成团，你可以把它变成四方的，也可以把它搓成长条、球形状；一个人本来要保住本质和外形，但当压力大时，你只好像麻糬一样弃形保质，在牢里，我就秉承某种“麻糬精神”。我一生四分之一世纪在牢里度过，很多人看到我本人，都不能相信我是一个被囚禁了20几年的人，(他们觉得)我应该充满怨气和恨气、杀气，我在台湾的政坛谈和解，主张两岸和平，怎么会？历经沧桑之后，我对人生当然有不一样的看法。
记者:您对感情怎么看？
施明德:人的感情像条无形的线，一旦有了感情，那种牵挂、捆绑，你想解脱都没办法。感情的创伤没有痕迹，却可以让人的心都碎掉。
前年我在国外，台湾有个作家李昂又骂我，李昂是我前女友，我只能讲，“曾经相爱，很难相恨！”她可以恨我，我没办法恨她。她与我前妻再怎么侮辱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公开回骂一句。
到最后，功名利禄已成空，但深情深爱仍在心中。如果一个革命家、改革者都对感情没有那种狂热、执著和投入，我也不相信他真的对抽象的包括正义、公益、自由会有多少坚持，它们其实是共存的吧。
记者:您的“三不原则”流传甚广。
施明德:我在台湾真的是个传奇人物，很难相信，一个人，一生被囚禁四分之一世纪，没有怨，没有恨，到今天还三不五时地有绯闻出现。作为传奇人物，你必须面对:你做过的事，绝对不能否认；人家说你做过的事，你也不能否认，好像“三不主义”。
1990年我坐牢出来，现在高雄市长陈菊的弟弟是美丽岛时候我的助理，他在台大前开了家日本餐厅，请我吃饭，我去了，问他这十来年好不好，他说，“一不主动，二不拒绝”，所以很好。我就讲，如果你喜好玩，还要加上“不负责”，“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叫“三不主义”。
正好一个“立委”把喝酒场面开玩笑的话拿来对媒体讲，说我的“三不主义”……这一传，我到哪都有人谈起“三不主义”。我只是在喝酒场合里讲了个玩笑话，要做到这三点，的确很难。(笑)
记者:爱情也是成就您的传奇的重要部分吗？
施明德:(笑)我不知道，也许吧。很多传闻未必全是真的，我跟文茜吃饭，外面就认为陈文茜是我女友，至少是前女友。我跟她感情深厚，但不是男女之情，是父女之情。
记者:您身上的浪漫主义情怀与生俱来吗？
施明德:没有东西可以与生俱来，我第一次听到报纸称呼我是“浪漫的党主席”时，我才开始认真看浪漫到底是什么？浪漫很多是鲜花、美酒、恋情、烛光……所有解释我都不满意。
最后，我给浪漫下了定义:浪漫，就是以有限的资源或条件，想追求无限的目标和理想的那份情怀与气质。浪漫是一种情怀、气质，它当然不可能与生俱来，它是一种素养，一种文化。监狱跟“浪漫”很难画等号，这也是我蛮传奇的一部分。
记者:“沧桑一丈夫”的您，最珍惜什么？
施明德:又是个难题……(施先生短暂思索)别人很珍惜的，我未必。我现在总是尽量用最多的时间陪我女儿，一个7岁半，一个9岁，这都很平凡。
很多人批评我的感情生活，都没道理。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台南选“立委”，台南神学院的牧师找我说，你选“立委”当然够格，但人家问你的感情生活怎么办？后来我感性地跟他们讲，你们都是很单纯生活过来的人，我22岁坐牢，出来30多岁，不到两年又进去坐牢，再出来50岁了，我根本没有家庭生活，你们用一般人的观点看我，有时会不会觉得太残忍？
最近有人要(给我)拍电影，我说，我活着你怎么拍，等我死掉你再拍吧。
记者:家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施明德:是我休息、养病、工作、安慰的地方，很好。除非有大事，否则我很少出去。
记者:如果一定要选择一种死亡方式，您会怎样？
施明德:我的人生哲学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的人生规划是从现在开始往后伸，我的人生规划倒过来。我认为人生有两点，一是生，一是死，我不能选择我的生，我希望能参与我的死。
从我年轻时，我就想，怎么死法对我最好？我最喜欢的:第一，殉道，为了理想、信仰全力以赴，最后即使被枪决，子弹打进胸膛，鲜血冒出来，血花多么灿烂美好；另一种，如果不能殉道，殉情很好，黄泉路上有人相伴，多么美好。我现在困难的是，今天我因红衫军(被起 诉)，他也不敢枪毙我，我殉道几乎没机会；殉情呢，年华老去，大概也没机会了。
我常跟人开玩笑讲，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寿终正寝，就不要参加我的告别式了，因为这样的死法太平凡了，如果我真的这样死，是上帝对我不公平。我至少要死于非命吧！(笑)
我已经很够格在我的墓碑上刻三个字——“奉献者”。
记者:您在乎未来的历史评价吗？
施明德:任何人的历史都是自己写的，我一生真的很严谨地，尽心尽力地，在写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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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王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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