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同西方议会制相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什么特点和重要优势呢？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根据我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与“一府两院”不是相互掣肘，不是相互拆台，不是唱对台戏，而是合理分工、协调一致地工作。人民代表大会中也没有西方议会中各议会党团的明争暗斗，而是充分发扬民主，在充分协商、基本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正如邓小平同志精辟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从实践来看，我国人大制度也对保障政府工作的迅速协同高效提供了强大制度保证。无论是战胜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还是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或者沉着应对当前仍在困扰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所表现出的快速决策与高效执行的能力，都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美国《纽约时报》把中国抗震救灾与2005年美国政府在卡特里娜飓风的救灾做过比较，认为中国政府处理自然灾害的表现，充分显示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和政府的能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集中力量办大事，共同实现我们的目标。从20世纪50年代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20世纪60年代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从改革开放以后确立和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到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55年间，我国所有重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纲领、目标、政策、措施，都是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上升为全国人民的意志，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法令的形式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去实现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动员、组织人民方面所显示的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是社会主义制度强大优势的生动体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团结、稳定和统一。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充分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人民的利益，体现人民的意志；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人民手中，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坚持和不断巩固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地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拥有56个民族的大国，人民代表大会由各民族选出的代表组成，法律上保证每个民族都有代表参与国家政权，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保护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实践证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符合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有利于各民族的大团结和整个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

3.中国决不能搞“三权分立”

谈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总会有人拿它同西方的“三权分立”作比较。有人认为，只有“三权分立”才是真正的“民主”形式，才能保证政治体制的良性运转，因而，极力主张中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也搞“三权分立”。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三权分立”呢？

认清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意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掌握，相互独立、互相制衡。最初的“三权分立”是阶级分权，有削弱王权、反对封建的意义。资产阶级统治稳固以后，“三权分立”演化为资产阶级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权。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着大量的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他们通过分权制约的方式来协调内部不同利益的冲突。在我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利益不同的集团，因而也就没有“三权分立”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有人认为，“三权分立”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最佳政体。这种说法对吗？

从实行“三权分立”国家的实际来看，由于三权分立带来的权力中心之间的互相掣肘和拆台，往往造成几个权力机关各说一套，各行其是。在这种“民主”形式下，一些简单的事情常常被复杂化。相反，一些重大问题，却因为政客们为维护各自所代表的利益，互不相让而一再拖延、议而不决。1995年，美国国会和总统克林顿因财政预算的意见分歧僵持不下，互不让步。国会执意不通过预算案而另提一个预算案，总统不妥协而宣布联邦政府关门。近20年来，由于国会与行政机关之间相互扯皮，美国政府曾六次面临关门的尴尬境地。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也认为，权力分立论不符合积极增进效率的原理，它是以对国家权力及其行使人持怀疑的、不信任的、猜疑的态度为出发点的。这无疑是“三权分立”制度的硬伤。

有人提出，“三权分立”是现代社会最“民主”的政体。这种说法是片面的。

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纯粹的民主，而只有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民主。“三权分立”这种模式是西方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权力运作方式。列宁曾经指出，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三权分立”就反映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事实上，西方国家设置三个机关来扮演互相制衡的不同角色，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避免某一个利益集团独揽权力，保证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但这种制度设计并不能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因为参与制衡的每一方都是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不是人民的代表，甚至不是多数人的代表，不能保证权力行使的广泛代表性。实际上，“三权分立”只是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制衡和权力分工。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特征相适应的精巧设计，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维护资本统治的有力工具。

还有人提出，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可以有效地防止腐败。这也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

比如，在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中，政治游说是相伴而生的产物,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这已成为一种公开的政治腐败行为。据称，美国有游说公司2.5万多家,仅华盛顿就有近4000家、各类说客3.5万人。这些说客,或是游走于国会,或是出入于政府部门,穿梭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为各个利益集团充当纵横捭阖的说客。前几年，美国波音、雷神等六大军火公司为得到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合同，游说美国国会山，所投入公关费用就达5100万美元，而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利益达千亿美元以上。这些已被揭露出来的内幕，只是西方国家权力腐败的冰山一角。而且在“三权分立”制度下，权力分配形成了一个利益分配的共同体，很容易成为制度性腐败的共同体。最明显的，就是媒体对这些腐败行为的披露有一个看不见的边界，一旦这种披露涉及制度本身，有可能伤及政体乃至国体时，“分立”的权力就会发挥一致作用，各种报道便会戛然而止。

有人认为，“三权分立”是所谓的“国际惯例”，具有“普世性”，所以我国也应实行。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