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追缉令:刘文和刑侦队伍的组建

“我们的基础工作薄弱，队伍素质差，才被‘二王’逼出了悬赏通缉令。”2月12日沈阳案发，3月刘文被公安部指派做“二王”案总指挥。3月底他来到武汉的岱山派出所时，“二王”刚刚打死3名警察，并抢劫枪支逃跑。“我到的时候，正有一帮群众，围住了派出所，他们说，公安局干脆换牌子，改叫粮食局算了！”刘文心里特别不是滋味。80年代初中国公安，所谓刑事科，15块钱以上的事全管，“没有应对暴力犯罪的经验”。“文革”结束后，社会治安和风气都有所变化，现在正编写《中国刑侦史》的刘文说，“‘二王’是一个转折点”。

“二王”案时间之长、地域之广、投入之大，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前所未有。“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对‘二王’的活动做出准确判断。沈阳连杀4人后，能够肯定的是‘二王’的4次露头，从北京开往广州的47次列车上开枪，湖南衡阳打死1人，湖北岱山、武汉打死4人，安徽淮阴抢劫2.1万元，一直到江西广昌被击毙。”刘文说，“而且都是因为打了遭遇战。我们的人开了3枪，一枪没中，还被人家给打死了。”“二王”案结束以后，刘文说自己情绪完全提不起来，“7个月才破案，应该吸取教训！有什么英雄可言？”同年夏，邓小平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第一次做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指示。

2月至4月，公安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5月，悬赏2000元的通缉令一夜间贴满了大街小巷。刘文至今还保存着这张发黄的通缉令。除了“二王”的相貌特征，背面还印着“只许张贴，不准广播登报”。“当时害怕影响不好，通缉令也来不及让各地去印，只好我们印好，派飞机运往全国各地。”新中国成立后从没悬过赏，刘文曾仔细研究了香港、台湾地区，清朝和民国时代的“悬赏通缉”。“我当时对领导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不该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专利。”刘文笑着说，现在悬赏50万元的多了。当时送到，批示“同意”，但是奖金从5000元”改为了“最高2000元”。

此后刘文背着一台十几斤重的电话，跑遍了广东、安徽、江苏、湖北、河南、陕西和河北。“那个电话是最高级的了，瑞典的。还带着个电台。”因为还没有专车，刘文去很多发现线索的边远地区都要坐公共汽车。“当地的公安局给我们开个证明，说有两个警察同志要坐车，麻烦保留两个座位。”刘文还特地买了100件防弹背心，“200块钱一件，到一个地方只发一件”。刘文说到自己走过的每一处，都会激动地站起来讲，“我们在广东白云山也是围堵了，武汉还调动了军用直升机，还是没逮到”。80年代公安的装备也很落后，没有110报警电话、巡警、特警和检查点。“连传真机也是为了‘二王’买的，好赶紧把照片传往全国。”只有公安部有自己的特警队，“特警队当时的待遇和空军一样，要吃空军灶”。因为江苏等地警力不足，民警的枪法不准，刘文被特批可以带10名特警前往协助。“我专门找了人，给他们做饭，每顿都有肉，还有巧克力和水果。特警们看到我吃普通灶很不好意思，招呼我一起吃，我说自己带着粮票哪。”

当时全国各地都出现线索，“每天都有电话来说，‘一高一矮又来了’，搞得上上下下都紧张，但经查证，都是假的。特别是出现了很多‘假二王’，冒充‘二王’到处作案，我在大连围堵了半天，抓到了一高一矮，他们还‘承认’自己是二王呢！”特别是悬赏通缉令发布后，提供线索就可以奖励1000元，查实的奖励2000元。刘文说，“和现在动辄50万元悬赏捉拿在逃犯可不一样，有人说公安无能，拿钱买人民的自尊，也有人说这样省警力、省经费”。

关键还是当时公安办案的方法太落后。“我们还习惯于，先侦查现场，再找出证据，再追捕犯人。”但通缉令带来的问题是，刘文说，“等我们找到证人要描述人家的长相，人家早回家拿了钱和地址跑了”。除了群众路线，最有效的方针是:“我们必须迅速主动出击，设包围圈，大、中、小3个。”江西广昌最后的围堵正是如此，“我自己当时参加了6次大围堵。此后应对暴力犯罪有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