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可是，斯大林压根就没有提条约问题，只谈了越南、日本、印度等兄弟党的一些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本来，他指望在这次会谈中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甚至“可以确定方针”，结果却事与愿违，他的情绪顿时由晴转阴。

科瓦廖夫回忆说，他把22日的记录稿交给了斯大林，但是毛泽东的处境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变化，“他实际上依然处于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

俄国有人在文章中认为，毛泽东访苏期间，莫斯科对此作了考虑，斯大林竭力不以各种安排使毛泽东过分劳累，想使他能够休息和治病。结果外国的一些报刊对此大肆渲染，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受到苏联官方的接见，认为这是苏联领导人不够重视的表现。

毛泽东在访苏前确实表示过，他此次去苏联，除了给斯大林祝寿、签订新条约外，还想疗养，但这是他访问莫斯科的最后一个项目。在各种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特别是在新条约尚未签订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有心情去疗养。而且，莫斯科此时作出这种安排，也是不符合情理的。

对于这段时间的遭遇，毛泽东非常不满。从他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来看，莫斯科的这一举动确实招惹毛泽东生气了。1956年3月24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这一情景时说，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后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谈到这件事时还义愤填膺，说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他，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

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因与日本共产党会谈时涉及一些事情，需要毛泽东出面接见，但毛泽东拒绝了。

这段时间，师哲特地找了一些有关俄国和欧洲历史人物传记的影片，如《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涅夫斯基》以及《拿破仑》，放给毛泽东看。

1950年1月1日，罗申到别墅来拜访。毛泽东对罗申说，他原定在苏联停留3个月，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他打算把时间缩短为2个月，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初回到国内。

毛泽东之所以缩短访苏时间，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国内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可能是毛泽东觉得，既然中苏条约无法签订，他也就没有必要长时间地留在莫斯科，所以决定提前回国。

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

但是，不愉快的日子终于在1950年元旦那一天结束了。据毛泽东讲，那天，斯大林同意签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

斯大林为什么突然改变了想法，同意签订新的条约？原来，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死胡同的时候，西方国家帮了毛泽东的忙。英国新闻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了。这可是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不会等闲视之。于是，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辟谣。

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表示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可能“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莫斯科同北京缔结新条约。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斯大林改变了初衷，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并允许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月2日，毛泽东的《答塔斯社记者问》赫然刊登在《真理报》上。当塔斯社记者问毛泽东在苏联将逗留多久时，毛泽东回答说:“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塔斯社记者还问毛泽东在考虑哪些问题？毛泽东表示，在他考虑的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毛泽东还提出，他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

从答记者问来看，毛泽东把解决中苏条约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对斯大林来说，他既然同意媒体发表毛泽东的答记者问，也就表明他愿意重新讨论条约。

此前，毛泽东已经明确表示过，他不想外出参观，现在，他却主动提出这一要求。这说明，1950年元旦那天，毛泽东的心情开始由阴转晴。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谈到《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意义时说，它“缓解了僵持状态，搞活了关系，打开了局面”。

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1月2日下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答塔斯社记者问》见报的当天，即1月2日下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毛泽东住处谈话，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三种办法:1. 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2. 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的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3. 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在毛泽东仔细分析了上述三种办法的利弊之后，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种办法好，周可以来。”这无疑是毛泽东所盼望的答案。但他仍然不放心，又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随即，毛泽东开始计算起周恩来到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他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