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光环
9月5日，芜湖一家六口人到小岗村参观。到中午，没找到吃饭的地方，就来到严金昌二儿子家开的小卖部里，买了几袋面包“凑合”。
严金昌说，现在来小岗村“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小卖部的生意也好了不少。
利用“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光环，发展红色观光旅游是小岗的一个重点。“大包干纪念馆”正在重新布置、装修，“当年农家”保留大包干时的农家风貌，时刻等待着游客观赏。
为了解决游客接待问题，小岗已经确定了发展“农家乐”的方向。9月12日，沈浩告诉记者，小岗已经确定4户村民作为“农家乐”示范户。几天后，将有一个120人的团体到小岗旅游体验，都住在农家乐里。
在严金昌的眼中，理想的生活就是住在装修不错的楼房里，腰包鼓鼓的。现在缺少的，主要是腰包不鼓。今年3月，小岗村与附近的石马、严岗合并。根据小岗村村委会提供的材料，合并后的小岗村有23个村民组，849户，3823人，承包耕地8713亩。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宣布，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对沈浩而言，实现“严金昌们”的愿望，空间更大了，困难也更多了。沈浩确定的合作化发展方向，进展并不顺利。一部分农民的土地加入了合作化，更多土地还没有加入，对此的争论和观望还在持续。长期关注小岗村的作家温跃渊说，小岗人对大包干有一种特殊情结，他们很眷恋过去的形式，观念的改变需要时间。
沈浩承认，让小岗人转变观念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光环是一个包袱，我们要甩掉包袱往前走。”沈浩说，继承大包干的精神，不断创新，小岗一定能重新崛起。
本专题与新浪网合作 记者 易靖
> 共和国纪事系列文章: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逐步延展、扩大、深入，才有了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农村改革，起源于安徽小岗村，广为人知。
但是，有这样一段历史，至今尘封，从未开启——
早在1978年9月8日，江苏省泗洪县上塘公社党委在没有任何政策和领导指令的情况下，毅然作出决定:以当时的人民公社为单位，对人民公社本身的僵化体制进行改革，动员全公社广大党员干部率领3.6万农民破体制、分田地、搞改革，开了当代中国农村以公社为单位公开、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此举比现在公认的“中国最早实行大包干的安徽小岗村”联产承包制改革，还要早90天，也比同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早了101天。
本文作者刘朝文同志，现任职江苏省泗洪县政协副主席，他以此次改革知情者、参与者、执行者、研究者的身份，忠实记录了那段发生在苏北洪泽湖畔被封尘30年、鲜为外人所知的历史。从中人们可以真切地感悟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动因和力量源泉，以及改革之初广大干部群众所付出的艰辛。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当这段历史徐徐揭开时，冰心老人的话频频跃入眼前。
时光如梭，冰心老人逝去已远，但老人的话耐人寻味，余韵绵长。
上塘改革内情启封
——全国第一个“大包干”公社的历史回溯
-刘朝文
公社书记的动员报告令人心惊肉跳
1978年暑假，笔者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后，回到上塘公社担任响桥大队第六生产队会计。这期间的人生经历，让笔者铭刻在心，永生难以忘记。
9月8日，上塘公社第一个三级干部动员大会隆重召开，会议规模空前，除了每个生产队留一名非主要干部组织全体社员收听大会广播外，其余从公社到生产队的所有干部，全部集中到公社参加会议。
不包括比邻的安徽省泗县和本省周边公社赶来的外地人，仅一个上塘公社，通过有线广播喇叭，就有3.6万农民在家门口收听大会实况。
会议主题非常集中，就四个字——“联产承包”。
报告人——上塘公社党委书记张世明。
“别看那红旗招展，黑压压一片人，那不是干社会主义的，而是骗社会主义的！出勤不出心，出人不出工。你看我，我看你，实际是在哄自己！”
张世明的话掷地有声，惊天动地。
“同志们啊，不管你是不是党员干部，总该有良心吧！从人民公社成立开始，大呼隆已经20年啦……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啦！
“大家绑在一起混，老百姓都穷到什么样啦——裤子露屁股，走路光脚板，房子不像房子，家不像家，到处都是娶不上媳妇的老光棍、小光棍……哪里还能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只有实行‘联产承包’，才能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上塘人才能真正翻过身……”
张世明一双大手敲着桌子，语重心长。
这番话，会场内外的人听得目瞪口呆，但如同久旱逢甘霖，大家越听越上瘾，越听越过瘾。
动员会开了整整一上午，会议刚刚结束，一辆疾驰而来的北京牌军绿色吉普车开到上塘公社大门口。一声刹车，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只见两人下车，朝会场走来。
来者匆匆走上大会主席台，神情严肃地说:“刚才公社党委的动员报告，不符合当前中央政策，‘联产承包’上面没有文件，不能干；任何人，都不要犯这种政治路线错误……”
发话者是张世明的上司、当时中共泗洪县委的主要负责人。
张世明作了半天动员，给全公社干部群众打足的气，被这短短几句话放得差不多了。
“这真叫对台戏啊！一个叫干，一个不许干。针锋相对，当场扒皮。”大家手捂胸口，等待“收场”。
30年后，回顾这段历史，张世明说:“尽管当时感觉实在下不了台，但仍觉得‘联产承包’是对的。”
由于上午的会议精神被上面当场公开否定，张世明估计自己和公社党委的想法实施起来，难度肯定不小。会后，他毫不犹豫地给大队书记们“上紧箍咒”:“既然你们在我们上塘公社党委领导下，就要听从我们指挥，除非你们哪个不想干了。 ”
张世明摊牌:“作为公社党委书记，我叫你们干，你们就得干。如果干错了，坐牢由我张世明去坐，与你们不相干。如果哪个不干，我们党委就拿哪个问责！回去就干！明天就干！今晚开会向老百姓作动员，更好！”
就这样，一场坚持改革与阻止改革的大戏，在本来并不起眼的上塘公社，敲响了启幕的大鼓。
县领导知情后，马上责令张世明在与9月8日“联产承包”动员会同等规模的上塘公社三级干部大会上，公开检讨。
但检讨之后，张世明仍然把大队书记留下来开小会。
张世明浓眉紧锁，神情凝重，对在场的大队书记们说:“我检讨归检讨，‘联产承包’还要继续搞，这是为老百姓好，我看错不了。不能因为怕检讨，就放弃我们的正确选择；不能因为怕坐牢，就不管老百姓死活。同志们啊，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啊！关键时候，要挺起腰杆，勇于承担责任……”
张世明“大会检讨，小会还搞”的行为，引起县委不满。县委责令张世明在与动员会同等规模的上塘公社三级干部大会上作第二次公开检讨。
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县里派人监督张世明检讨。
一不做，二不休。两次检讨，反而使张世明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第二次检讨会结束前，张世明依然要求大队书记留下来再开会。张世明拍着桌子，还是先前那些话:“我们不就是为了让上塘老百姓有吃有穿有钱花嘛？你们不用怕！是我要你们干的，干错了，要坐牢，我去。哪个不按照我要求干，我就撤你的职！”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整个上塘公社哗啦一下动起来了。
20个大队，223个生产队，到处都像当年闹土改一样，分田分地。平时不大用的传统丈量土地的“穴”字形弓子，这时成了紧缺品，一些木匠连天赶制供应。
上塘公社大街小巷议论的全是“联产承包”，各级干部连吃饭都在讲“联产承包”，广大社员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拥护“联产承包”，支持“联产承包”，投入“联产承包”，推动“联产承包”。
在上塘，“联产承包”的烈火，以前所未有的“燎原”之势，熊熊燃烧。
很快，上塘成为周边观望的热点、议论的焦点、“偷看”的亮点。
很多人跑来上塘“看热闹”“看门道”“看技巧”。整个泗洪被上塘“联产承包”影响着，触动着，激荡着。
家庭联产承包 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眼看“形势”就要“失守”，中共泗洪县委坐不住了。县里要专门召开常委会研究对策。
但出乎意料的是，长期在上塘公社所在泗洪县西南片工作的一位常委，把他在上塘看到的、听到的，如实道来:“上塘的做法，你说他对吧，不符合上边文件精神。你说他错吧，确实又得到了老百姓拥护。老百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欢喜，劳动积极性这样高！”
会议无果而终，好在县委主要负责人还算民主，决定县委几位常委全部出动，分头到上塘各地私访。
耳听为虚，眼见是实。上塘老百姓热火朝天的干劲，感化了下访的几个常委。他们感慨道:“联产承包”的确管用，社员顺心，干部顺手，生产顺路。
“如此好形势，如果硬要收起来，上塘老百姓非造反不可。”泗洪县委一时没了主张，对上塘既不说错、也不说对，静观其势。
县委有所松动。但是，当时主管泗洪县的淮阴地委却毫不让步。
不久前，在专访张世明时，他向笔者回忆说:“地委主要领导和各个系统、各个部门，三天两头派人到上塘，走大队、进小队、串农户，找‘把柄’。其中地委主要领导多次亲临上塘公社，把搞不搞‘联产承包’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和‘ 坚持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对上塘公社党委班子成员特别是我本人批评来指责去。”
张世明被批评急了，“回应”说:“让老百姓穿露屁股裤子、干活饿肚子、住房透风雨，那就叫走社会主义道路？”
正当大家憋足劲、顶力向前时，《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又给了上塘人当头一棒。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长篇来信。
《人民日报》为来信加了这样的按语:“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这篇报道坚定了淮阴地委工作队在上塘纠偏的信心和决心。
上塘农民用他们最传统、最朴实的方式，应对着淮阴地委工作队。
走路遇到工作队成员时，他们就像见到瘟神一样，远远地躲着走，绕道走。
有人跪在高高的西南岗上，烧着麦草，祈求上苍:不要再闹啦，给我们留一条活路吧！
改革路途很艰难，天变只在一时间。
就在张浩的来信发表15天后，即197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安徽省农委辛生、卢家丰来信《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文章批评3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来信和编者按的看法。
来信尖锐指出:有人把联系产量责任制看得一无是处，视“包”字为洪水猛兽。来信还指出:不要硬要群众只能这样不能那样。《人民日报》在为这封信所加编者按中坦承:3月15日的提法有些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
据了解后得知，《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一文，是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亲自安排组织完成的。万里还用坚定的口气对地、县领导干部说:“报纸不种田、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有饭吃，可要来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样干！ ”
安徽人敢干，上塘人也根本不买淮阴地委工作队的账。对工作队“指示”，上塘人“左耳听右耳扔”；对工作队“批评”，上塘人“拒不接受”。
可令上塘人着急的是，痛苦地又等了半年，直到1979年秋天盼来的结果，仍对上塘人不利。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虽然指出在农村夸大阶级斗争是错误的，虽然承认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但仍不允许“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包括后来北京一些媒体的主张，更是往上塘人的伤口上撒盐。
由国务院农委主办的颇具权威性的《农村工作通讯》，在1980年第2期和第3期，分别发表《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和《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文，批评分田单干违反党的政策，导致两级分化；批评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实质是倒退。
但是，此时的上塘公社，像1978年秋天一样，还是走在了中央文件精神的前面，绝大部分生产队早已在推行“包产到户”，甚至有不少生产队或劳作组已经“包干到户”。
上塘人欲哭无泪:难道真的要我们看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再回到“大集体”，再去过吃不饱、穿不暖的穷日子吗？
“水来，山挡不住；得民心的事，谁都挡不住。”
县委工作队被上塘人“同化”了，地委工作队也很快被“同化”。他们不得不承认:“联产承包”确实调动了上塘公社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
不久，戏剧性一幕又在上塘出现，淮阴地委驻上塘工作队突然消失。
据荀德麟著《淮安史略》叙述:“泗洪县上塘公社党委在群众的要求下，从1978年在全省率先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劳、包产到户的计酬责任制……上塘为淮阴专区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经验。1980年1月，中共淮阴地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决定》，介绍上塘经验，布置县、公社进行联产责任制试点工作。
“同年10月，地委根据中央75号文件精神，全面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颁布《关于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到1981年8月，已落实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9.4%。
“同年11月，新华社报道:淮阴地区推行联产责任制，农业获得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达40亿公斤。本地区人民从此解决了温饱问题。”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当时“屯兵不动”的江苏省，上塘公社改革刚刚得到泗洪县委和淮阴地委默许，却遭遇了更大的阻力。
1980年3月中旬，淮阴行署经营管理组几个人到上塘作了所谓调研后，向省里打出《泗洪县部分社队出现包产到户、分队、分田单干》的报告，给上塘“大包干”列出四条“严重”后果:一是造成思想混乱；二是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三是削弱了集体经济；四是影响了春耕备种。希望引起高度重视。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江苏省有关部门开始拿上塘“开刀”。
淮阴地委和泗洪县委只好“响应”，把已经撤退了的工作组、纠偏队重新组合起来，再度派驻上塘，配合省里来的工作队开展工作。
事实上，从1978年秋开始，工作组、纠偏队反复进出上塘，已经多次。
据张世明回忆说:“1980年秋天，‘联产承包’在上塘大见成效。但省里向地委、地委向县委，几乎一天一次电令，核心内容八个字:紧急收回，立刻纠偏。
“县委常委一班人带领56位县有关部门领导，抽调近百名副科级以上干部，浩浩荡荡开进上塘。上塘20个大队，最小的大队，进驻‘纠偏’队员也不少于3人。”
省里派来的一位“笔杆子特使”，大笔一挥，为上塘“联产承包”改革列出“十大罪状”，不是“训导”，就是“批判”。
江苏省水利厅一位负责同志，奉命将上塘公社机关干部集中起来“训话”，从晚饭后一直至次日凌晨。
没过几天，江苏省农委的一位领导又来到泗洪，他的口气更大了。
张世明说:“省农委的这位领导，到泗洪一下车就说:我这次到泗洪，是要把你们县搞‘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把现在议论纷纷的一些问题，从界限上搞清楚。像上塘这样大面积搞包产，性质就变了。这关系到所有制问题、两条路线的问题。你们讨论讨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不要连马列主义老祖宗都忘了。”
上塘人心中疑惑不解:为了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钱花，究竟能错到哪里去？
一位女社员在上级领导面前毫无畏惧地说:“你们不要瞎摆弄！先让我们这样搞上几年，有了饱饭吃、有了衣裳穿，再听你们的。”
就在省调查组准备以更严厉的措施处理上塘的时候，大环境出现转机。
上塘的做法，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支持。
1980年9月27日，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
然而，省里的一些领导还是弄不明白:上塘到底有没有问题？究竟会不会带来资本主义复辟？一位省领导亲自带着一些省里的干部，直接到上塘谷墩大队召开干群座谈会。
一位老农被憋火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大官，说话值钱。把土地分到户下耕种，我们老少有了饭吃，有了衣穿，盖上了新瓦房……你们千万不能让俺们不干！俺们已经坐到粮囤上了，不能再叫俺们下来了。求你们发句话还不成吗？”
省、地两级都说: 上塘粮食收得再多 都不宣传
上塘“联产承包”遭受干扰，不仅表现在工作队、纠偏队屡屡出现，座谈会、训话会喋喋不休，更表现在省、地两级对上塘改革的宣传报道上。
2008年春天，笔者再次翻阅了从1978到1982年5年来每一天、每一版的《新华日报》。其中，在197 8年到1981年春3年多时间里，《新华日报》没有一篇关于上塘“联产承包”的专门报道。
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新华日报》一位资深老记者感触颇深:上塘是江苏“第一包”。为解决千百万农民的生存问题，解决农村改革的路线问题，为农业发展以及城市发展提供物力和人力资源，开了好头。上塘人民和乡村干部为之奋斗所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压力，大大超过了华西村。
刘峥时任《新华日报》驻淮阴记者站记者，当年采访上塘的艰难，依然历历在目。
刘峥上报的有关上塘“改革”的选题，统统未“过关”；到上塘采访的请求，也没获许。他只好选择年假机会，暗访上塘。
采访收获很大，但所有报道都没有发表。其中一篇“供领导同志参阅”的内参，已经打出小样，报社具体负责人已经签字发排，但终审还是被领导撤换下来。
事实上，从上塘公开、全面、强力推行“联产承包”的第二年开始，《新华日报》不是没有农村改革方面的报道，但宣传的是“五定一奖”，就是不宣传上塘“联产承包”。
后来，刘峥采取“曲线报道”的策略，他报道上塘，只字不提“包产到户”的举措，只说“包产到户”的效果——
《九个新郎话新春》《泗洪县扩大花生种植面积》《“摇钱树”与“聚宝盆”》等报道，纷纷在《新华日报》“变脸 ”发表。
28年后，刘峥非常动情地说，虽然那些报道都未提到“包产到户”，但能在最紧张的时候，给予上塘人民一点支持，心中无比欣慰。
效仿省里做法，地区更是如此，连内部交流上塘先进经验都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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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易靖
编辑：
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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