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

高岗

饶漱石

高岗，陕西人，身材魁梧，满面麻子，人称高大麻子；饶漱石，江西人，中等单细的个头，清目秀眉，一望而知是在江南水乡长大的知识分子；高岗行武出身，大嗓门，急脾气，说话做事很少顾忌，敢于冒险犯难，做什么事都是大张旗鼓，生怕别人不知道；饶漱石长期从事政治思想工作，为人处事讲究谨小慎微，三思而后行，生怕自己的真实想法被别人窥察；高岗私生活糜烂，讲究美食，爱好女色，跳舞、狩猎、打麻将，无所不会，无所不精，关于他的桃色新闻不断；饶漱石讲究洁身自好，除了工作、看书和思考外，几乎没有任何爱好，穿着朴素之至，甚至有同志称他为苦行僧。

高岗生活上的不检点，或者说是好色，有悠久历史了。还在延安时期，他就有这方面的毛病。他是中央西北局书记，和一个市的妇联主任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在延安时，由于就在党中央眼皮子底下，高岗私生活尽管放肆，但仍不能不有所收敛。到了东北，尤其是东北解放之后，高岗成了“东北王”，身边缺乏监督，他就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了。

有一次，高岗在一个白俄女人那里睡了一夜，没有付钱。这个白俄女人实际是个暗娼，哪里肯白白奉献，第二天就打电话向高岗讨债。高岗当即一个电话打给东北局交际处，让他们给了这个白俄女人一笔可观的“交际费”，事情就这么摆平了。高岗还喜欢在家中举办宴会和舞会，宴会是政治性的，舞会则纯粹是寻欢作乐。他调北京后，一次郑重邀请周恩来总理参加他的家庭舞会，周恩来高高兴兴地去了。可是在舞场上，当周恩来看到昏暗的灯光下，高岗一边和女性开着不堪入耳的调情玩笑，一边同女性肆无忌惮地互相抚摸，举止粗俗，不堪入目，就再也看不下去了。他起身愤然退场，不辞而别不说，还气呼呼地对秘书说:“他的舞会，以后我再不参加!”

“五马进京”，高岗“一马当先”

高岗与饶漱石从来没有在一起共过事。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高岗在陕北与刘志丹打游击，饶漱石在上海从事白区地下工作和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期间，高岗在大西北主管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政府工作，饶漱石则在华中新四军掌握大权。解放战争和建国后，高岗一直在东北领导解放区的后勤和根据地建设以及支援抗美援朝斗争，饶漱石则始终在华东战区奔忙。他们好像既没有历史渊源，也没有个人交往。

更为奇怪的是，高饶结成同盟的主要目标是攻击刘少奇，但刘少奇是饶漱石在党内备受赏识的恩人，是他一手将饶漱石提拔起来，并长期委以重任的。历史就是这样充满疑团。要解开这些疑团，必须从1952年秋“五马进京”说起。

“五马进京”是1952年中国政坛的一件大事，他的倡议者就是后来遭到头马缠斗的刘少奇。

1952年秋，刘少奇向毛泽东建议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毛泽东和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五大书记进京被委以重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率先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在五大书记之中，高岗最受器重。进京之前，他已经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建国初期，国家的主要经济职权集中在计委，因此国家计委直接受国家主席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仅看国家计委的组成人员，就可以掂出它的分量。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这些威名赫赫的大员都只是其中的一名委员。高岗在党内的地位也迅速窜至毛、刘、周、朱之后，是第五号人物。由于高岗进京的显赫地位和权力，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高岗权倾一时，飞扬跋扈，除了毛泽东以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后来的中央常委)，高岗仅只是政治局委员。但是，高大麻子就敢吩咐手下通知刘、周到他那里开会。

高饶进入“蜜月”阶段

在高岗不一样，饶漱石跟毛泽东没有密切的交往，他常常感到势单力薄，没有靠山。党内只有刘少奇欣赏他，在许多场合称誉他为“优秀的青年革命家”。

调进北京后，饶漱石身为组织部长，被人们戏称为“吏部尚书”。刘少奇分管中组部，对他很倚重。但饶漱石经过分析，认为政治大势对高岗有利，刘少奇失势的趋向越来越明显，现在不仅应该跟刘少奇保持距离，还要拉开与刘少奇的态度。由于他曾是刘少奇赏识的人，所以他认为自己反刘的态度应该更加强硬。于是，一些令刘少奇莫名其妙的事情出现了。后来，刘少奇说:“别人把枪架在我的脖子上，自己还不知道。”

1952年底，饶漱石陪同刘少奇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会后又留下考察了一些工厂。回国上任后，他将整理成文的《苏联工厂考察报告》稿送给刘少奇审查。刘少奇让他拿给副部长安子文去看，让安决定分发名单。饶漱石大为不满，认为安子文是刘的人，必须拔去这颗眼中钉。饶漱石吩咐中组部印刷厂铅印了几十本《苏联工厂考察报告》，扣在手里不让安子文分发，借口是未经中央审查。刘少奇派人要，他置之不理。刘少奇亲自找他索取，他才勉强给了两本。

主持中组部工作后，饶漱石与高岗进入“蜜月”阶段。高岗推荐的干部，饶漱石一概同意；高岗反对的干部，饶漱石一概排斥。

饶漱石公开说，“今后中组部要以原东北局的组织部为核心”。

高岗自杀前为饶漱石求情

1953年的北京政坛，飞短流长，硝烟弥漫。这些异动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这年秋天，毛泽东生病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打电话给正在外地的高岗说:“我们大家都要劝主席多注意休息。”高岗立即吩咐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撑起来。”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接到高岗里通外国、挟洋自重的证据。向毛泽东泄露这一情报的竟然是斯大林。

毛泽东下决心粉碎高饶的反党联盟。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离京前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掀开了盖子。12月26日晚，毛泽东前往杭州时路过上海，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三位华东局领导同志谈了饶漱石的问题。

四中全会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找高岗谈了两次话。1954年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5人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了他们的问题。2月6日至10日，七届四中全会顺利召开，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从2月15日到25日，一连10天，分别由周恩来和邓小平召开有关高岗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高、饶停职反省，分别在家写书面检讨。

从一马当先到停职反省，从前途似锦到低头认罪，高岗好像做了一场黄粱美梦，他决定了此残生。在死之前，高岗还异想天开地想保护饶漱石。他给毛泽东打电话:“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只有你才能给他解围。”

毛泽东回答:“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高岗明白，饶漱石也完了。

高岗先后三次寻死。第一次是抢警卫员的枪想自戕，结果被制止。第二次想摸电门触电，没有电死。几个月后，他将积攒起来的安眠药全吞进肚子里，终于没治了。这是1954年8月17日。

饶漱石引火烧身，导致精神分裂

四中全会之后，饶漱石的面部神经痉挛症更加严重，看、写、说都有困难。但他仍在秘书的协助下，花了半年时间，写出了近两万字的检讨。在1954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饶漱石无所事事，听候处理。在为期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几次开会，反复研究处理方案，决定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只撤销饶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保留党籍，还要给出路。处理意见提交给1955年春全国党代会各代表团预备会议讨论时，许多代表不赞成把饶留在党内，纷纷要求开除他的党籍。中央政治局仍然决定不改变原来的处理意见。

1955年3月，全国党代会正式召开。会议突起波澜，饶漱石的问题急剧升温，处理意见被完全推翻。这180度的大转折出乎事前人们的意料。

首先是他闹翻案，引起众怒。1954年底，苏联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和解，赫鲁晓夫公开为铁托恢复名誉。饶漱石认为时机到了，打破沉默，找人痛诉冤肠，完全否认自己曾经勾结高岗进行反党活动，称自己“挨整”是陈毅蓄意挑起的，为高岗和自己翻案。这下可把大家惹火了。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情绪激动地找到毛泽东，要求从严处理这个脑后有反骨的“魏延”。

就在这时，骇人听闻的杨帆案件又顺藤摸瓜牵涉到了饶漱石。杨帆，原名石蕴华，第一任上海市公安局长。解放后，为了迅速肃清匪特，杨帆采取“以特反特”的方针，经过筛选，先后运用各类反正人员为镇反提供线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对某些反正人员任用不当等疏漏。在华东和上海揭批饶漱石时，这件事又被提起，毫无根据地说杨帆是借以特反特，“重用、包庇、掩护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将人数夸大为3300余人。一件工作失误遂成为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不仅如此，有人揭发，“以特反特”方针并不是杨帆的创造，而是当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饶漱石的发明。这样，饶漱石就成了包庇重用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的总后台。

1955年4月1日，饶漱石被正式逮捕。饶漱石引火烧身，又鬼使神差地遇上错案，思想陷入癫狂，成天陷入臆想之中，最后导致精神分裂。

1965年，公安部报中央批准，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饶漱石予以假释。饶漱石假释后，被安排到一个农场养了起来，配备了一个厨师、一个服务员，每月发给200元生活费。在分裂的精神世界里度过10年后，他于1975年病故。终年73岁。

在高饶事件中，中央除严肃处理高岗、饶漱石两人外，他们身边的人都没有受到株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