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棺材”前围观者很多，体验者有50多人。但“棺材”体验引来了不少讥讽和质疑。有批评者认为，这样的活动，不是“无聊”，就是“作秀”，有人甚至称林玉敏是在做“死亡宣教”，是在教人死亡。

在武汉一所高校开展生命教育活动时，义工刘修明向观看的一名大学生介绍了“棺材”体验活动。他一边介绍，一边观察那名大学生的反应。他发现，那名大学生一直在翻白眼。

“假如现场有一口棺材，你会不会躺进去？”刘修明问。“这样做有意义吗？”那名大学生反问道。

令他们欣慰的是一些体验者事后写下的话。有人这样写道:“我很庆幸，我不曾白活。爱过、恨过、悔过、怨过……如果时间从头开始，我仍然一如既往，活着的你们，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美丽人生。”还有人写道:“人生苦短，要珍惜眼前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不浪费时间，在将来我们垂垂老矣的时候可以说，我们没有白活过。”

“临终关怀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无国界社工湖北慈宁服务处的办公室设在走廊的尽头，只有两间，每间10多平方米，结构一样。一间挤满了办公桌，一间活动室。办公室不分节假日，白天始终有人值守。

林玉敏的办公桌在最深处。格子很高，坐下后，露不出头。就是在这个地方，由她带来的具有强烈香港意味的临终关怀理念，开始走进武汉。

办公室的门上，不同时间会换上不同牌子。工作时间的牌子是“工作时间，敲门请进”，外出时就挂上“外出工作”的牌子，休息时间又换上提醒工作时间是何时的牌子。纸是粉色的，看起来很温馨。因在护养中心内，这里经常有老人过来散步，林玉敏不想让他们因她的存在感到更加害怕。

因为直到现在，她仍被不少人认作是“死神”。

3年即将过去，她的普通话说得已经相当流利，身体也适应了当地环境。她送走了一位又一位老人。那些了解她的人，很愿意和她接触。但是，她并不认为临终关怀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3年来，她的团队日渐扩大，各地的义工队伍也在她的影响下更加专业。但她发现，临终关怀项目，始终没有达到自己理想中的“高标准”，一些人甚至对社工的职能仍不清楚。

在香港，临终关怀的团队不仅仅有医护和社工，还有物理治疗师、药剂师等专业人员。个案有需要时，这些人就会坐下来，讨论关于病人的个案需要，为个案提供个性化服务。社工不仅充当个案和这支队伍之间的联络人，还要对个案进行心理疏导。

香港一位80多岁的老人，患有严重糖尿病，他非常渴望能吃到一碗红豆沙。医生告诉他不能吃糖，但老人坚持要吃。老人就和社工讲，我都快上天堂了，就想吃口甜点，难道这么点愿望都不能满足吗？社工就把老人的愿望告诉老人的女儿。女儿立刻表示同意，说老人开心就好。

为化解这个难题，社工便把老人的女儿和医生召集在一起，最后商定的结果是，老人可以定时吃上一碗少放糖的红豆沙。

但如此个性化的服务，在武汉的工作中，林玉敏很难实现。曾有一位老人因患直肠癌，手纸用量特别多。有一次，定量分发的手纸用完了，老人就向管理人员要。但管理人员说，每个人都是那么多，他不能特殊。弄得老人很尴尬。林玉敏看到这个场景，就偷偷给老人买了手纸。

对死亡的探讨，仍是一个禁区。

社工黄华清曾做过一个小游戏。她用手机短信的方式，问自己的好朋友，假设她死后，大家用什么方式纪念她？

结果，几乎所有朋友回复问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还有人问她，是不是因为做临终关怀这份工作，让她心理抑郁了。有朋友不放心，还给她打来电话，看她是否还正常。她一再强调，她就是想知道答案，并追问朋友用什么方式纪念她。朋友告诉她，那就逢节日的时候，给她烧炷香吧。

质疑林玉敏的声音一直都存在。每有质疑，她就讲一遍“捡海星”的故事。她用故事来回答质疑。

一个人有一天在退潮的沙滩上散步，看到满沙滩都是被海浪冲上来的海星，在太阳的照晒下，奄奄一息。他的前面有一个孩子，一边走一边不断地把一只只海星捡起来，抛回海中。他问孩子:“沙滩上有成千上万只海星，你这样做有用吗？”孩子看着手中的海星说:“至少，对这一只有用。”

林玉敏很快就要回香港工作了。无国界社工会另派人接替她的工作，这一段时间，她经常会静下来反思:“临终关怀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她暂时找不到答案。

“临终关怀”运动先锋Cicely Saunders的话就贴在办公室外墙上，十分醒目，林玉敏烂熟于心:

你是你，你一直活到最后一刻，

仍然是那么重要，

你是重要的，因为我们会尽一切努力，

帮助你安详去世，

但也尽一切努力，会让你活到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