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玉国在《记石家庄育红学校》一文里回忆说，学生贺边辉有一次昏迷住院，郝秀霞老师心疼得落泪，用热毛巾捂热输液瓶，在医院里陪了3天3夜。

普通老百姓那时70%粗粮、30%细粮。但在育红学校，有市委书记特批的细粮敞开供应。王立新记得她那时每顿都能吃上馒头。她经常看见洗碗池边的泔水桶上飘着几个馒头。一周吃一次用来改善生活的肉肠，也被一些男生跳窗从厨房拿出来吃掉，吃不完怕被发现就把肉肠扔进下水道。

董玉国曾经开会说，“你们把三年的粮食定量都吃完了。”李宝霞也说那是一段“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在邢台，也有孩子把吃不完的半拉馒头扔上房顶，结果，老师清扫房顶时扫下来两桶馒头。

在育红学校，有航模爱好者小组和体育爱好者小组。喜欢唱歌跳舞的王立新是宣传队成员，常青给她拍照时，她刚好在前台表演完节目。她们宣传队里一个叫张晓军的孩子，英语学得好，每当有老外来参观，他就被派去对话，后来这孩子考上了南京外国语学院。

“那时，育红学校的孩子在邢台几乎是享受特权。”李宝霞说，育红学校的孩子坐车和看电影都是免票的，到那儿就进，人家也不管，“心里还是挺美的”。这种特权有时也会过头，“调皮的男生跑到农民果园里摘果子吃，被发现了，一说自己是唐山孤儿，人家也拿你没辙。”

多年后，跟踪研究唐山孤儿的唐山市委党校教授高民杰在其论文《河北唐山地震后孤儿的心理变异及其社会化治理》里，把孤儿的这种心理归因为“无论是为孤儿举办的育红学校还是育红院，都是封闭型或半封闭型的??与社会接触很少，缺乏对社会的了解”，“他们认为国家给予的照顾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法律和社会道德上比较宽容孤儿”也是诱因之一。

1008名唐山孤儿中，早恋占42%

李宝霞没有参加初中升高中的考试。“老师把准考证发给我了，但我没去。当时就想毕业了好回家。”“回家干什么？自己挣钱自己花。”

一来学校，她就知道自己“肯定有工作”，“本来就是爸爸的单位送我来的”。这种想法王立新也有过。她本想准备中考，看见身边很多同学不复习，自己也想放弃。老师给她做工作，她想想还是去考。结果考上了，她又读了两年高中。1984年高中毕业，热爱文艺的她报考河北师大的艺术系，没考上。

常青说，李宝霞这样的想法在唐山孤儿中是普遍现象。“不喜欢依赖人，独立意识强，自尊心特别敏感”。

抗震30年纪念，当年的老师们从石家庄来唐山，所有的学生都去迎接。常青发现只有“大头”在“扬着脖子装英雄”。老师下车，走到他面前，摸摸他的头说，“大头，你都长这么高了。”这时绷不住了，大头眼泪“唰”地一下就出来了。“他们就是这样，不愿意向人示弱，被惹急了，哪怕你比我大，我打不过你，也要发泄完了再说。事后又往往会后悔，道歉。”

河北理工大学教授王子平1991年对994名唐山孤儿做问卷调查，发现91.2%的人是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或父母单位安排工作，“唐山市的特殊政策，父母生前的单位必须接收孤儿”。对1008名孤儿的调查中，有74.2%的人只有初中甚至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

李宝霞不认为这两个数据之间有因果联系，“那时，参加工作不像现在这样要文凭”。16岁的她初中毕业回到唐山，在父亲原来所在的冶金矿山机械厂做车工。育红学校出来的，在厂里有10个，都在车间做工人。她参加工作，只能先当学徒，每个月工资26元。

当时她与弟弟住在两间连着的单间里，全部的家具除了单位上焊的两张铁管床，就只剩一个旧茶几和哥哥给的两个破沙发。她开始体会到生活的艰辛。

类似的感觉，王立新也有。她1984年从石家庄回唐山，去了母亲所在的棉纺厂做纺织工，每天在机器前走动的距离大概80里地。逢年过节，室友回家，食堂不开饭，自己就只能炒个鸡蛋放点咸菜，有时买个馒头就着冰棍吃。这时，她特别怀念以前的集体生活。

从育红学校出来走向社会，到建立家庭，“这几乎是每个孩子最艰难的阶段”，常青说，“他们在经济上独立了，但在精神上却很脆弱。以前老师像疼自己孩子一样疼他们，一下子突然被抛入社会，突然就没人关心了。”

3年过去，李宝霞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田福利。田是粮食局车队司机，对他们姐弟不错，弟弟想买个收音机，他就花150元给买一个，相当于他几个月的工资。第二年，20岁的她答应了田的求婚。

开滦精神卫生中心神经症病区主任于振剑发现，失去父母后的自卑、封闭自我、缺乏社交，降低了唐山孤儿的社会自信心。即使走入恋爱和婚姻，仍然有自卑情绪，胆小怕事，女性则表现得很柔弱。

王立新的一个也是孤儿的室友，才18岁，跟一个男孩认识一个多月就上人家家里吃饭，对方的母亲给她买了个装衣服的皮箱和一件仿貂皮的腈纶外套，感动不已的她马上就嫁了。结果还在坐月子，两人就离婚了。这段经历让她至今未婚。

王子平发现1008名唐山孤儿中，早恋占42%，60%的人不到24岁就结婚了。

“如果能去个好家庭，父辈的人脉资源可以让自己少走很多弯路。”

作为常青眼中的“社会里最薄弱的群体”——这些“下边没根、上边没支撑，漂浮在社会中间”的唐山孤儿们，以各自的方式向社会中上层攀升。在唐山这个工业城市，脱离一线工人的身份，调进办公室工作，是很多孤儿的梦想。

王立新属于较早觉醒的一拨人。1984年，她回到唐山棉纺厂做工人，其间，她考过导游和英语，都没有考上。上了两年班，她狠下心报考了系统内部的纺织职工大学，经过半年的复习，终于考上。毕业后适逢厂里销售处招聘业务员，她以全厂第一的身份被录取，最终“逃离了机器”。

头脑灵活的王立新开始显露自己经商的天赋。她利用厂里的业务关系，做些“对缝儿”(挣差价)的活。后来发现，如果把“对缝儿”赚来的布拿去卖，可以挣得更多。她就在工作之余骑小三轮车上马路卖布，直至发展成现在的布店。她的工程师丈夫是厂里分来的第二批大学生。常青来她家看她，她坚决要用自己的丰田威驰送他回家。

李宝霞则在车间度过18年的车工生涯，直到1999年下岗。“像我们这样情况，是不应该下岗的”，她有些不平，也没去找领导理论。她不愿意向人示弱。

她决定趁机做个改变。2001年，在丈夫的要求下，她卖掉两室一厅的房子给丈夫买了辆货车，打算丈夫挣了钱就把房子买回来。2003年，丈夫在广西出了车祸，幸运地捡回一条命，车却报废了。她以9万元卖出去的房子，5年里涨了一倍，现在更涨到了39万。

李宝霞还是认为自己的生活比较幸福。她说自己和丈夫的感情很好，也很满意女儿的独立和大方。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她还是会选择去邢台育红学校。“不过，如果能像党育苗那样，去个好家庭，父辈的人脉资源可以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育红学校1984年奉命停办。“党氏三姐妹”的老二党育苗，8岁从石家庄回到唐山市福利院，14岁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心连心，军民联欢晚会”演出，见到了当年从废墟里救出自己的“解放军叔叔”吴兰恩。吴兰恩在跟党育苗的通信中，认下这个女儿。从此，党育苗跟随已经是中校的父亲去涿州生活。随后参军，转业，目前在一家科研机构的办公室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