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在ICU里，心内科副主任赵峰、主治医师刘宪义和住院医师于峥嵘在轮流给熊卓为做心肺复苏。“按压的力度和复苏的效果成正比。如果压得力度不够，我们检测就能看到血压达不到，所以心脏按压一个人不能持续很久，十几分钟就要换人，压一会儿没劲儿了，力度就会减弱。”

抢救手术的主刀医生李岩赶到病房时，心脏复苏按压状态已经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心脏始终不能自主收缩。在场的北大医院院长章友康是肾内科专家、阜外医院院长胡盛寿是心血管专家，几人交流后决定采取临时的呼吸循环功能辅助。“手术把肺动脉的栓塞取出来，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救活病人。当时并没有决定开胸，只是从大腿根主动静脉放了动静脉插管，连接了人工心肺机进行了体外呼吸循环。这个的必要条件是要进行全身抗凝，把血引向体外，人工肺氧合再由人工心脏泵回到体内去。”全身抗凝的前10分钟，“心跳明显好转，血压明显复苏”。

但是，10分钟后，所有抢救人员的心情跌倒谷底，熊卓为出现失血现象。当时的检查结果是心包出血，“在场所有的外科大夫立刻判断这是心脏复苏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专家们再次交换意见，就在ICU里进行开胸探查。打开胸腔，李岩发现右前壁有出血，缝合后又发现腹腔也有出血，在熊卓为的肝脏上，压断的肋骨留下一个3厘米×8厘米的创口。打开胸腔止血后，在熊卓为的肺动脉中，取出了两节血栓。“我们尽了全力，在心脏复苏条件下这是最高级的抢救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无法恢复自主的呼吸和心跳，可以认为病人临床医学死亡。”

1月31日早上李淳德打开手机的时候，得到了熊卓为死于急性肺栓塞的消息。李淳德向本刊解释，这种术后并发症发生概率是0.3%，一旦发生，患者死亡的可能性在90%。虽然在其他医院的同行那里，早就有急性肺栓塞导致死亡的先例，可是被自己遇到是头一回。这种并发症事前毫无预兆，因此也就十分的凶险，医学界目前对此也没有什么指南可供参考。家属对这个结果并不认同，丈夫王建国和律师卓小勤耿耿于怀的是，心肺复苏过程中肋骨骨折造成了熊卓为的心包和肝脏的损伤。而心内科副主任洪涛的解释是，“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急救专家、心内科专家都清楚，心肺复苏超过10分钟就可能导致患者肋骨骨折、内脏受损”。医生们的逻辑是，熊卓为先出现了呼吸衰竭，如果不进行心肺复苏，很快就会故去，人的生命都成问题的时候，已经顾不得骨折了。并且前后算上对熊卓为进行的心肺复苏长达数小时，肋骨骨折难以避免。可是，家属认为，如果没有心包和肝脏的损伤，熊卓为或许有可能救回来。另外，回头来看这个“非常顺利”的脊柱手术，当初是否有做的必要，术后是否该采取抗凝措施也让家属提出了质疑。熊卓为的死亡，家属把矛头指向了医院的人为因素。

一个家庭的命运转折

王建国的小书房里烟雾缭绕，他头发凌乱，衣服有些皱，坐在电脑前不停地抽烟。每天除了应付媒体外，他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整理涉及官司的各种证据。妻子熊卓为故去已经3年多，遗像仍摆在客厅显眼的位置，甚至骨灰都放在家里。家里四散着各种杂物，“没有我爱人收拾，就变成这样了”，王建国有些不好意思。熊卓为喜欢买些京剧脸谱等小摆设放在书柜里，即使隔着书柜的玻璃门，也能看到上面的一层灰尘。

“谁能想到她在北大医院工作了1年零8个月，却死在自己的医院里。”王建国一脸的迷茫，他的书房里挂着好几串佛珠。“她离开的第一年，我求助于宗教，希望能证明灵魂的存在，至少能安慰自己。可是仍然抑制不住悲痛，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流下泪，经常一边流泪一边讲课。”

熊卓为出生在武汉的医学世家，父亲熊旭林是全国著名的泌尿科专家，母亲管慧英是武汉协和医院的儿科专家。熊家有3个女儿，熊卓为最小。“她从小学开始在班里的成绩就是第一名。”提起小女儿，88岁的管慧英充满抑制不住的骄傲。中学后，熊卓为作为知青下乡，1977年恢复高考时，一边在农村参加劳动，一边复习的熊卓为数学考了满分。当时的规定是数学成绩优异的考生可以优先报考理工类学校。

医学世家的背景，熊卓为报考医科院校显得顺理成章，1977年熊卓为进入同济医科大学学习，毕业后先到武汉第二医院上班，后来调到母亲所在的武汉协和医院，也成为儿科医生。

与王建国的相识要追溯到1984年，当时王建国在欧洲留学，两人经人介绍相识，然后鸿雁传书，直到5年后，在澳大利亚重逢并在当地结婚。在丈夫印象里，熊卓为对待学习和工作都是异常认真:刚考上博士时候，熊卓为怀孕了，但是考虑课程紧张，还要准备博士论文，就决定不要这个孩子。后来，勤奋的熊卓为用了4年时间就拿到了5年才能取得的医学博士学位，可是两人付出的代价是，因为年龄原因从此再也没有孩子了。

此后，无论工作发生怎样的变动，夫妻俩始终在一起。王建国先从澳大利亚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成为管理学教授，熊卓为也跟着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做博士后，回到澳大利亚做研究员一年后，她再次回到新加坡国家心脏中心，从研究员一直到成为首席科学家，创建生物和脂蛋白研究所。2004年，王建国回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熊卓为也通过教育部推荐，回到北大医院的心血管研究所。没想到不到两年，相依为命的夫妻却面临了死别。

失去妻子之初，王建国并没有想到诉讼。复杂的医疗知识已经超出了这名管理学教授的理解范围，他只知道妻子是在医院手术后去世的，“医院肯定有过错”。他找到医院，提出50万元的赔偿金，并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一个研究所，然后用这笔钱建立一个医疗流程管理培训中心，“用管理学规范医疗过程，控制治疗中可能出现的失误”。

但北大医院方面并不接受王建国提出的条件，也不认为在治疗过程中存在任何失误。“他们只跟我说，如果我放弃诉讼，可以免去我的医疗费用。”王建国与北大医院就赔偿问题有过多次争论，直到2007年10月又一次专家针对医疗过程的咨询会上，中国医师协会医师维权委员会的主任邓利强提醒王建国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他才在妻子去世近两年后，提起诉讼。

矛盾节点:非法行医

2009年11月3日，二审开庭之前的两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公益医院非法行医，北大医学教授惨死北大医院》的报道，让这场持续了两年的官司迅速成了新闻热点，到二审开庭时许多媒体记者进行了旁听。不过此时，新闻的关注点并不在双方存在巨大分歧的熊卓为复杂的死因，而是当晚参与抢救的医生的执业资格问题。卓小勤把病历中出现的所有医生和护士的名字都上网搜索，然后发现参与观察、诊疗和抢救的医生段鸿洲、于峥嵘和肖建涛是没有资质的，而在抢救过程中“由毫无临床经验的未取得医师执业注册的实习生做胸外按压”，导致了熊卓为肋骨骨折、心脏和肝脏破裂，最后死亡。他援引《刑法》336条第一款关于非法行医罪的规定，认为此案属于“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

参与心肺复苏抢救的于峥嵘于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想要成为一名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执业医师法》的规定是首先要参加国家统一的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后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不过这时候还不能说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执业资格。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在拿到《医师资格证书》之后还要进行注册，然后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类别、范围执业。根据这个程序，于峥嵘当时所处的时间段很尴尬，他1997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本科生，2002年升入本校研究生，2005年7月硕士毕业。毕业前夕，他同所有准备进入医院工作的医学院学生一样参加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并在2005年底就拿到了资格证书，根据工作流程，从获得资格到注册为执业医师还会间隔几个月，而对熊卓为的抢救就发生在于峥嵘拿到医师资格证书，还没有成为执业医师的2006年1月底。

不过，卫生部曾在2007年对甘肃省卫生厅的《关于非法行医有关问题的批复》里对上述时间差做出了变通:“已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并具备申请执业医师注册条件的医师，非本人原因导致未获得医师执业证书前，在其受聘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工作时间内的执业活动不属于非法行医。”

因为王建国起诉北大医院非法行医的案件引起社会上关于医学院学生临床实践的讨论，卫生部在节目播出的第二天给出回应指出，卫生部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医学生在临床带教教师的监督、指导下，可以接触观察患者、询问患者病史、检查患者体征、查阅患者有关资料、参与分析讨论患者病情、书写病历及住院患者病程记录、填写各类检查和处置单及医嘱和处方，对患者实施有关诊疗操作、参加有关的手术”；“试用期医学毕业生在指导医师的监督、指导下，可以为患者提供相应的临床诊疗服务”；“医学生和试用期医学毕业生参与医学教育临床诊疗活动必须由临床带教教师或指导医师监督、指导，不得独自为患者提供临床诊疗服务。临床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有关诊疗的文字材料必须经临床带教教师或指导医师审核签名后才能作为正式医疗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