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执行

从1980年到1990年，计划生育工作如火如荼。

工厂、机关的围墙上，到处刷写着“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的巨大标语。马玉清还记得，1980年后，开始对违反计划生育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情节严重者还会被开除党籍、公职。

在那个时代，城里人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是国家给予，不是国家干部就是“国营”企业的职工。双开，意味着一个人几乎没有生路可言。

1982年，马玉清的工作出现了一个转折，她被调到崇文修理公司新组建的职工学校担任副校长。那时候，正是计划生育推行得最严格的时期。

当时的政策是“一环二扎”，即生头胎的要上环，生二胎的要结扎。一些偷偷怀孕的妇女，被送到医院去引产。而按照当时卫生部的规定，医院事实上是不能为大月份的孕妇引产的。

曾担任过北京市宣武区计生主任的郭新华，曾亲身参与过一次阻止生育的行动。有人要生第六胎，计生部门多次找上门来，对方不听劝阻，在法院的支持下，那个孕妇最终被引产。

那对夫妇，男方曾经结过婚，有了五个孩子，女方则是新婚，第一次怀孕。

“现在想来，一这是不对的，二这是无奈的。”事隔多年，已经成为计划生育工作优质服务专家的郭新华说。

而在广大的农村，一些地方政府执行了过于严厉的措施，一些农村夫妻为了生男孩，背井离乡，到处奔波。199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小品《超生游击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个能让人笑出泪花的小品背后，是部分农村地区异常严厉的对待违反计划生育者的处罚。

1995年7月10日，国家计生委专门发布“计划生育七不准”，其中包括，不准大月份引产；不准非法关押、殴打、侮辱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员及其家属；不准毁坏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家庭的财产、庄稼、房屋；不准组织未婚女青年进行孕检等。

从1980年后的10多年来，中国人口的高增长势头终于被遏制，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千分之十。

转变

1989年，马玉清重新回到崇文修理公司负责计划生育工作。此时，计划生育工作已经从工会口，转到经理办。这一工作也被定为“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一票否决制”的高度。

不过，在这个大都市的中心地带，马玉清也发现了一丝新的苗头——更多人开始接受只生一个的理念。

生两个，谁有精力去养啊？

彼时的中国经济发展不断加快，城市生活的节奏也越来越快，多子多福的观念已经在城市越来越淡薄。关注当下，成为城市人的重点。

1993年，时任宣武区计生委主任的郭新华组织人员进行了一次人口分析，最终的数据显示，在宣武一对夫妇平均生育0.68个孩子。此时，宣武区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的状态。

再单一地只抓控制人口，是否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这成为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一个难题。

1994年，中国参加了开罗举办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这个大会重要理念“以人为本”和“生育的权利”，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响应。

“以前戴上环就不让摘，更年期后也不行，很多人肚子疼都不知道为什么。”郭新华说。在宣武区，计划生育工作者开始组织给更年期后的妇女摘除避孕环。

1990年，国家计生委更是要求计划生育工作者们，实现工作思路和方法的转变。

从单纯的管理，那些曾经严厉的计划生育工作者们，开始了服务。

1998年，马玉清退休了，成为当地居委会的计生主任。

她很快做了件让她名声大震的事——她帮助一名不孕的妇女找到了医生，成功怀孕。现在，这类事情被称为优质服务，成为衡量计生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标杆。

控制人口，已经不是计划生育机构惟一的工作。在北京，政府开始给计划生育贫困家庭贴息贷款，3万余户贫困家庭得到了7.1亿元的贷款。缓解人口老龄化矛盾和艾滋病预防也都纳入了计生部门的视野。

2001年，计划生育终于有了全国性的法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出台，使国策上升到法律层面。一年后出台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范了违反计划生育的“罚款”。

最突出的变化，是中国开始明确强调禁止强迫孕妇引产。

2005年8月25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白皮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和处罚行为，也不允许强制做人工流产、节育手术和堕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