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二二八事件”前人的忠魂义举

然而，不论是“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的四十二条处理大纲，或美国驻台领事馆1947年3月3日及7日向当时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的密件显示，即使在“二二八事件”最混乱的时刻，面对美国驻台领事馆有意运作“台独”托管、鼓动“台湾独立”，处理委员会成员仍严词拒绝。美国驻台领事馆3日的密件尚假称：“有两万至三万受过日本军事训练的台湾青年将起而在一次内战中反抗中国军队”，而且报告中强调台湾人民对美国军事、外交极度友好，憎恶中国人而敬佩美国人;在台有知识的台湾人期待美国或联合国来干涉台湾事务。并且曾向华盛顿建议，以目前台湾在法律上还是日本的一部份，中国政府只是“占领台湾”的政权（de jure sovereignty），尚未完全拥有主权为由，用联合国名义进行直接干涉，同时向中国(中华民国)保证，待有了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后再归还中国。但在7日的密件中则清楚呈现“二二八事件”处委会：“要求在当时的台湾省架构中完成政治改革；清楚否认除政治改革外有任何‘其它政治动机’：包括台湾独立、联合国干涉或联合国托管；并且要求美国领事馆将这一点清楚明白地传达给蒋委员长，希望委员长插手干涉，制止陈仪在台湾恁恣而行。处委会相信中央可以制止一场在台湾的惨烈内战”。

再根据陈仪先后向蒋中正发出的电函指称：“此次事件有美国人参与，美领事已发表种种无理由的反对政府言论”、“反动分子与美领事馆往来”。另依据“三月十八日蒋经国电”则载有：“亲美派林茂生、廖文毅与副领事Kerr，请美供给枪枝及Money，美允Money，Cal. Daw来，Kerr 调。”林茂生“二二八”事变之初，曾被推举为向美领事馆请愿代表，廖文毅“二二八事件”爆发时人在上海，美国驻华大使馆军事参赞F. G. Daw 上校曾于三月九日来台，而三月十七日副领事葛超智奉命赴南京，向大使报告台湾情势。有关葛超智提供枪枝援助之事，民间亦有传闻，比如蔡子民提到：“Kerr曾向人说，台湾人若需要武器，美国可以提供，随时只要说一声，马尼拉那边马上运过来”。此外葛超智亦曾向王添灯表示，可从马尼拉以快艇六小时内至淡水，提供武器协助。

另据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五日香港《华商报》台北通讯称：美国新闻处长卡度（Cotlo）与某台湾参政员联谊会参政员会晤时表示：“开罗会议公报和波茨坦宣言虽然规定将台湾归还中国，但对日和约未缔结以前，台湾的归属实尚未正式确定。美国有意将《大西洋宪章》适用于台湾，那个时候，台湾人可以由自己的意志决定台湾的归属。现在台湾是在麦克阿瑟元帅管辖之下，台湾人如有任何要求，可以向麦克阿瑟元帅请愿。台湾人如愿意脱离中国的统治，美国可以帮忙。台湾人如愿意受美国托管，台湾人可以提出希望条件及托管期限。”陈仪在四月八号给蒋介石的报告指出，本省日侨光复后约31万人留在台湾，日本朝日新闻报导“二二八事件”中，担任学生代表及中益服务队副队长，现为“二二八关怀协会”总联络的廖德雄表示，当时有100多个日本人死亡。从当时陈仪官署与美国驻台领事馆间几至水火不容的关系，以及Kerr在其著作《被出卖的台湾》所隐约透露美国不希望台湾重回中国统治的意图；美国在二二八事件前后扮演什么角色令人怀疑。美、日与“二二八事件”的关系实仍有待进一步追究。美国在韩战爆发前不希望蒋介石政府来台，之后又在岛内企图策动陈诚、孙立人等倒蒋，策动吴国桢搞托管；戒严时期扶持党外政团、及“台独”联盟，全都指向企图阻挠中国领土的统一。如今，“台独”团体乃至民进党政府所推动的各种“台独”主张，对照其源头不难看出美国在背后一手操纵的脉络。

但是，回顾台民先贤先烈东渡黑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论在明郑时期、满清治台或日据时代，在台湾岛上除少数劣绅沦为“皇民”外，台民在抵抗日本统治时勇敢战斗，不但亲身投入祖国伟大的对日抗战行列；在本岛大小抗暴事件，从一八九五年“台湾民主国”到1902年林少猫被歼灭，台胞与日寇奋战百余仗，血战达七年，牺牲65万人之多。“二二八事件”前后虽然各种不实谣言盛行，但不论托管或“独立”只是少数人的意见，当时台湾人的主流主张是“台湾高度自治”。对于陈仪政府贪污腐败横行、乱象丛生，虽然有极端分子主张暴力对抗，但绝大多数台湾人则认为应给新政府多一点时间，等待国民政府的改革。绝大多数台民拒绝美国引诱，坚持维护国族尊严，比如王添灯在被邀参加Kerr的茶会中，因有人主张台湾“独立”，王即回答：“我是中国台湾省参议会的议员，你们对我谈这样的问题，未免太失礼”，并即起身离开。数不清的台民先烈：林大北、林少猫、罗福星、余清芳、莫那鲁道(原住民)…；数不清的台民先贤：林献堂、蒋渭水、杨逵、杨肇嘉、赖和、蔡培火、…一个个铿锵的名字在史册中闪亮着。可以说，即使是“二二八事件”中不幸死难的同胞，何曾有谁主张台湾要脱离祖国而独立？把“二二八事件”说成是“台独”运动的滥觞，不是在污蔑先人吗？

实则“二二八事件”前后虽然各种言论、不实谣言盛行，但不论托管或独立只是少数人的意见，当时台湾人的主流主张是“台湾高度自治”。对于陈仪政府贪污腐败横行、乱相丛生时，虽有极端份子主张暴力对抗，但绝大多数台湾人则认为应给新政府多一点时间，等待国民政府的改革。特别国民政府自1946 年1 月25 日至5 月1 日止，开始办理由下而上的各级民意机关，台湾省在短短八十天内即完成各级参议会的成立，效率之快为全国之冠，带给台湾人很大的希望。尽管省参议会等常被批评权力遭架空，是不具实质机能的民意机关；然而短时间内成立各级民意机关，对当时的国民政府而言，实产生了相当大的政治作用。因为它规定有议决地方自治法规、县市单行规章、审核县市预算、建议市政兴革事项、听取市政报告及提出质询等权力，而且民众也通过参议会不断要求县市长民选。它不仅提供台湾人对政府直接表达建议与不满的管道，其中可能到来的县市长民选，更让台湾人相信并期待政府会实行三民主义理想中的“地方自治”，达成民主的议会政治之目的。

虽然陈仪政府治台歧视台人、排斥台人参与政府与经济活动之施政，导致官员贪污腐败，经济倒退；人民失业，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但当时主流意见相信，只要能“自治”，则台湾人即可重新回归参与政治与政府，即可改变陈仪政府贪污腐败与无能的情形，政府自然有效率，经济自然能恢复，而一切自然能得到改善。台湾建立各级民意机关之效率为全国之冠，自然使得台人对国民政府宣传的“地方自治”抱着很高的期待。这种“自治”的期待，更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的主流意见。例如台北“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三月四日报告中有：李万居报告：据上海美国合众社对此次发生之事件，故意造谣消息谓：本省人民发生暴动，要求国际托治，意欲独立。此次事件之动机，全然是政治不良，要求改善此次政治。希望同胞认清此种目标，免致引起中央及国际人士之误会。而在桂永清1947 年3 月5日呈国民政府报告“转达台湾一部士绅意见”中亦指出：“台胞决无独立思想，前‘中央日报’所载台人有独立企图，完全无稽”。包括黄朝琴三月六日的报告亦指出“外传托治及独立，并非事实。拥护中央，热诚如故”。当时台湾人的主流意见是“政治改革”，进一步主张则是“高度自治”，并非托管或“独立”。而“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各地处理委员会主要成员，也大都由各地民意机关之参议员所组成，他们的主张并未超出事件前通过“省县市长民选”达到“自治”之目的。甚至连努力推动托管的Kerr不得不承认，当时的托管论也是倾向“台湾人自治”的一种“政治改革”，是“在政治与经济方面脱离与中国之关系若干年岁”，将来回归中国，是从托管走向自治；并非倾向“独立”的主张。

在本土化中拿香跟拜的国民党

反观国民党，在戒严统治时期，“二二八事件”是禁忌话题，官方的说法“二二八事件”是被“谢雪红等台共组织”煽动的反政府暴动。由于戒严时期特殊的法统体制，民主、人权、新闻、集会结社、组织政党等多项“宪法保障之民权”遭到冻结，加上官僚体系的流弊，五０年代白色恐怖的吓阻，造成一般台民“闻政治而色变”。但党外运动未曾停止，在雷震组党失败后，党外组党却在美国的支持下一步步向前逼进。由于海外“台独”势力逐渐由日本转向美国，而且出现左派“台独”组织(如史明与左雄成立的组织)，国民党当局遂将“党外、台独、中共”结合成所谓“三合一”敌人。尤其在美丽岛事件后许信良流亡美国，“台独联盟”出现主张共产党都市游击战时，“强化爱国教育、宣传共产暴政、打击‘三合一敌人’以维持社会安定”等，成为国民党争取台民支持的主要依据。但美国经常运用“党外人士”向国民党政府施压，以民主改革为由，遂行“以独制蒋、以蒋制中、以中制苏”的策略。党外政团不断突破国民党当局的政治禁忌，等到苏联解体后，在美国的“台独”势力急速扩张，“台独”成为美方支持的路线。尤其在亲美的李登辉执政期间，“台独”人士假“国是会议”之手进入台湾。90年代后，“独盟”迁盟返台，台湾本土政团与“台独”团体结合，各种政治禁忌逐一被打开，如何还原“二二八事件”的史实成为朝野较劲的主要战场。

1990年李登辉指示台湾的“行政院”成立“二二八事件项目小组”，由副院长施启扬担任召集人，并由“行政院长”郝柏村参加“二二八追思礼拜”，李登辉并亲自接见“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家属代表。官方版本调查报告于1992年2月提出，正式将“二二八事件”定位为“官逼民反”。李登辉在1993年提出“生命共同体”概念，口口声声反“台独”，呼吁大家：“不要为天边的彩虹而踩坏眼前的玫瑰”，曾经打动人心，也使民进党县市长选举遭遇挫败。在1993年经由党员票选当选党主席后，李登辉宣称国民党是“老店新开”，在“总统”选举期间更直言“国民党只有二岁”。1995年李再提出“新台湾人论”等与民进党进行区隔的本土化诉求，并且打响“建设大台湾、建立新中原”主张，顺利当选“总统”。李登辉同时在与司马辽太郞对谈中提出“台湾悲情说”，在“二二八事件”纪念碑落成时代表政府公开道歉，1998年亚洲首座人权纪念碑在绿岛动土；李登辉曾经提出过国民党自己的本土论述，也曾令民进党头痛万分。但当李登辉出走后，国民党在台湾论述上落得被嘲讽为“拿香跟拜”，结果，所有民主改革的成绩被李登辉与民进党瓜分光了，国民党留下承担戒严时期的种种败德乱政；台湾经济起飞、创造奇迹的成效竟然被绿营硬说是日据时代及美援的成果，所有自大陆来台参与建设的外省籍第一代精英的心血付出，被扭曲遗忘。国民党大力推动“二二八事件”史实的调查，受难者的赔偿，立碑、道歉、参加追祭、教堂礼拜，但到头来反被民进党“割稻子尾”。时至今日，国民党尚找不到本土论述，找不到破解民进党打省籍牌的有效对策，更不解其中道理何在？

李登辉执政时期在蒋经国“催台青”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启动国民党本土化工程，不断以民选公职取代外省党工；吸纳地方派系，冲淡外省政团的优势；更运用权位分而治之；使“党国”元老、外省精英一步步被挤出党中央。国民党在李登辉主导下，逐渐变质，但晚期的李登辉为建立台湾主体性，从“宪改”、“戒急用忍”、到发表“两国论”，一步步远离统一阵营，国民党路线从此走向“不统、不独”。在本土论述与“统独”争议前，蓝军竟自缚手脚，整个陷入绿营设置的“本土化”论述的口袋阵中而不自知。一个不敢大声说出党的路线、在“统独”争议中摇摇摆摆；一个连三民主义都不再信仰、连国民党曾为整个中华民族保存最珍贵中华文化精髓、在台湾创造均富社会的成就都不懂得宣传的党；一个向财团与地方派系靠拢、无法走入社会团体的党；国民党如果没有党魂，党的路线修来修去，正好修到民进党的口袋阵里。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于2005年4月访问大陆，展开“和平之旅”，与胡锦涛会晤，国、共两党建立合作平台，大陆出台众多有利于台胞的政策以及优惠台湾农民的措施，使得国民党在台湾民众的支持度回升，连战个人也获得台湾民众高度肯定与赞美。足见台湾民众即使面对国外势力与岛内“台独”团体铺天盖地的“台独”宣传，仍坚持两岸中国人是不可分割的，急切希望两岸三通，全面交流，更是多数民众的心声。马英九如果不知掌握这股强大民意的趋向，反而陷入民进党“本土化”的迷魂阵中，国民党将走向难以救赎的败亡。

在台湾，每年的“二二八纪念日”，不论是官方或民间，不论是宗教、学术或艺文界，经常举办法会、祈祷会、研讨会、音乐会、书画展览等活动来纪念“二二八”这个特殊的节日。而这些活动多数都以“挥别历史悲情，促进族群融合”作为主要的诉求。可以说，告别历史悲情、促进族群融合已经成为纪念“二二八事件”的灵魂所在。这不仅是为纪念受难者与亲身经历“二二八事件”者，化个人伤痛为对整个民族大爱的崇高的情操，更是后代子孙珍惜这段血泪交织的历史伤痕时，必须对先贤负责的态度。但今日还有人企图藉纪念“二二八事件”作为散布“台独”思想工具，继续在政治运动上造成内部分化与族群猜忌，这样的行为不仅是在“二二八”的历史伤口上洒盐，甚至是在制造新的族群矛盾，制造新的省籍仇恨。民进党将统、“独”争议仇敌化的思维已成惯性，将政党政治斗争化的恶习也未见改善。尤其是“独派”团体经常利用纪念“二二八”活动将不同政治主张者视为卖台集团，对本省同胞散播不信任外省族群的思想，将“二二八”工具化的纪念活动，怎能说有助于族群团结？口口声声骂人是外省猪，怎能说是在促进族群融合？

实际上，人性的光辉即使在“二二八事件”最混乱、最血腥的时刻，本省人、外省人挺身互挺、互助的例证在“二二八事件”当事人的回忆中，仍然闪烁着亮洁的情操。比如被“独派”人士视为“二二八”圣画的“恐怖的检查”，原是大陆四川画家黄荣灿的木刻版画，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被带到上海文汇报发表，足见对正义与公理的追求根本没有省籍的区别。纪念“二二八”，台湾民众绝不能遗忘先民坚守汉魂，捍卫国土完整的精忠义胆；台湾民众更必须警愓：任意扩大不同风俗文化的差异，刻意散播族群矛盾，只会带给整体族群不幸的遭遇。台湾民众应要期勉的是：只有促进族群融合，推动和谐、和解与合作，才能提升整体族群的力量成为推动台湾所有住民向上的动力；唯有台湾全体住民的团结合作，不分彼此，才能真如“二二八”纪念碑所言：天佑宝岛，万古长青。作者陈建仲（台湾）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研究员

来源：中国台湾网 (2007年0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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