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如果活到中共建政，活到文革，会是怎样一种景象?

毛泽东1940年1月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对鲁迅作出了自己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段话，把中国人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最高峰，大有盖棺论定之势。

十几年后，经历了中共建政成立以来的多次政治运动，面对着“舆论一律”的状况，一些心有余悸的党外人士私下里传问起这么个问题：鲁迅活着会怎样？传问得多了，最后传到了毛泽东耳里，结果就有了毛泽东1957年的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8日，毛泽东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的：“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33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第二次是在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到：“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以上两次谈话内容都可见于《毛泽东文集·第七卷》，而第三次谈的内容则是由鲁迅之子周海婴披露的。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个事儿得到了电影演员赵丹的夫人黄宗英的证实。黄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一文中说：“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大的会场，……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这毛泽东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内容，前两次都基本符合《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评价，而第三次则与之大相径庭，因此，有些人就对其内容表示怀疑，认为毛泽东不可能在一年中说出截然不同的评价来，而且以毛的“智慧和风度”，他不会在公开场合说这样的话，因此，这第三次的“罗毛对话”是杜撰的。

谁是谁非？让我们试着辨析一番。

首先，“罗毛对话”发生的1957年7月7日是个什么时候？是在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正式开始的一个月后，而“反右”的目标就是那些在“整风”中发表了“右派反党言论”的党外知识分子。因此，毛泽东在有大批党外各界名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说出这样的话，显然意在警告大家不要“乱说乱动”，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政治运动和他那“伟大政治家”的魄力。而前两次谈话是在1957年3月，当时毛泽东的“双百方针”提出还不久，他正在酝酿“整风运动”，大会小会上不停地宣讲“双百”，因此，在那两次“座谈会”上以鲁迅为例，是要打消人们的顾虑，是鼓励人们说话的意思。所以这三次谈话的前后矛盾完全符合从“整风”到“反右”的“政策变化”，毫不奇怪。

其次，我们不能以那些“主旋律”影视和出版物中表现的毛泽东来领会他的“智慧和风度”。从许多有关毛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个大开大合、性格鲜明的人物，许多清规戒律在他那儿是无效的，而且当时整个中国只有他是任何话都敢说并能说的。况且，他那些话虽然是公开说的，但却是在控制了范围的“座谈会”上，听众都是一些“高级党外人士”，自然与公开发表、任何人都能看到的“毛选”中的说法是不同的。

而毛泽东在类似场合的“敢想敢说”，已经在许多回忆文章中有所涉及了。1998年11月20日《南方周末》登载的《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一文披露：据薄一波（当时任副总理，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安子文（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告诉刘源（刘少奇之子），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当前的工作是要抓“敌我矛盾”，刘少奇却认为“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两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一怒之下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当着那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能说出这样的话，那么他对那些党外人士“估计”一下鲁迅怎么不可以呢？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和1957年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虽然说法不同，但都是服从于他所认为的当时的战略方针的，是“伟大政治家”全盘计划中的一个策略，我们如果过于天真轻信，岂不可笑？

至于鲁迅49年后如果还活着，他会怎样？毛泽东的谈话给出了三种可能：一是因继续像以前一样写而被“关在牢里”，二是当歌功颂德的“文联主席”，三是“一句话也不说”。第一种可能，是真正敬重鲁迅的人们所希望的，但考虑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鲁迅的地位，似乎可能性不大；第二种可能，虽然有郭沫若的例子在，但以鲁迅的性格看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也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第三种可能，结合政治环境和鲁迅的性格，并考虑高尔基和梁涑溟的例子，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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