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不是外国才有”

“这些患者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7月15日，铜山县卫生局局长祖桂兰说，当时卫生条件有限，铜山县里没有血站。血站设在徐州市，且资源紧缺，距离铜山县各镇的医院较远，遇到危重病人时，调血困难。“当时，《献血法》也未颁布，这些都是客观情况。”

铜山县信访局副局长赵永称，医生肯定不会故意害患者的，大都是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只是对血液卫生的认识很少。

曾多年担任卫生院院长的陈洪坦言，当年医院根本无意识去对血液进行检测。如果病人出现紧急情况，家属不愿意输血或者病人需要血液特别多的情况下，医院不得不买血。那时对卖血的人，上级也没有要求要健康证，“各家医院都是验个血型就可以了。”

陈洪说当时医生对艾滋的认识也不深刻。他虽然在80年代就听说了这个病，但直到1998年以后，铜山县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后，他才开始对艾滋病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

而群众对血液卫生的认识更少。目前这些感染艾滋病的农民，在1994年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何为艾滋病，第一次听说“艾滋病”这3个字基本都是在2000年以后。

毕生说，他第一次听到这3个字是在电视里，但根本不关心，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病。邵琴曾认为，艾滋病是遥不可及的，自己被感染后，才知道“艾滋原来不是外国才有的病”。

祖桂兰说，从1998年以后，铜山县各医院都严格遵守《献血法》的规定，统一使用徐州市血站的血液，医院私自采血情况才被杜绝。

不满意政府补偿金

2007年6月20日，铜山县开始对这些艾滋患者进行补偿。县政府艾滋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解决“对有证据证明曾在我县医疗卫生单位因输血和输用血制品感染艾滋病或发病者，或感染艾滋病的配偶或子女”的补偿标准。

在这份文件中，将因此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及家庭成员全部纳入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发病者和感染者可分别享受每人每月600元和300元的生活补助；给与发病者一次性5万—10万的资金补偿；春节、中秋节，分别给予发病者1000元、感染者300元的慰问金。

对于县里的补偿，邵琴等人并不满意。

陈强算了一笔账，目前除了妻子的药费，他们一家每月花费1000元，而妻子的医药费已经花了6万多，过几年自己再发病的话，花费则更多。像邵琴丈夫一样很多发病的感染者已花去至少六七万元费用，这笔钱不是贷款就是向亲友借的，“就算10万元的补偿还完债就没了。”邵琴说。

毕生称，当初打官司时，律师计算出来的赔偿数额是108万，后来官司中止了，考虑到这个数字难以获赔，就与病友们商量将数额降低到30万。其中包括了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对老人、孩子赡养抚养等费用。他称，考虑到了铜山县“全国经济百强县”的实际情况，“许多经济不如我们的地方的艾滋病患者获赔都在10万以上，我们总应该比他们多吧。”

染艾滋爷仨儿全部失业

2004年，邵琴也被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这几年里，在身体上、心理上，她一直遭受痛苦的煎熬，并且这份痛苦波及到了她的孩子。

邵琴儿子9岁，名叫张东(化名)，原本天真活泼，得知父母感染艾滋后，就不愿上学，“经常走到校门口就转身往家走。”邵琴说。

邵琴后来得知，她的病在村里传开后，许多家长都不让孩子和张东玩了，学校老师也话里话外劝他转学。邵琴气愤地找到学校，老师告诉她其他孩子的家长意见太大，都找到学校闹。

无奈下，邵琴把儿子转到距家五六十里路的大庙学校读书，“离得远，人家不知道我们有病。”每天张东独自坐汽车再倒三轮车上学，一次，三轮车翻车了，张东摔得全身是伤。事后，邵琴哭着找到板桥村小学，大喊着“不让孩子上学就告你们”。学校见到两份证明张东未感染艾滋病的检测报告后，才勉强留下他读书。

陈强一家在感染艾滋病前曾很富裕，22岁的大儿子原本给私人老板开车，每月工资1500元；二儿子在一家公司当职员，每月收入1300元；陈强自己给人做装潢，每月都能进1700元左右。

夫妻俩查出感染艾滋病后，爷仨儿全部失业，“没人愿意雇我们。”陈强说，消息在村里传开后，村民纷纷疏远了他家，两个儿子的对象也因此都吹了。

怕自己受到歧视，更怕家人遭牵连，许多感染者选择了沉默和逃避。陈强说，老家的一些病友不敢说出自己的病情，有些人还去城里或是外地打工挣钱，同时还做餐厅服务员等工作。

“政府应该保证我们安定的生活。”邵琴等人说，他们也不想外出打工或上访，这都是对现状不满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