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封信:我的家庭

从1998年离开重庆，孙伟铭就开始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父母都出身农村，在铁路部门从事基层工作。父亲孙林年近六旬，体弱多病，即将退休。但是为了多挣几百块奖金，他申请去为单位在偏远的工区煮饭，“工作的地点都是在山沟沟里转”。孙林对本刊记者说。母亲因病在多年前已经办理病退，父母收入加起来不到2000元，除了一套住房，没有其他财产。

因此，当孙林2008年12月15日接到成都警方的通知后，他面临着自己58年的人生经验难以解决的一系列难题:如何为儿子求得受害家庭的谅解？如何凑齐受害家庭要求的总额近百万元的赔偿金？还有如何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和羞愧？

孙林到成都的时候是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晚上。“警察没有说到底出了多大的事，我就带了5000块钱，连身份证和药都忘了带。”孙林说。当他走出候车室时，正好有人拿着一张报纸在看，上面赫然就是儿子孙伟铭的照片和交通肇事致4死1伤的严重车祸。他一看就“吓倒了”，他在候车室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痛哭了一场，然后就在火车北站的广场上，来来回回地徘徊了一整夜。

孙林一直不敢跨进交警局的大门。“警察给他打了6次电话，他都说要来，但每次约定的时间他都没有出现。”韩思杰对本刊记者说。12月16日上午，当他终于出现在交警三分局的办公室，韩思杰的父亲抑制不住愤怒，给了他一耳光:“你敢骗我，打电话你也不接。”孙林双膝跪地，痛哭着说:“我确确实实没有电话，我用不来电话。”

孙林从来没有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尤其在儿子犯下这么大的事故后，公众的注意让他慌乱羞愧。在成都市交警三分局与受害者家属见面后，为了躲避媒体追问，他拎着塑料袋，急匆匆三步并作两步，几乎是从楼梯上跳着下楼。实在躲不开媒体追问时，他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汇报，“我正在四处凑钱”，“我们不敢露面，走在路上，别人都在戳我们的背脊骨啊”。孙林对本刊记者说。

因为凑不齐受害家庭要求的赔偿金，他也一直不敢跟受害者家属接触，这让受害家庭怀疑他解决问题的诚意。律师施俊英告诉本刊记者，孙林一直急切地想卖掉瑞升花园的房子，但由于孙伟铭在看守所，无法去公证处，房子出售遇到了法律上的障碍。孙林收了4次订金，最后都不得不退掉。孙伟铭的所有积蓄都用来买了这辆20多万元的别克车。事发后，办案民警在他身上搜出三张卡，一张有58元，一张有53元，另外一张卡里没有钱。

4条人命，近百万元的赔偿。这不是这个一直谨小慎微地生活、每个月全家收入不到2000元的老人能够处理的问题。

孙伟铭也知道这一点。2009年6月，孙伟铭给受害家庭寄去了第二封信。他的案子已开庭一个月，律师告诉他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极有可能被处以“无期”的处罚。这一封信孙伟铭写了正反4页，怕对方混淆顺序，他在每页下角编好了页码。

他在信中描述了他的家庭:“父亲成长在被抱养的家庭，自我懂事起，就听到太多他被冷落歧视的事。我的父母大半辈子堆积太多遗憾和疾苦。他们坚韧、勤俭持家总令我和妹妹感到温馨，日子看着一天一天好起来。我买车他们支持我，我买房他们也支持我，我没时间谈女朋友，他们替我张罗。我没时间洗衣收拾房间，常堆积起来，他们就隔段时间来成都为我整理卫生。打我懂事起，我没见过母亲买过一件饰品装扮自己。我父亲总是捡我过时的衣服穿，衬衣磨破领口袖口，夏天穿的汗衫，穿了好几年，背上七八个破洞，都不舍得丢弃。家中为了省钱，重庆那么热，直到现在客厅和卧室还没装空调。甚至2005年我买房入住时，父母坚持坐火车、公共汽车，自己动手用了好几次才将一张大木床和圆桌从重庆搬来供我使用。”

孙伟铭曾经是这个清贫家庭的希望。2008年，他将新买的别克车从成都开回重庆，这给“从未坐过小车”的父母极大的荣誉感。“他自己也很有成就感。”易川说，“他觉得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已经摆脱了原来窘迫的生活。”

破灭

大约从2004年开始，随着事业成功，孙伟铭也开始有了一些工作之外的生活，比如出入一些白领的聚会。在聚会上，他告诉新认识的朋友，自己从财经大学毕业。在朋友黄颖的印象中，他确实“书生气很浓，干干净净的一个小伙子。戴着金丝眼镜，讲究仪表，很会规划自己的生活”。“有一次聊天说到女孩子总是花一块钱去买两块不需要的东西，男孩子是花两块钱去买一块需要的东西。孙伟铭说，我是花一块钱买两块需要的东西。”黄颖对本刊记者回忆。

2005年，他在瑞升花园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因为销售人员经常要穿正装，所以他有很多衬衣，都叠放得整整齐齐。他鞋子也很多，有时候我们去他家玩，我们看电视，他就自己打理鞋子。每双鞋子擦完了都用干毛巾塞进去，保持鞋子不变形。他说这样比用鞋托更好，干毛巾吸潮，更保护鞋子。”易川告诉本刊记者。

孙伟铭对这时候的自己也充满了信心，他甚至觉得自己的经历和心态可以帮助一些弱者。黄颖在一所小学担任班主任，她记得一次聚会的时候，孙伟铭问她，有没有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他说自己一直有这样的想法，现在生活比较稳定了，不仅能从经济上帮助贫困生，还可以用积极的心态影响这些孩子”。

2006年春天，黄颖将自己班上的学生林芳推荐给了他。第一次见面约在“仁和春天”旁的一家麦当劳。“他拎着两口袋东西，都是给我女儿买的生活和学习用品，有洗发水、洗面奶、毛巾和书本用具。”林芳的母亲范小琼对本刊记者回忆。此后一年多，他几乎每个月都给范小琼打电话，约在西南书城门口或者“仁和春天”前面的广场碰头，给他们100块钱，并请他们吃一顿饭，“只有两次他很忙，就隔了一个月，但下次就给了200元”。范小琼说。孙伟铭确实在试图影响这个生于贫寒家庭的孩子，“他对林芳说，要好好学习，现在社会好了，自己努力是有出路的”。他甚至还注意她的生活细节。“有一次吃饭前，他叫林芳去洗手。我们是从农村来的，平时不是很讲究这些，让我这个当妈的感到很不好意思。”范小琼对本刊记者说。

黄颖最后一次和孙伟铭见面，是在2007年冬天的公共汽车上。这一年，孙伟铭和团队已经实现超千万元合同金额。“他依然西装笔挺地坐在公车上。我问他，现在收入已经比较高了，为什么不买车？他说太忙，没时间去考驾照。我还说，现在驾校可是越来越严格了。”

此后，黄颖再看到他，是在电视上。这时的孙伟铭让黄颖“有些震惊”:他穿着橘红色的囚犯背心，站在被告席上，身体比以前发胖，戴一副黑边眼镜，胡子拉碴。这个年轻人用10年时间经营起的成功形象、远大抱负和整个家庭的梦想，突然被他制造的一场车祸击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