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通过当地一家媒体记者的镜头，人们才了解了小振和在病房里最后的生活。3天时间里，他总是裹着一条黄色毛毯，同病房里其他孩子一样，他有时会挥舞着手脚大哭，有时会瞪着眼睛张望四周，有时只是躺在四周都是金属护栏的病床上，安静地睡着。唯一不同的是，小振和床头没有写着病例的标签，没有人按照标签的说明，推着他到不同的病房里接受治疗，护士们也不会再把他送回母亲身边。

因为无法顺利进食，小振和很快瘦了下去，脸色也越来越黄。他睁眼哭闹的时间越来越少，多数时间只是在床上沉睡。因为身体太瘦小，一张小小的儿童病床，有大半面积空着。

1月18日下午，当这名记者走进病房时，小振和“半睁着眼睛”躺在那里。他摸了一下孩子的脸颊，发现肌肉有些僵硬。随后，护士们验证了振和的死亡，他看起来好像只是睡着了一样。

高雄飞见到小振和，则是第二天的事情。前一天下午五点多，他接到爱尔眼库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孩子已经走了”。姜桂云哭着想见孩子最后一面，而高雄飞怕影响妻子的身体，决定还是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去”。第二天一早，他坐上第一班长途汽车，急急忙忙来到了长沙。儿童医院的太平间在医院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高雄飞站在门前，看着卷闸门缓缓升起，迟疑了一会儿，才走了进去。

阴冷的太平间，在冬季里格外寒气逼人。小振和就躺在一个棕色的编织袋里。高雄飞抱起他，发现儿子只穿着一套白色小花的病号服。

“儿子，爸爸给你穿衣服，乖乖的啊。”这位一路奔波的父亲从随身的行李里拿出粉色的羊毛衫、橙黄色的棉衣、棉裤，一件一件给孩子穿了上去。

“这里实在太冷了，他穿得又那么单薄……”高雄飞这样解释着。他当时转过头去，抽了抽鼻子，又给孩子的身边塞进去一个粉红色的奶瓶。

这是他与儿子的最后一面。

移植

角膜摘取的手术是在小振和离开的病床上完成的。眼库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角膜捐赠者。当他们把一块墨绿色的棉布盖在小振和的脸上时，本该只露出眼睛的一个拳头大小的洞，竟然将小振和小小的半个脸都露了出来。

眼库的医生们曾经担心，一个婴儿的角膜对成年人来说可能会太小。因此，小振和的角膜可能“只能应急”，没办法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但看到摘取下来的角膜时，他们发现，小振和眼睛黑眼球的部分特别大，角膜的大小也几乎接近了成年人的水平。一名眼库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感叹:“如果能够长大，这肯定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孩子。”

即使见惯了生死，儿童医院的护士们也纷纷“蒙上了眼睛”，不敢看这个摘取角膜的过程。

至于取出的两片透明角膜，则被放入一个不锈钢小瓶子，并在一个盛有冰块的黄色保温桶里冷藏起来。

本来，眼库计划将角膜移植给一位哈尔滨的患者。但由于这位患者被检查出了糖尿病，无法进行手术，排在第二位的周霞就幸运地获得了接受移植的机会。

角膜移植的过程非常顺利。医生把周霞眼中的坏角膜除去，又把小振和的角膜覆盖在周霞的眼睛上，并用线紧密地缝合起来，“就好像拆掉破碎的玻璃，又重新安上一块新的一样”。

手术完成后第二天，周霞就拆去了眼睛上的绷带。眼前的景物仍然十分模糊，但医生说，如果恢复良好，她的视力会慢慢提高的。

现在，这个胖胖的女孩子已经开始期待这只角膜带给她的新生活了。

重生

在高雄飞刚决定捐出儿子角膜的时候，一名当地记者曾经希望，这角膜能够被移植给一个同样年幼的孩子。“那这个故事就更加完美，小振和‘重生’的意味就更加强烈了。”

可高雄飞从来没考虑过这些。他唯一的希望，是儿子角膜的受捐者能尽量年轻一点，这样小振和的眼睛“就可以多看几年”。如今，21岁的周霞已经令他们足够满意了。

其实，除了年龄21岁、家住湖北松滋这些基本信息，高雄飞对周霞几乎一无所知。他和妻子没有打听周霞的电话，也没有试着联系她的家人，因为他担心，自己贸然联系，会让这一家人觉得有负担，“好像我们想要什么感谢似的”。

周霞也没有跟高雄飞联系过。她没有手机，也不知道高雄飞的电话，她更担心拙于言辞的自己，到时候会“讲不出话来”。

平日里，周霞的生活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她不爱听音乐，不爱看书，现在为了保护眼睛，也不能看电视。而在上一次眼睛再次感染后，家人们也不许她再做家务了。

她总是待在自己的新房里。在这个表姐帮她布置的房间里，有紫色的窗帘，紫色的衣柜，紫色的沙发，这是年轻女孩子们通常喜欢的浪漫颜色。

可这个农村姑娘更喜欢生活里那些具体的东西。她喜欢这间漂亮的婚房，喜欢老公买给她的黑色羽绒服，也喜欢结婚时穿过的那件红色大衣。而最让她感到充满希望的，则是自己的眼睛恢复以后，她“还能帮老公做些家务”。

只有在谈起新婚的丈夫时，周霞有些呆滞的眼神中才会透出欣喜。她的母亲很少讲话，父亲又要打工，又要种田，更是很少跟女儿交流。直到有记者到家中采访时，他才想起来仔细看看女儿，并吃惊地问:“你的眼睛怎么还这么红？”

手术1个月后，周霞的左眼球仍然泛着一大片血色，她还在耐心等待自己的康复。现在，她每天需要用3种眼药水、3种药膏，稍有刺激就会泪流不止。但这个被病痛折磨了一年的女孩子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希望

从医院回到家后，大儿子振强第一个跑过来问高雄飞:“弟弟怎么没有回来？”高雄飞犹豫了很久，告诉小振强，弟弟“永远不会回来了”。这个刚刚发誓要好好学习、长大挣钱给弟弟治病的男孩子，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用清亮的童音大哭起来。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小振和的痕迹被有意从家里抹掉了。长辈们很有默契，不再谈起这个早早离去的小儿子，姜桂云也把孩子的新衣服都送了人。甚至，高雄飞把儿子的骨灰也留在了长沙，因为爱尔眼库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所有的角膜捐赠者，都会被埋在长沙市郊的凤凰山。那里风景优美，而且是长沙“风水最好的地方”。

只有一个纪念杯被孩子的奶奶留了下来，塞在柜子的最里面。那是一座30厘米高的透明纪念杯，在纪念杯的顶端，有一只眼睛形状的雕塑，而在下面的支柱上，刻着一句话:留取光明在人间。

高雄飞说，这是儿子在家里“唯一留下来的东西”。

但伤痛的情绪还在这个家庭里挥之不去。有时候，小振强会趴在妈妈的怀里撒娇，让妈妈再生一个弟弟；有时候，高雄飞和姜桂云会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看手机上保存的小振和的照片。

“和他的哥哥长得一模一样。”姜桂云看了一眼大儿子，轻轻地说。

这对年轻的父母，正努力让自己从伤痛中解脱出来。“至少，他还能用自己的眼睛，帮助这世上的其他人。”高雄飞这样想着，就觉得自己多了些“心安理得”。

2月10日，通过前来采访的记者，周霞第一次给高雄飞打了电话。整个对话中，周霞紧张得只会不断重复几个句子:“谢谢高叔叔”，或“新年快乐”。反倒是原本不善言辞的高雄飞不断问周霞，家里有几口人，父亲做什么工作，眼睛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

这次短暂的通话结束后，高雄飞不断抱怨，家里信号不好，“好多问题都没听清”。而周霞则涨红了脸颊，眼泪不断在眼眶里打转，很久都讲不出话来。

她大概是太紧张了，站起身在屋门口吹了吹冷风，让自己平静下来。她家的门外，是不同于湖南的另一幅画卷:土地不再是暗红，而是泛出了黄色；一小片平整的农田里，立着一座灰色的小屋；天空正下着小雨，不远处的山透出一片湿润的绿。

这个21岁的女孩儿轻轻地笑了。在她的面前，那些熟悉的山峰、田野，正和自己的生活一起，逐渐清晰起来。(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