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撞碎的生活

成龙路是一条双向六车道的马路，马路宽阔，路况平稳，路面用黄色漆刷着限速60的字样。卓锦城路口刚好处在横跨三环的骄子立交桥下坡处的尽头。“这意味着，一般车到这个位置，由于下坡，从坡顶下来都会速度快一点。”四川省交警总队一位警察对本刊记者说。

在红灯刚要转绿的时候，孙伟铭的车也驶离了他追尾比亚迪的位置1650米，来到卓锦城路口。按警方事后根据鉴定，“他当时的速度已经到了134～138公里/小时”。酒精的后劲已经发作。“他说感觉开着开着，周围的天都变黑了。”孙伟铭的律师施俊英对本刊记者说。但实际上，当时所有行驶在该路段的证人对天色的描述都是:白天，路面干燥，视线很好。

17时20分，一声巨响。黑色别克车越过道路中间的黄色双实线，一头撞向了停在最近车道的“奔奔”。停在“奔奔”之后的奥拓车车主谢开新看到，“奔奔车被撞起来2米多高，越过两个车道，左侧侧翻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隔离绿化带上。一名女子从车中被甩了出来”。

蒋维平驾驶的蒙迪欧停在奥拓车之后。他看到“别克车撞击奔奔后，在道路上旋转，旋转时与前面的奥拓车发生碰撞，撞飞的散落物打坏了我的车灯”。别克车依然没有停下来，直到它撞上了排在蒋维平之后的一辆奇瑞车的保险杠。这是它撞击的第四辆车，撞击范围已经到了离卓锦城路口约50米的地方。当孙伟铭从副驾位置下车后，他的头部流血，站都站不稳。此时他血液中的乙醇浓度为135.8mg/100ml，高于醉酒驾驶的底线80mg/100ml。

这次连环撞击对三辆车造成约5万元实物损失，但受伤最严重的是“奔奔”。一位当时赶到现场的成都记者告诉本刊，“别克车撞击奔奔的位置是在驾驶员所在的车头，我看到奔奔车的车头被撞瘪一大块，就像是从右车头到左车身被斜切掉了70度”。

驾驶员张景全和副驾位上的妻子尹国辉被卡在座位上，等到消防员用切割机将他们和车身分离，送到空军医院后，他们已因伤势太重身亡。坐在后排中座的张成秀被强大的冲击力从汽车的前挡风玻璃飞出车外，当场死亡。和她同坐后排的丈夫金亚民也当场死亡。两对夫妇的死亡原因都是因碰撞导致颅脑及胸部复合性损伤。

代玉秀的座位是离撞击相对最远的一个位置，经过一个通宵的抢救，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不幸的是，强大的撞击力也导致她重型颅脑外伤，全身多处骨折。

2009年7月29日，代玉秀倚靠在家中客厅的沙发上，神色依然痛苦疲惫。她的身体里还有无数断骨和十来颗钢钉。“小腿17处骨折。”她的儿子韩思杰告诉本刊记者，“两根小腿骨，粗的一根用钢板支撑着，打入钢钉连接断骨。细的一根就管不了了，医生说让它们先自己生长”。因此刚出院回家的时候，代玉秀的左小腿不能弯曲。诊断书上写着，左膝关节活动度丧失达50%以上，已明显构成肢体残废。家里人为了让她再站起来，每天要扶她站起来做康复训练。但这对代玉秀是个痛苦的折磨，一旦身体的力量被加诸碎裂的腿骨，“小腿和脚就觉得刺痛难忍”。

代玉秀刚进医院的时候昏迷了好几天。一根位于头部正中的神经已经移位，这意味着头痛发作的时候，她会意识不清:叫儿子“兄弟”，还怀疑从城市另一端赶来为她做饭的姐姐在隔壁杀羊，用羊血来给她做饭，并在饭里下毒。清醒的时候，她会说“觉得最对不起儿子”。儿子是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研究生，去年刚从深圳回成都，找了一份实习期间月工资只有800元的事业单位，“因为更方便请假，好照顾家里”。

25岁的张志宇和24岁的金宇航的生活也被这场车祸撞碎。他们的父母双双罹难，这两个刚从学校出来不久的孩子，除了面对只有一个人的家，还要负责偿还父母刚买不久的房子的贷款。

第一封信:我的奋斗

2009年4月，距离开庭约一个月的时间，3个受害家庭都收到了一封来自郫县安都镇的信。信是孙伟铭从看守所里写来的。他说自己“以当下卑下的身份来信”，是希望受害家庭能对他“多一些了解，并给予机会”。在信里，他讲述了自己来成都的奋斗经历，并强调自己的“个人价值”，这是他在成都打拼10年的立身之本，现在他希望能凭借它完成对自己、家庭和受害方的救赎:“我觉得无论个人能力，包括社会这么多年培养我，父母培养我，学校培养我，如果让我在这样的环境长久地待下去，是一种浪费。对受害家庭也是这样的。”

1998年，高中毕业的孙伟铭来到成都。对于自己的中学时光，孙伟铭很少跟朋友提起，只是简单总结为“盲目虚度光阴”，唯一和未来相关的是，“他告诉我们，他在中学一直坚持练长跑，是非常有毅力的一个人”，孙伟铭的朋友黄颖对本刊记者说。

父母是远在重庆的普通工人，对他在这个省会城市立足无法提供任何帮助，高中学历让他无法选择更高的起点，年仅20岁的孙伟铭从销售人员起步。他在一家软件公司谋取了一份销售职位，首月底薪仅400元。“基层的销售员基本都是家里没有背景的年轻人来从事，要承受比别的行业更多的拒绝和打击。”刘强(化名)曾经是孙伟铭的同事，他告诉本刊记者，

但孙伟铭“更严苛地逼自己做很多事情”。“公司早上8点30分打卡，他从来不迟到。我们有时候做不完的工作就拖到明天，他为了按时交标书或者文档，可以经常不吃晚饭，熬夜到三四点写完。”对自己工作的苛求在他当了销售总监后，普及到整个部门。“他订了惩罚制度，如果我们的文档里出现一个错别字，就要扣钱。他自己也一样受罚。”易川(化名)告诉本刊记者。他是孙伟铭的另一位朋友，易川看过孙伟铭在商场上的表现，“一个团队出售产品时，他会先让新人去做产品讲解，在整个过程处于劣势的时候，他站出来，把产品重新表述一下，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在法庭上和给受害家庭的信里，孙伟铭都提到自己是一个“有抱负的人”。虽然朋友们私下没有听到他描述自己的抱负，“但是从他工作的劲头可以看出来。他一周工作至少70个小时，为了工作可以放弃一切。他30岁还没交女朋友”。易川说。

孙伟铭的职业化和由此历练出的心理素质，成都电视台《红绿灯》栏目的制片人贾红雨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见到孙伟铭。孙伟铭的右边脸上还满是碎小细长的伤口，左边头上包着纱布，头部的撞伤导致眼部红肿。“一般人犯这么大事已经被打倒了，拒绝采访是很正常的。或者什么也不说，或者哭得没法说下去。但孙伟铭不一样，他没有崩溃，情绪很稳定。说话很慢，一边想一边说，感觉是个不会随意地说一些话的人。”贾红雨对本刊记者回忆。

“他态度很好，见面就先点头，像在生意场上见客户一样。他希望能给他父亲带几句话:第一，帮我转交一份未完成的合同，如果现在中止，会引起经济纠纷。第二，帮我转交车后备箱的电脑里的一些经济资料。第三，帮我请律师。第一个律师是某某，如果他不行，你找第二个律师。他分别交代了每一个需要他父亲找的人的名字和电话，所有号码都是随口说出的，感觉他是个很聪明的人，这些事情都记在脑子里。”

孙伟铭捎给父亲的最后一句话是:重庆的房子千万不要卖，这是你们留着养老的，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解决。