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二八”事件的两个阶段和责任问题

我认为“二二八”事件应该分成两个阶段看：

第一个阶段开始于2月27日。是夜专卖局缉私人员打昏烟贩林江迈，接着开枪打死路人陈文溪，引起公愤，群众漏夜包围警察局和宪兵队，要求严惩凶手。第二天手无寸铁的民众向长官公署请愿时，遇到机枪扫射，死伤多人，愤怒的群众占领广播电台，登高一呼，全岛各地都纷纷起来响应。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惩办凶犯，来抒解群众的情绪，反而宣布戒严任事件扩大。虽然陈仪后来同意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但实际是虚与委蛇，施缓兵之计。国民党兵仍不断开枪杀人，群众看到“二二八处理委员会”的复杂性（有王添灯那样仗义执言的人士，也有艾渭川那样的中统、军统人物，多数是地方士绅）、妥协性，认为不能依靠，便为了自卫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这是正义的。

第二阶段从蒋介石下令二十一军的两个师和一个宪兵团于3月8日开到台湾，实行血腥镇压开始。国民党军抓住台湾人就杀，从基隆、台北一直杀到新竹、台中、嘉义、台南，又杀到高雄、屏东、宜兰、花莲，台东，杀了上万人，真是血流成河，横尸遍野。一直为民喉舌，受人尊敬的王添灯、宋斐如以及一批社会名流被暗杀，连尸首都找不到。随后又进行清乡，又捕杀许多人。这一阶段是国民党反人民本性的大暴露，是非正义的、反动的。

至于造成“二二八”事件的责任，我认为事变发生前的责任主要应由陈仪来负。事变中的更大责任则在蒋介石。四年前的夏天，陈仪当年的侍从舒桃（贴身保镖，陈的来往函电都要通过他手）来大陆访问，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一次谈话中曾说：“长官公署自己有电台，每天都跟南京通报。2月27日晚上，陈仪就电告南京。蒋介石立即回电：‘以强硬手段平息，’3月1日下午一两点，陈仪又电告南京，1日晚蒋介石回电：‘格杀勿论’。”

当时任国民党“监察院监察委员”的何汉文在后来写的回忆文章《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也说：“二·二八起义开始爆发时，陈仪以为问题不大，所以他在最初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由于市民与经济警察之误会，发生冲突，虽有少数奸徒，乘机滋事，致有死伤，旋即平息。’”到3月2日，他看到群众起义斗争已如火燎原席卷全省，方慌了手脚，把事变的酿成说成是由于“奸匪煽动、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之感情，勾结日寇残余势力，致无知平民胁从者颇众，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气。”蒋介石立刻抽调二十一军的两个师和驻福州的一个宪兵团，限期开赴台湾执行军事镇压。

何汉文当时曾受“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指派，参加另一位“监察委员”杨亮功的调查，何是了解内幕的。

可以印证何汉文所述的，是当年任国民党二十一军副官处处长何聘如所写的材料。他说，1947年3月3日早饭后，刚走进办公室就接到参谋长江崇林电话，叫他到军长刘雨卿办公室开会，说是“奉主席蒋电令”，说台湾乱民暴动，令一四六师、一四五师3月8日前到达高雄，“到台后归陈（仪）长官指挥”平息叛乱。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蒋介石是3月3日晨之前下达的镇压命令，且陈仪肯定会及时收到。由此也可以推断，“二二八”之后台湾当局搞的缓兵之计，是蒋介石和陈仪共同导演的。

在3月8日大屠杀之后，台北以及台湾各地都有一批社会名流被暗杀，连尸首都找不到。据陈仪侍从舒桃说：“黑名单由各单位提到陈仪那里汇总，统一确定后交参谋长柯远芬。柯再分派给几个单位去执行。”当然也有不少是“先斩后奏”的。既要卸下历史包袱，取信台湾民众，我认为台湾当局应该公布这些档案了。现避居美国旧金山不敢返台的柯远芬，也有责任把事情说说清楚。再者，“二二八”早上，“长官公署”临时调来了卫兵，陈仪准备在阳台上向群众讲话之际，卫兵从“长官公署”顶楼上，未予警告就突然向请愿群众猛烈扫射。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有权下这个命令的只能是柯远芬。

至于当时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基隆要塞司令”史宏喜熹、“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都因杀人有功受到提拔，尽管他们都已死了，骂名还在台湾人民心中。

三、所谓省籍矛盾与“二二八”的政治诉求

这是关系“二二八”事件基本性质的大问题。

先说省籍矛盾。光复之初，台湾人民欢欣鼓舞回到祖国怀抱。只是不久，看到国民党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对国民党政府的热切期望就开始幻灭，1945年年底，我在上海就听到了故乡人民骂陈仪，骂大陆去的政府官员为“阿山”了。又过一年两个月，台湾社会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每况愈下，台湾省同胞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强烈不满的同时，确实也出现了本省籍人与大陆来的外省籍人的矛盾的加深。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二二八”，在事件发生的头一两天群众在惩罚贪官污吏的同时误打了一些外省籍的一般公教人员，这是群众自发斗争中难以避免的。但是台湾人民很快自己起来纠正这一错误。很多材料都说明，许许多多外省同胞如教员、商人、学生及一般公务人员都受到了保护。至于外籍同胞死亡数字，据国民党方面调查统计，台北市死7人，基隆市死4人，台中市因伤致死4人，嘉义市死1人，高雄市死3人，屏东市死1人，台东县死1人，共21人。台北县、新竹市、彰化市、台南市、台南县、花莲县、澎湖县的外省同胞均无一死亡者。许多正义的公正的外省同胞都理解这一点，他们对于台湾人民“二二八”斗争，给予积极地支持。如台大外省籍学生领袖周自强，因同我在一月初台北学生反美抗暴万人大游行中相识，“二二八”发生后，他主动找我表示，他们外省籍学生已经组织起来待命，愿听从我的指挥，随时准备参加斗争。因此，说“二二八”是台湾人打外省人，是以偏概全，颠倒了是非，模糊了台湾人民“二二八”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根本性质。

至于说“二二八”是台湾人民要“搞台湾独立”，则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为开脱其实施血腥镇压的罪责，强加给台湾人民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