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

在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后，徐水县一跃成为“大跃进”运动中的“明星县”，成为风靡全国的“共产主义试点县”。据统计，1958年3月至10月30日，先后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友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派人前来参观。

9月20日，徐水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点草案》，实行“十包”:生老病死、吃穿用品，甚至洗澡、理发、看戏等等，一切都由公社包下来。“草案”规定了实行供给制的范围包括农民、工人、干部、职员（包括教员、商业人员）及一切在徐水的工作人员。徐水县委同时宣布取消粮票，让大家放开肚皮吃，每人还可以发一张券到供销社去领布料。结果一夜之间，全县供销社的布被一“领”而光。

1958年9月15日，徐水县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改称徐水人民公社），将分配权控制在总社，经济上由县一级统一核算。9月20日，徐水县委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修正草案》，取消了干部、职工的薪金和社员的劳动报酬，对全县人民实行“十五包”。从9月份起，干部、工人、职工取消薪金，农民（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干部改发津贴，县级每月8元，科局级每月5元，一般干部3元，平民百姓2元。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丧葬等全部由县里统一包起来。此后，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权都被纳入全民所有制，所有生产资料和大部分生活资料归公。农民的房屋准备随时拆除，将修建若干个居民点，让社员都住到新村中去，以“消除城乡差别”。很快，徐水就有3万多栋房子被拆除，新房却因资金短缺、建材紧张而无法建起来，造成社员住房十分紧张，有的社员甚至连过冬都没有房住。为了加快消灭私有制的步伐，有的地方甚至连社员的家具等物品都划为公有，给社员生活带来很多困难。因此，群众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了。

两个月后，徐水百姓已经不能放开肚皮吃饭，就连基本的生活用品也难以兑现了。虽然按照供给制实行“十五包”，但全县全年财政收入总共不足2000万元，与发工资、办副业所需费用相差甚远，根本负担不起来。就连每人每年应发的两条毛巾，也只发了一条，便发不起了。11月，县委筹集了550万元，给全县公社社员发了一次津贴及部分生活用品款。12月，县委又筹集了90万元，但还是与需要相差很大，便挪用了商业上的资金700万元，导致商品资金不能周转。徐水搞了3个月的供给制，不得不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草草收场。

徐水人民公社成立后开始实行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全县一级核算，劳力全县统一调配，实行全县物资和劳力的大平调。为了实现进入共产主义的宏图，县里仓促建起工厂30个、小型企业1348个、大学11 所，文工团、剧团、医院等也一哄而上。但很快便因资金不足而纷纷垮台，刚刚建起的政社合一的徐水人民公社随之流产。

时任河北省副省长的胡开明后来回忆说:“记得毛主席视察徐水时曾为徐水县亩产1132斤粮食吃不完发愁，而实际上，徐水人民第二年就开始吃糠咽菜了。这都是那个从上到下都‘发高烧’的年代，从毛主席到普通农民，都想尽快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面貌使然；但这只是善良的愿望而已，它违背了客观规律，结果只能欲速则不达。”

毛泽东对徐水经验的否定

1958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可以看出，毛泽东已开始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

10月中旬，毛泽东到天津视察，听取了河北省委的汇报。当听到说徐水是“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还当即要求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到徐水进行调查。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又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关于在河北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尽管对徐水的成绩说了很多肯定的话，但也指出了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现象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由于有些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低，只强调军事化、纪律性，而忽视对社员的思想工作。他们在布置生产任务时，都是简单命令，遇事很少和社员商量。特别在处理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等问题时，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存在一些虚假现象。据公社干部反映，由于县里布置任务都是又急又多，下面的干部感到压力太大，因此工作中的虚假现象不少。县里和各公社对于粮食的预产估计，也多半大于实际产量。报告还提出了几个值得研究的口号。在商庄人民公社庆祝国庆节的大会上，公社党委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这些口号公开在社员大会上宣布是不合适的，因为有些口号不够实际，有的则在提法上就不够确切，喊出去，到时候实现不了，会给群众造成不好影响。过去这个县就曾宣布1958年9月争取成为文化县，而现在文盲还是不少，实际上没有实现。毛泽东看过这份报告后，没有急于批示，而是将它带到了郑州。

10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听取了刘子厚对徐水调查结果的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刘子厚汇报了一亩甘薯亩产不过2000斤，徐水有关方面却说可以产8000斤，还有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以供参观等弄虚作假现象。毛泽东对刘子厚能够如实反映情况很满意。针对当时徐水县已宣布为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毛泽东说:“徐水县实际上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种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也还不同。”毛泽东还指出，交换问题要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一部分是调拨性质，一部分是商品交换性质，还是货币交易。在分配问题上，毛泽东反对把什么都包起来，指出“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要把劳动力多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家具可以不归公”，私人间的债务不能“共产”，“废除了，两方面不舒服，借钱的觉得对不起人，外借的也不舒服”，“这些账，我看还是以还为好”。在汇报到家庭生活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阳，就没有五行了。”毛泽东最后谈到党的领导和干部作风问题，强调指出:“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么一套，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10月29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徐水工作。会议指出了徐水县共产主义试点过程中，在政策、作风、领导方面出现的问题，并责成保定行署专员杨培生将省委指示和地委意见，向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做了传达。

11月2日至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郑州举行（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徐水进行了批评:“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称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所有制即大集体所有制，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同全国全民所有制不能混同，人民公社的产品不能调拨，同国营工厂不同，如果混同，就没奋斗目标了。现在不少干部对此模糊，如果有人说不是，就说是右倾。”“我国商品不发达。……现在有些人总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共产主义的高标准降低了。”他提醒大家:“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以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8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毛泽东对徐水的工作进行了批评，说他们是“急急忙忙往前闯”，并批评了徐水的浮夸风:“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

11月10日晚，郑州会议结束。毛泽东把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又重新读了一遍，心情非常沉重。他将报告批转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此件是说徐水县的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写完这段话，毛泽东觉得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毛泽东对徐水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11月27日，河北省委和保定地委派出工作组协助徐水县解决共产主义试点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11月27日到12月25日，张国忠代表县委检讨共产主义试点中出现的问题，并先后召开几次县委会议总结经验教训。12月31日，徐水县委向省委、地委递交了检查报告，标志着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终结。从1958年9月中央派人到徐水抓“试点”，到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做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仅维系了4个月便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