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岛事件”时我不认识陈水扁、谢长廷，如果没有“美丽岛事件”，这些律师根本不在民主化运动里头，他们只是普通律师。陈水扁那时的辩护素养在A、B、C级中属于C级，谢长廷、苏贞昌还算A级辩护律师。那场政治审判最重要的是政治辩护，不是法律辩护，他们反而上了一次政治大课。
记者:现在陈水扁、谢长廷与您站在当年的对立面，您是否反思过这个转变？
施明德: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耀。我并没有跟权力站在一起，而是跟公益站在一起；我没有跟贪腐拥抱，以后台湾的记录一定很清楚。一些打手就说，红衫军的经费不清不楚。莫名其妙！印章在律师那里，花费要经过几人签名、盖章同意，都不是我签名。我如果在金钱上有任何贪腐，阿扁会饶了我？不马上把我起 诉？！
记者:您对朋友怎么看？
施明德:我的朋友很多。如果没有反贪腐，我在蓝绿高层都有很多好朋友。反贪腐会有影响，因为我站在一些人的对立面，他们在政治利益上必须要保护陈水扁。
我是一个没有永久敌人、却有永久朋友的人，即使敌人欺负、压迫过我，到最后我还是会宽恕。有个学者一天跟马英九讲，一个没办法跟施明德做朋友的人是很奇怪的人。马英九跟我的关系就有点怪怪的，(对红衫军的态度)是检验他是不是政治领袖，我觉得，他有电影明星那样的偶像魅力，但不是政治领袖的魅力。
民主一课，没有句点
记者:28年前，您参与美丽岛游行挑战国民党政权，成为阶下囚；现在，您领导“倒扁”运动，又将面临司法惩治。历史轮回中，您是否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施明德:我这么一生忠诚地在实践，我生命中有这样多美好的经验，我真的感谢上苍！
去年以前，我最大的工作是在台大政治系设了“施明德讲座”，促进内部和谐、两岸和平、台湾民主化，是我认为该做的。但没想到我最后还必须要跳出来跟百万人民站在一起，餐风露宿这么久，创造了一个世界少有的运动的和平落幕。上天对我真的太仁慈，我一点都不觉得是牺牲品。
记者:这个过程，您是否顾及个人安危？
施明德:我奉行是非、原则、立场，不需在意这些。那时充满危险，去年红衫军的时候，有人到我家附近，开了一枪，把玻璃打碎了。警政司长亲自打电话说，可不可以派霹雳小组保护我。我那时周围有全副武装、实弹的霹雳小组，有保全公司、和平卫队。我睡觉时，外面全部包围；我游行时，根本很多人没法接近。那时确有太多这样的声音跟可能性。其实对我来讲，如果那时真有人完成了这个工作，何尝不是我生命最美好的终结呢？(笑)
记者:您一生面临牢狱之灾，对生命是否有更深思虑？
施明德:中国话讲“多难兴邦”，人生具有挑战，不要怕折磨、挫折、苦难，因为这是成长必要的条件。
我一生愿意站在公益跟正义一线，当然跟掌权者站在对立面。以前我担任过民进党主席，陈水扁、民进党很多现在当权干部都曾是我的老部属、老同事，一直关系很好，但到最后要反贪腐时，我也必须做出抉择，切割了革命的温情主义。
记者:您自称“民主的老兵”，您自认的使命现在是否完成？
施明德:2000年我觉得国民党倒了、民进党执政了，我一生奋斗，希望结束国民党独裁、腐败政权，我曾有点松懈，但看到民进党、阿扁这样贪腐、无能，我必须再站出来，所以我得到一句话——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
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每个时代都有新的民主议题出现，都必须不断努力。民主今天是否完成？没有，因为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必须不断努力下去。
记者:您认为街头运动在台湾还有多大空间？
施明德:任何空间都存在。不要说台湾已民主化，就没有群众运动的必要。
记者:有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倒扁”运动成就了施明德，您如何看？
施明德:评论太多，我根本不在意。智者永远是智者，愚蠢的人再怎么也聪明不起来。一个不招嫉的人就是庸才，你在浪头上，一定首先要面对风暴。
很多毒蛇派的或尖酸刻薄的话，你理会，会忙死，你在意，会气死。如果我真在意这些，我怎么度过我那么漫长一生的煎熬、折磨跟羞辱？从来没有停止过，国民党时代这样，民进党时代也这样，但我仍傲然独立存在。
忍耐不够，必须宽恕
记者:您现在的身体情况怎样？最近怎样安排？
施明德:去年7月，我发现得了肝癌，(肿瘤)大概1厘米，电烧了；今年我又到美国做了个手术，这段时间我处于养病当中，除必要的出国、演讲或研讨会，连本来在台湾有些大学的课，我都停掉了。(“倒扁”运动)那时刚发现肝癌，连续100天都睡在“总统府”前、火车站，当然欠缺休息。
我在休养，我准备出版回忆录。写书，素材整理最重要，我办公室有整箱整箱的资料，在清理战场，我是刻意的。得了癌症很好，我得了肝癌，知道生命有限，很多事我不要理会，想做、该做的事，我就努力做。
记者:您平日有哪些兴趣？
施明德:坐牢不可能养什么兴趣，坐牢这么久，我连打球、跳舞都不会，就是看东西、思考、写点文字。现在有机会我就出国，演讲兼旅游，我最近到德国演讲，在德国、意大利、法国转了20多天，我(出门)要打扮，戴个墨镜、绑个马尾，我这样子很好认，反贪腐以后，我到新加坡、泰国都被人认出来，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麻烦”了。
记者:您是否常感到孤独？
施明德:我坐牢20多年，当然觉得很孤独。我孤独，但我不寂寞。
其实孤独、被囚禁还好，我真的难过的是，一些老朋友甚至我离婚40年的前妻还可以骂我，让我觉得很痛。我前妻已再婚，跟她后来的先生在一起，又生了4个孩子，孩子都30多岁了。我坐牢，关了十几年，她不要我，正常，我虽痛苦但可以接受，但抛弃我的人说我“抛妻弃女”，她竟然还要求我照顾她，这真的很荒谬！她现在还跳出来辱骂我，把我以前写给她的情书要拿来侮辱我……
记者:您如何感悟到宽恕？
施明德:1990年5月，我坐牢出来，记者围在那问，你最想对世人讲什么？我马上回了:“我要对所有为理想、公益而受苦受难的人说一句话——忍耐是不够的，必须宽恕。”
忍耐是不够的，必须宽恕。宽恕，是结束苦痛最美丽的句点。用报复、以牙还牙解决苦痛，都有副作用，宽恕，只有宽恕。示弱是强者的美德，只有强者，才有示弱的权力。一个懂得宽恕、包容的人，他的生命力会很旺盛，人生会很圆满；一个不懂得宽恕的人，他常自囚在无形心牢里。
我25年都关在房间里，就是看书、写东西、思考，面对生命的折磨、日夜孤单的摧残，能做的就是知识的增长跟心灵的提升，我的某些想法的确跟我同时代的人很不一样。
记者:您曾是“两蒋”时期的重犯，您现在对蒋介石是什么态度？
施明德:个人扮演的角色不同，(蒋介石)他是独裁者，他关人、枪杀人很正常；我是反抗者，被关也应该，里头没有个人恩怨。我也跟他孙媳妇蒋方智怡一起吃饭，我跟章孝严(即蒋孝严)也可以喝酒。2001年，章孝严第一次选“立委”，在台北，要我给他站台，我真的去了，旁边人很奇怪，我上台讲:他的阿公(爷爷)、爸爸关过我20多年，我今天站在这里；他的阿公、爸爸没关过我的话，我可能飙车死掉、被情敌杀掉，我不可能念那么多书，意志更坚定、知识更增长、智慧更成熟，压迫者对成就我也有贡献，所以，我愿意站在这里。
人生就是这样，要从好的方面想，不要老想坏的那面。感受到坏的那面很痛苦，再把痛苦展现出来，已不是我要的。我已不愿意把痛苦写在脸上，不愿意把苦难穿在身上，如果我有意识。
记者:您是否有崇拜之人？
施明德:每个年代、每个领域都会有自己比较喜欢的人，比如处理内部冲突议题，我非常喜欢南非的曼德拉跟德·克勒克。
记者:对您来说，目前人生中要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施明德:我真的很难想象……以前家里人讲我是“历经沧桑一男人”，我不晓得什么事情会让我颤抖、让我觉得没法面对。没有挑战的生命是黑白的，不断地挑战、回应，人生就这样不断成长、提升。疾病很正常；我不太喜欢面对那么多群众，去年(“倒扁”)那次，不得不，事实上我是个蛮腼腆的人，但在那个场合，就很自然了。(笑)
我是和平主义者
记者:1984年、2007年，您两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您如何想？
施明德:如果得奖，我希望能促进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我也希望台湾能化解内部仇恨跟对立。这是个很现实的社会，诺贝尔和平奖是全世界有权有势的人都在争取的，一生被提名两次，我觉得已是莫大荣耀。
记者:“特别费案”，马英九被判无罪，您如何看？对目前台湾司法系统发挥的功能，您怎么看？
施明德:我不想评论，这时台湾司法独立必须被尊重。司法独立，台湾人民需要多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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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王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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