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应该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十多天来最高兴的一天，他的心情特别地好。他开始同莫洛托夫、米高扬商谈到各地游览的问题，并且商定好了要去晋谒列宁墓，然后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还建议毛泽东去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毛泽东甚至谈起会见苏联各负责同志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到莫斯科后还没有出门单独拜访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立即将情况电告了中共中央，请他们自收到电报时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他希望周恩来带贸易部长、其他必要助手及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乘火车来莫斯科，对外不要发布消息，等到莫斯科后再发表。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毛泽东建议周恩来一行不要坐飞机。

1月3日上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周恩来出访苏联一事务必由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贷款协定、民航协定及贸易协定。毛泽东估计，同旧条约相比，新条约在旅顺、大连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毛泽东还作出如下判断:为了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考虑到签订新条约国内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建议，召集在京的政府委员们开一次座谈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1月5日，毛泽东就周恩来等赴苏时间及谈判准备工作问题致电中共中央。电报称:1. 周恩来带17人左右来莫斯科“已说好，可以来，无问题”；2. 包尔汉、邓力群及伊犁贸易部长似以恩来到后两三天内即1月21日或22日抵达莫斯科为适宜，或与恩来同一天即1月19日到达；3. 谈判要点及准备工作。既然是谈判，就须要展开谈一谈，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

当天下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请注意两件事情:第一，改订中苏条约等问题在政务院及政府委员会讨论时，应嘱到会者保守机密；第二，周恩来率十余人动身以前或在旅途车上，应召集这些人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一切要听指挥。

第二天，毛泽东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会谈。在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了中苏条约问题，并对修改旧条约、签订新条约的理由作了解释。他说，中苏两国之所以签订新条约，是因为革命胜利后两国形成了全新的关系。现在，日本不再有军队，国民党已经被打败。中国国内有部分人对旧条约不满。因此，签订新条约将有利于中苏两国。

但是，维辛斯基的态度又变得犹豫起来。他认为，新条约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签订新条约或者审查现成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作为借口，要求审查和修改条约的其他部分，而这种改变会对苏联和中国的利益造成损害。” 维辛斯基声称，这是“不能允许发生的”。

1月13日，毛泽东同维辛斯基再次举行会谈。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打算在国内采取两项措施，以激励起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进一步孤立亲美的资产阶级右翼。这两项措施是:第一，强行征用在北京的前外国兵营；第二，没收设在上海的所谓经济援助和合作管理机构的粮食及财产；第三，接管伪政府留港资产。毛泽东解释说，美国人过去就是通过这种机构援助蒋介石的。采取这两项措施，才使中国有可能征用美国驻北京及其他城市的总领事馆，让美国在华旧领事馆全部撤走。

当晚，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批准征用外国兵营的命令，并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管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存放的物资。5天之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肯定:“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但是，“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 ”，所以，毛泽东要求对他们“注意解释”。

会谈中，维辛斯基向毛泽东建议，你们应该向联合国派遣自己的代表以代替国民党代表，因为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为紧张，苏联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而“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故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惟时间可待一星期后再去电报”。毛泽东当即同意了维辛斯基的建议，并将此事电告了刘少奇，要中央考虑首席代表的人选问题。

1月10日，周恩来由北京启程前往莫斯科。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即将达到，他的心情也随之舒展开来。在周恩来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又一个访苏日程，即到苏联各处看一看。12日，毛泽东参观了莫斯科的地铁，郊外的一个兵工厂、一个集体农庄。14日晚9时，毛泽东、王稼祥、陈伯达、师哲、汪东兴一行动身前往列宁格勒，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天。毛泽东还参观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基洛夫机器制造厂。

就在这时，美国人又节外生枝。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个演讲，声称:“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月17日，毛泽东返回莫斯科。当天，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来看望毛泽东，并将艾奇逊的讲话稿交给了他，并建议由中、苏、蒙三方发表一项官方声明，以驳斥艾奇逊的讲话。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1月19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谈话批驳了艾奇逊在中苏关系上制造的“ 最无耻的谣言”，声称美国人“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除此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1月21日，苏联、蒙古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维辛斯基在声明中宣称，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利益和领土，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由于没有搞清楚什么叫“官方”声明，所以在毛泽东看来，以讥笑谩骂的笔调痛斥美国当局或许比“官方”声明更能解除心头厌恶。谈话稿中使用的“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 等只有在批判文章里才可以用得着的句子拿到“官方”声明里就未必合适了。写惯了这类文稿的毛泽东还是选择了他熟悉的方式发表了这么一个谈话，如同几个月前他批驳艾奇逊给新华社写的五篇评论。

可是，俄国人不这么看。据师哲回忆，那篇谈话见报后，斯大林把毛泽东请到克里姆林宫，说了一通不满的话。莫洛托夫毫不客气地问道: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上次商定分别发表一项声明。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泽东回答说:“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当得知胡乔木的头衔是新闻总署署长后，斯大林说道: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者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议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所以，以个人身份发表的声明，“那是一文不值”。

莫洛托夫也对此表示了极为不满，他说，我们原来商定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那种具有权威性的声明，新闻总署不是权威机关，代表不了政府。他责怪中方没有按约定的那样去做，“违背了我们的协议”。

斯大林还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

由于不懂什么是“官方”声明，才招致了这样的麻烦。俄国人认为，在外交场合“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就会“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 ”。好在斯大林没有过多地计较，他希望中方吸取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后，斯大林还特意邀请毛泽东与自己同坐一辆车。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师哲试图打破僵局，就问斯大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做客吗？”斯大林回答说，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毛泽东见他俩谈话，就问道:你和他谈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做客。毛泽东要师哲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从1月22日开始，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于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至此，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基本达到。

2月17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

毛泽东自1947年以来一直渴望的访苏就这样结束了。中苏两党本来就有隔阂，毛泽东的访苏不仅没有化解这种隔阂，反而因为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而有所增加，这是毛泽东对他第一次访苏耿耿于怀的原因。

解密老照片:苏联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