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二·二八”经过半个多世纪，现在真相已基本 大白，台湾当权者“致 歉”，受难者得以“平反”，建立了“二·二八”纪念碑。但“二·二八”对台湾历史文化 的深远影响，还需要深入探讨，资以史为鉴。

(一) “二·二八”的社会背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台湾同胞欢庆回归祖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可望“出头天” 。中国国民党政府于10月25日派行政长官陈仪接管台湾，宣布台湾重入中国版图。国民党政府统治台湾。以陈仪为首的国民 党军政人员以战胜者姿态君临台湾。他们一概认为台湾人被日本奴化而加以蔑视。在政治上 ，认为“台湾人没有政治人才”，把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台湾人排斥在国民党政府中高级职 务之外。据统计，当时的省府行政长官、秘书长、处长、副处长、主任秘书共二十一名，其中台湾人只占一名，其余二十名均为外省人；省府各处秘书、专员、科长、股长、视察、主 任共三百一十六名，其中台湾人只占十七名，其余二百九十九名都为外省人。陈仪于1947年 1 月10日甚至说：“在中国大陆1947年12月25日生效的新宪法将不能适用于台湾。因为中国人民较为先进，所以才能享有宪法的特权。台湾人由于受日本长期专制政治的统治，政治意识 退化，不能以理智的态度来实行自治的政治，因此需要二、三年之久的国民党之‘训政’才 能使他们成为完全的公民。”这些言论严重地刺伤了台湾人民的自尊心，摧毁了“出头天” 的愿望。

在文化上，战前，日本殖民当局于1937年4月禁止学校、机关使用汉文，废止台湾报刊的汉文版，强迫台湾人学习日语。因而30年代以后成长的台湾人不懂汉文。但战后仅一年，国民 党政府就禁止报刊的日文版，使受日语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失去新知识的来源和发表言论的场所。

在经济上，日据时，台湾形成了畸形的殖民地经济。台湾经济的命脉都被日本资本垄断，生 产设备、技术、部分原料都基本依靠日本输入。战后，台湾经济断绝与日本经济的连系，但大陆经济又不能取代日本经济的地位。以化肥为例，1946年津沪青三地运往台湾的化肥量只 占日据时输入量的百分之十五；化工、机械等部门因配件、原料等供应中断，而陷入停产状态。国民党政府接管占台湾经济百分之八十的日本企业，在接收过程中趁机大肆贪污，中饱 私襄，接收后又管理不善，长期不能复工。

更严重的是国民党政府实行在内战基础上的高度经济统治政策。继承日据时的烟草、酒、盐 、樟脑的专卖政策，垄断其定价权、批发权，其收入达台湾省财政收入约一半；还设贸易局垄 断台湾对外贸易。战后，台湾共有存糖18万吨，其中除10万吨是日资企业存糖外，其余为民 间存糖。国民党政府用上海糖价的一半价格强行收购，供官僚资本牟取暴利。当初台湾为防止大陆法币危机对台湾的影响，在台湾单独发行台币，另制定法币与台币的汇兑率。1946年 8月大陆黄金潮加剧，物价波动十分严重。国民党中央银行为适应官僚资本套购台币，夺取台湾市场低廉商品的需要，一再调整汇率，把台湾市场搅得起伏不定。台币膨胀率直线上升 ，物价迅速高涨。1946年底一斗米价达240台币，肉一斤约80台币，而台湾各业工作月工资，平均只有500台币，养不活三口之家。再加上失业人口众多，全省民不聊生。在如此政治 经济情况下，“二·二八”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 “二·二八”事件、起义与镇压

“二·二八”事件是1947年2月27日晚台湾专卖局缉私警察在台北闹市天马茶室附近打伤女烟贩，开枪打死路人引起公愤而发生的。群众整夜包围警察局和宪兵队，要求严惩凶手。第 二天清 早，台北群众自发结队，从台北大桥附近，打着“严惩凶手”的大横幅，在倒推的两轮拖车 上装大鼓为先导开始游行，随着大鼓声，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游行队伍。这时，我从乡下回到台北，正要回台北自由报社，在延平北路遇到游行队伍，立即参加了游行队伍。队伍先到 新公园，再向行政长官公署进发请愿，但尚未到达公署大楼门口，就遭到楼顶的机枪扫射。游行队伍被打伤打死数人而散开，我即跳进路旁大干水沟，逃回延平路宿舍。这时已是中午 。午后，全市开始罢市、罢工，我又参加群众队伍。愤怒的群众捣毁台北市专卖分局，包围广播电台，部分群众冲进电台，号召全省同胞起来，打倒贪官污吏。陈仪于下午三时宣布台 北戒严，派出军宪全市武装巡逻，看到人群就开枪扫射。群众义愤填膺，纷纷到派出所、警察局夺取武器，抵抗国民党军宪的虐杀，从而爆发了武装起义。起义一夜之间遍及全岛，各 地纷纷响应。除长官公署等军政机关和松山、嘉义机场、高雄、基隆要塞外，全省都控制在起义群众手中。我上述的亲身经历，充分说明“二·二八”事件是国民党当局挑起来，台湾 同胞被迫、自发地起义抵抗的。

3月1日上午，省参议员代表到长官公署见陈仪，提出抗议及和平解决的意见。陈仪答应派省 府五名处长与省参议员、国大代表合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下午到广播电台，宣 布解除戒严。3月2日下午陈仪再向全省广播宣布：不追究参加事变者，抚恤死伤者，省府五名处长参加了处委会(以后未再参加)。但情况开始有变化。据与监察委员杨亮功到台湾调 查的何汉文《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说，“二·二八”起义开始时，陈仪以为问题 不大，所以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由于市民与经济警察之误会，发生冲 突，虽有少数奸徒，乘机滋事，致有死伤，旋即平息。”但3月2日晚，他看到群众斗争已如火 燎原，席卷全省，即向蒋介石发电呼救：“奸匪煽动，挑拨政府与人民间之感情，勾结日寇 残余势力，致无知平民协从者颇众，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气。”蒋介石立刻于3月2日夜电令驻 扎昆山的21军“全军开台平乱，146师从吴淞直开基隆，145师从连云港开高雄，限于3月8 日以前到达，到台后归陈(仪)长官指挥。”据21军副官处长何聘儒《蒋军镇压台湾人民起义纪实》说：“21军军长刘雨卿接到电令后即于3月3日一早召集军部会议，宣读蒋主席电令。”又据刘雨卿遗著，他5日接到蒋介石电话指示后，6日早上到南京见蒋介石“面授机宜” ，7 日上午刘由南京乘专机飞台，见陈仪面陈“蒋公训示”。21军如期于8日分别先后在基隆、 高雄登陆，向南、向北扫荡前进，于台中会师。经过十多天残酷镇压，被杀死者达上万人之多，起义终告失败。3月20日起国民党政府还进行“清乡”一个多月，搜捕所谓叛乱者，缴 集失散的武器，各地一批社会名流乘机被杀害。从上述国民党军政上层的动向可以看出：3 月2日到6日陈仪多次与处委会代表会见、二次广播，口口声声答应处委会提出的要求，实是 虚与委蛇，缓兵之计。7日傍晚陈仪见王添灯等人前，已从刘雨卿得知援兵将到台，所以拍案拒绝“二·二八事件处理大纲”。

应该指出，“二·二八”事件、起义与镇压不是台湾孤立的事变。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实行专制统治，掠夺台湾经济，贪污腐败，致使官迫民变，酿成“二·二八”。而当时在大陆 ，国民党接收大员也奔向沦陷区囊括民财，大发“接收财”，腐败专制，群众的反抗运动 风起云涌，在国民党统治区13个省均有民变发生。当台湾“二·二八”起义控制全省，陈仪 向蒋介石请援，蒋即从大陆内战前线抽调二个师到台湾镇压起义。

“二·二八”起义得到大陆媒体的广泛声援。远离台湾的中共中央也于3月8日通过延安电台 广播，支持台湾人民的起义。3月20日还在广播的基础上特意发表《解放日报》社论“台 湾自治运动”，指出：“台湾的自治运动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之所以变成武装斗争，完全是蒋介石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